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多年来，由于苏联解体，西方失去了战略敌手，由此把仍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中国作为其意识形态的主要攻击对象，变换花样，通过各种形式从道德上丑化中国，其主要手法与特点表现为：
第一，西方以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为主要舞台，把中国置于“道德被告”位置。自1990年以来，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11次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反华议案，大肆攻击中国人权状况，在人权领域挑起与中国针锋相对的斗争。每年一次的日内瓦人权会议，成为西方反华、对中国进行“道德”评判的重要舞台，也成为我国际斗争的主要战场之一。
第二，西方以其把持的“诺贝尔和平奖”、“萨哈罗夫奖”等所谓“道德平台”，对我国进行直接的“道义”评判。
第三，西方利用其强大的话语优势和舆论工具，通过多种方式在各方面对中国进行道义上的施压与贬损。西方运用的主要方式包括：一是通过发表涉华人权报告、人权议案对我国进行批评和指责。二是鼓动和支持举办各类反华的会议，以及法轮功的反华活动，对我国进行“道义”的评判和谴责。三是不时通过邀请和领导人有意会见各类反华敏感人物来对中国进行牵制。
第四，西方利用一些重大涉华事件大做文章，企图在道德上抹黑中国。自2008年以来，西方反华势力紧抓“道德”武器，利用涉华事件对我国进行攻击和污损。综合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其一，拉萨“3?14”骚乱事件点燃了西方集体攻击中国的引线。其二，利用奥运圣火传递掀起丑化中国的浪潮。其三，借助新疆“7?5”事件进一步污损中国。其四，利用我极少数异见人士炮制所谓“零八宪章”以及授予刘晓波“诺贝尔和平奖”等事件大做文章。
西方国家的集体行动不是偶然的，根本在于其政治制度、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使然。当然，国际形势与国际格局的深刻调整，尤其是中国近期以来的迅速崛起对西方构成的直接挑战，则是其重要的现实原因。
其一是中国和平发展势头不可阻拦，硬实力的迅猛增强趋势引起整个西方社会的恐惧和焦虑，担心中国领导世界。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之后，我国综合实力大大增强，国际影响力显著上升，经济多年来的持续高速发展与西方近年来经济发展低迷乃至衰退形成鲜明对照，“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中的权重日益增大。中国快速的经济发展，成了当今时代“最大的变化”。
面对中国如此快速的崛起，特别是由此所牵动的国际格局的重塑与国际关系的深刻变动，西方世界显然缺乏足够的思想与心理准备。一方面，它们对于中国这样一个非西方的东方国家将要迈人世界大国俱乐部、将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感到极度“不适”和无奈；另一方面，它们更对于崛起之后的中国的战略走向充满着疑虑和深刻的不信任，害怕中国将来会挑战西方主导国际体系和秩序，担心中国将按照自己的价值观和战略构想去“领导世界”。
其二是意识形态的深刻差异与西方中心主义的心态使然。冷战结束已经20余年，尽管中国在国际关系中一直在淡化和超越意识形态来与世界各国发展友好关系，但西方多数国家却依然僵守冷战思维，并不愿放弃意识形态武器。它们顽固地坚持中国是世界政治文明大家庭中的“异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与西方资本主义格格不入，认为西方有义务对中国进行“调教”，来影响中国政治文明道义的塑造。正是基于这一政治立场，我们分析，西方所以要对中国进行道德攻击和评判的深层原因在于：一是它认为中西在价值观和文明追求上“不同道”，中国的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文明特别是在发展模式上的成功对西方文明构成了威胁。二是它认为西方文明要优越于中国所代表的东方文明，西方应当联合起来影响中国向它的文明标准靠拢，中国不应当一个“坏学生”。其三是出于迟滞中国崛起步伐，谋求摆脱战略困境、实现重振的现实考虑和需要。如何遏制中国迅速崛起的步伐，已成为西方多数国家的战略共识和正在采取的策略，它们近期明显地加强了对中国的未来发展及战略走向的研判。
