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作家杜高对李辉说：一九五八年四月十八日，公安人员把他跟四个右派分子从剧协机关带走，文联大楼长长过道两边的办公室没有一个人同他打招呼，只有老翻译家陈北鸥急步走出来跟在他身旁轻声说：“早点回来，你会回来的…”。二十一年后他真的回来，陈北鸥已经在文革中中风不会说话了，一只手在空中比划显得很高兴。“我看到他已衰老成这个样子，禁不住眼眶涌满了眼泪。不久我便收到了他病逝的讣告。”
杜高还对李辉说：肃反有了结论了，一些领导又用微笑的面孔跟他说话：“党是你的母亲，肃反运动斗你就像母亲打了孩子，打完就完了”；“在战场上，一颗子弹打中了你，那颗子弹不是敌人射过来的，是自己同志的枪走了火，你受伤了，是掉头打自己同志呢，还是继续同敌人战斗呢？”；“对不起，黑夜打伤了自己人。给《文艺报》写文章吧！”。
我刚读完李辉从北京寄来的新书《和老人聊天》。书的封底上印郁风大姐写的三行字：“我忽然想到，不久的将来，我们这批老人都将死去，你会觉得很寂寞的。会吗？”肯定会；我想李辉肯定也会。这么多年了，他到处采访到处找资料写出那么多人物传记和验史随笔，寻寻觅觅补补缀缀，图的是把这批老人的记忆缝织成五十多年来中国人的“公共记忆”，尽管只是百衲衣上的半截袖子、一幅下摆，毕竟渗出了苦难岁月民族的体温和体味。
北京还有一个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员，是研究“日常生活的历史”的专家，他在《深圳商报》谈“忘记历史容易重犯错误”的课题，说正义、激情、英勇之外，重要的是要有理性，要有思想启蒙，要学维新运动引进现代文明作为强国富民的手段，那才是爱国、救国之道。不用说，跟李辉聊天的老人们我是尊敬的；我同时也尊敬大陆上像李辉雷颐那样的年轻一代读书人：他们才是中国的希望。
旧北大“红楼”的“五四”大街路口，公园中段新近修建了一座四吨重的雕塑，题名为“翻开历史新的一页”。雷颐惊讶的是雕塑的浮雕部分刻青年毛泽东、李大钊、鲁迅、蔡元培等人的头像，独独缺了五四运动两位最重要的领袖陈独秀和胡适之：“主要是由于‘左’的偏见，陈独秀、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在一段时间内未得到应有的评价”，雷颐说，“翻开历史新的一页”却仍然不愿意“还历史本来面目”！他同意德国思想家哈贝马斯说“公共记忆”本质上带有规范意义，“即人为地规范人们记住什么忘却什么”，但是，雷颐要的是公众也要参与“公共记忆”的塑造过程。在左倾偏见还在不断阻止历史事实的评价的时候，李辉默默坚持去“和老人聊天”，和公众聊天，期望有了袖子有了下摆之后还能缀出衣襟和领子，最后补成一袭金镂玉衣那么真切的民族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