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衰退是由于陷入发达国家的陷阱，马克思与经济学家熊彼特都认识到资本主义的危机在于其发展，由于发展，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市场必然趋于饱和，导致利润下降和成本提升，由此必然导致资本的向外扩张，而资本的向外扩张必然会增强边缘地区的力量，以牺牲核心区域的利益为代价，通过核心区到边缘区的资本与技术转移，核心区将失去优势，趋于发展的停滞和衰退。

冷战后，美国和西方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欧美国家的跨国公司是最大的得益者，它们找到了廉价生产基地，降低了运营成本，中国成为它们在全球最廉价的生产和加工基地，同时也是最大的潜在市场，成为它们全球利润的主要来源，根据统计，美国公司海外盈利大大超过其国内盈利，2008年美国海外企业盈利是9560亿美元，国内企业盈利是5320亿美元，海外企业盈利是国内企业盈利的1.8倍，美国庞大的跨国公司在海外，主要在中国再造了一个美国。其二，中国作为目前全球规模最大的生产和加工基地，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提供了大量的廉价商品，事实上是中国人在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打工，以换取低廉的工资。其三，欧美国家通过跨国公司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从而可以更加专注于高端产品的研发和制造。

但是，资本与技术从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向边缘地区的外包和转移使它们陷入经济发展的困境，并由此激化为政治社会问题。由于本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和其它新兴经济体国家，导致产业空洞化。产业空洞导致美国和西方失业率急剧上升，大批中产阶级失去了工作机会，生活每况愈下。由于美欧跨国公司将生产和加工搬到中国，而产品的终极目的地依然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由此导致美欧与中国和新兴经济体国家贸易逆差加剧，贸易赤字急剧上升。美欧国家消费越来越依然于从中国的进口。最后，美国和西方国家陷入消费型国家的困境，更多的消费和更少的生产，导致目前债务危机的爆发。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跨国公司和精英们只是关心自己的利益，以及自己的腰包如何涨起来，他们公司所在国的利益与他们无关，他们还会以搬迁公司总部来威胁，以换取更多政府的让步。而中产阶级因为工作的流失趋于贫困化，形成了所谓1%与99%对抗的社会结构，占领华尔街实际上反映了中产阶级对资本贪婪的怨恨与无望的反抗。

那么美国和西方发达国家应该如何才能避免产业的转移和外包？走出发达国家的陷阱呢？这是一个挑战，从历史上看古代罗马帝国，大英帝国无不因为自身的发展模式从生产型社会转变为消费型社会而趋于衰退。首先，最简单的方法是降低成本和税收，特别是劳动力成本，以增加利润的空间吸引资本投资的回归，但是这会引爆社会矛盾和冲突。其次，最佳方案是创新和加快产业升级，以此建立全新的制造业基础，保持竞争力，而不是进行防御性的修补措施。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苦于中低端产业已经被外包和转移，但是创新和产业升级迟迟没有出现，因此陷入产业空洞化。那么创新与产业升级为何滞 后呢？长期以来许多经济学家认为，美国低端产业的转移和外包对美国经济有利，他们相信新的和更高技术水平的工作将神奇般地在美国出现，但是事实上这一幕并未发生，首先相对成本而言，公司宁愿用廉价的外国劳动力而不去设法提高国内的生产效率，转移外包比寻求生产过程中的技术进步以降低国内单位生产成本要便宜得多，因此企业管理者已经没有多少动力去投资研究改进技术以提高国内劳动生产力。其次，即使有创新，事实上美国从来就不缺乏创新和技术，但是美国创新和美国技术并不能推动美国产业的升级和工作的神奇出现，大多美国公司依然会选择将制造和加工放在中国和其它发展中国家，比如美国苹果公司拥有不断创新的技术，但是苹果手机和电脑的制造大多在中国和亚洲国家完成，然后运往美国和世界各地销售，因为这样公司可以达到成本的最小化和利润的最大化。

那么，美国和西方国家就无力避免衰退了吗？事实上，还有两种方法，但是都是损人不利己的，一是退回到贸易保护主义，对进口提高税收，提高本国资本和技术转移的成本，这样会打击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发展，但是对于美国经济的复苏并没有实质性的推动，上世纪八十年代美国遏制了日本的超越，但是美国没有因此摆脱衰退，因为许多跨国公司将产业转移到了中国而不是回流美国。二是最极端的方法就是采取军事手段打击和遏制边缘新兴国家的崛起，将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问题，但是这样必然导致国家之间矛盾的加剧和冲突的爆发。目前美国和西方国家为了摆脱危机，基本上综合采用了以上四种方法，一方面在国内不得不采取紧缩政策，同时加快产业创新和升级，重建制造业，以此拉动就业和出口，另一方面退回贸易保护，主要针对中国，并且将中美经济问题上升到政治军事层面，遏制中国的崛起，显然，这是导致当今世界国家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为何走向冲突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