冷战后以来，西方一直自负地认为，它们是维护国际公平正义的领导力量，是国际道义的象征。在西方看来，道德作为政治驯服政治机器的“圣经”，同样也要由它来执掌。正鉴于此，西方在这方面始终对中国采取居高临下的气势，以人权和民主“祖师爷”的架势对我们进行说教和诱导，要求我们按西方标准行事。面对中国的迅速崛起，西方加大了对中国进行软遏制的力度，越来越多地利用其仍占优势的“道德平台”对中国进行丑化和抹黑，不遗余力地企图把中国钉在“道德被告”位置上，极力污损中国党和国家的道义形象。西方的最终目的是使中国成为一个残缺的、不完全的世界大国，永远不能与西方大国平起平坐。
其四是我自身异见分子及一些海外中国学者的反华论调与自由化观点，又为西方提供了攻击中国的口实。西方为何始终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道义攻击和“审判”，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因素在起作用，那就是我们的各类“内鬼”使然。近几十年来，包括“民运”、“维权”、“法轮功”、“五毒”分子等在内的我各类异见分子，一方面，利用西方提供的各种舆论平台，对我国内外政策进行恶毒的中伤和攻击，对我党和政府不断地泼脏水，进行道德丑化，无疑为西方提供了“靶子”和口实；另一方面，也正是我各类异见分子无耻要求和请求西方对中国进行道德“审判”，又使西方反华势力更加自负地认定其反华政策与行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对于西方的道德攻击怎么判断？笔者认为，应多视角地分析、评判，综合、周全地加以考量。
（一）从本质上看，西方集中火力对中国进行道德敲打，这是其战略焦虑乃至恐惧的重要表现，是西方霸权走下坡路的征兆和反映。
如何看待西方对中国的道德“围剿”？我们应该透过现象看本质，这应当不是西方为企图消灭和吃掉中国所展示的“抱负雄心”，它实际上是西方战略心虚的一个现实反映。鉴于此，我们应当战略上藐视西方的这种道德攻势，把它视为中国和平崛起所遇到的一种“成长中的烦恼”，一个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出现的问题；但在战术上我们又要重视这一现象和问题，在行动中打好每一场战役，开展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
（二）我们同西方在意识形态、价值观上的斗争与较量是复杂和艰巨的，应做好长期同西方周旋和抗争的精神和思想准备，并不断培育和提升国家软实力。近年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涉华事件均表明，我国硬实力的增强并不能带来软实力的自然提升，塑造和提升国家软实力是中国当前和未来的紧迫课题，应把它作为我国一项长期的战略性工程来经营，在不断积累中培育中国的道德强势。
（三）我们应当在同西方文化与文明对话中解放思想、开拓思路，要把长远目标与当前“西强我弱”的客观环境和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起来。
笔者认为应当在以下方面进行调整、探索和谋划：一是在同西方文化文明交流中求同存异，多在“同”上做工作、做文章。二是在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策略的灵活性上，侧重把原则性融人灵活性中。三是内宣与外宣要加强两者间的有机联动，外宣工作模式应更多地向国际靠拢，并得到内宣的强力支撑。四是应提升外宣的信息传播与沟通功能，淡化传统的“宣传”色彩。
（四）吸收前苏联教训，绝不能同西方掀起一场意识形态战争，不与西方进行国际范围内的思想战。
苏联的教训是一面现实的镜子。我们认为，在国际舆论环境将在较长时期处于“西强我弱”的背景下，中国应尽量避免出现同西方的意识形态与文明冲突，对西方的“道德围剿”尽可能个案处理，不扩大化、联想化。我们应多做西方政治和社会精英的工作，通过人员往来，通过公共外交、人民外交来争取世界舆论，不断赢得国际道义，致力于消弭西方对中国的道德“大合唱”，分化、打破西方对中国构筑的道德统一战线。当然，我们不能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这是一项长期的艰巨任务，需要我们持之以恒地进行努力、进行工作积累，渐进式地向实现软实力大国的目标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