大英博物馆是一种述说文明的方式。它要说的故事是从大门左手边开始的，那里有埃及、巴比伦、希腊以及罗马展区，它们是西方文明的根源。大门的右方，则有美国等“新世界”地区，是西方文明的晚近阶段。至于中国，则与其它亚洲展区并存于大门遥遥相对的另一端，是西方文明的他者，用以比对它自身的独特轨迹和性质。同时，它又是一座帝国的记忆。那些填充它叙事框架的木乃伊、大理石以及林林总总的珍稀文物，恰足以说明大英帝国昔年的强盛、诡诈和霸道。

相对于此，雅典的卫城遗址所要告诉我们的，则是一番完全不同的故事。它本是西方古典世界的光荣，两千多年以来屡遭天灾、兵燹和劫掠，如今成了一尊碎裂的古瓶，以残缺的片断诱发游人思考那已不复在的全体，和其间蕴涵的意义。

不过，尽管周边有许多招揽游客的小贩，但是整座废墟仍然不失历史的庄严，没有过度恶俗的装点，不曾沦为任人蹂躏的乐园。每一个去过巴特农神殿的游客都会忍不住想象，要是大英博物馆里头的石雕全都运回此处，放在它们原来该有的位置上，那将会是何等壮丽的景观呢？

至今为止，希腊当局已经成功向瑞典、梵蒂冈和意大利等多个国家取回了不少卫城遗物。只有英国，仍在舆论的巨压下，力图保留大英博物馆的镇馆之宝。尽管如此，双方的谈判也还是有进展的。最起码，英方知道自己在道德上实在站不住脚，只能用租借或其它合作方式争取最大的利益。

在这样的脉络下，看圆明园兽首拍卖事件，或能写照出不同的方向。

首先，经过重重转手，现在那几具兽首的物主并非国家，而是私人，争讨工作因此分外困难。从中国民间的情绪看来，大家对圆明园的象征意义又的确是很在乎的。既然如此，我们不妨假定在兽首无法顺利回归的前提下，中国自己应该要先做些什么。

比如说，我们可以升级圆明园的管理权，把它从北京市海淀区政府辖下的圆明园管理处变成国家级的遗址公园管理局，不要再让人进去拍完电影留下被破坏的植被（这正是当年《无极》剧组的作为），还要拆除后来兴建的饭馆和商店（根据北京林业大学曹丽娟的调查，此类建筑竟然占了长春园15％的景点），还它应有的尊严。然后，我们用它去说一段故事。

这段故事自然与国家有关。史学家汪荣祖先生在《追寻失落的圆明园》中指出，现代中国人之所以不能忘怀一座皇家园林的命运，是因为他们非常困惑，“为何西方人会犯自己订立的国际法，该法明确禁止在战时从平民或国家元首手中，掠夺可以带走的私人财产”，尤其是英法联军劫掠圆明园的那一回，因为列强刚刚才在1899年加入了禁止战时掠夺的“海牙公约”。可是，它的意义又不是应该仅限于此。因为圆明园的沦落破败，除了西方，也有中国人自己的责任。英法联军撤离没多久，附近居民就跑进去洗劫木材了。满清颠覆以后，从军阀到民国政府，从高官权贵到民间盗匪，更是对仅存的遗迹上下其手，巧取豪夺。新中国建立了，遗址毁灭的过程也并没有因此停止；山平湖填，原有的人造丘池成了大片农地与交错的通路。再来则是“文革”，砍去了更多树木，增添了不少工厂……

因此，这个故事是复杂的，但它的主旨却可以很简单；那就是尊重历史，珍视我们手中一切宝贵的物质记忆。任何遗址公园或灾难纪念馆都有建立“道德社群”的效果。它的目的不应狭隘，它的指涉可以广泛。例如西方各地的“犹太浩劫纪念馆”，它们的设立不仅仅在于让犹太人勿忘血恨、凝塑出内向的团结意识，还在于让非犹太人（包括德国人）深刻自省，了解到走向深渊的道路是怎么搭成的。也就是说，遗址与博物馆所建立的道德社群，它不只对自己人说话，也要对外人说话；它不只要求外人反思，也要求自己人奋进；因为道德原则并不止于国家和民族的界限。

今天的圆明园能够告诉我们什么呢？除了教育国人爱国，它能不能让西方游客省思帝国主义的残暴？它展示了外敌造成的伤痕；但它有没有提醒我们，就在今天，就在我们周遭，仍有无数的文物非法外流，仍有可贵的建筑倒在推土机下呢？假如中国人自己不显示出阻止物质记忆毁坏的决心，又如何能像希腊那样在国际舆论上站稳道德高地，赢取广泛的同情呢？

比起兽首，中国更该取回、也更容易通过外交途径取回的圆明园遗物，其实是藏在大英博物馆的《女史箴图》，法国枫丹白露的文源阁《四库全书》残本。假如真有这么一天，政府预备开口要求，我们就需要更稳固的基础去形成声势。而那个基础，就在圆明园，和它代表的道德权威。所以，我们今天应该先问自己：你尊重历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