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外多数社会党仍在困境中徘徊，在选举中相对于保守政党的弱势状况未能改变。不少社会党也在当前形势下加紧从纲领理论、政策方略、党的自身建设等方面进行改革调整，取得了一些成效，但多数党未达预期。社会党的整体性困境是结构性的、多方面的原因所致，并与全球化的冲击关系甚大。基于此，社会党短期内难以实现全面复兴。
【关键词】社会党/新情况/困境前景
近几年来，世界社会党特别是西方国家社会党依然延续21世纪初以来的困难与低迷，目前在全球不到50个国家执政参政，多数党面临执政理念、方针政策、发展模式以及争取基本支持群体等多方面的严峻挑战。在当前整体不利的内外形势和环境下，尽管不少社会党也在加紧探索和调整，但要全面摆脱战略困境、实现复兴还面临许多体制障碍和结构性危机，短期重振难度很大。
一、国外一些社会党近期以来的变化与发展状况
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不少国家社会党在这种变化中经历了跌宕起伏，个别成员党甚至彻底退出历史舞台。
第一，西方国家许多社会党政权旁落，只有少数党继续和重新执政。国际金融危机和欧债危机以来，西方国家多数社会党继续深受其冲击，一些党在大选中成为危机的“牺牲品”，德国、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新西兰、圣马力诺、格陵兰岛等多个社会党输掉大选、丧失政权，而且德国社民党、葡萄牙社会党、泛希社运在新近选举中得票均跌到历史低点，分别降到23％、28％、12.28％的新低。泛希社运甚至沦为只占28个议席的小党，以小伙伴身份参政。只有法国、意大利、丹麦、荷兰、比利时、马耳他等国党近期相继重新赢得选举，上台执政参政。尤其是法国社会党在总统、国会选举中以明显优势上台执政。还有澳大利亚、挪威、奥地利、冰岛、卢森堡、瑞士等成员党继续执政或参政。马耳他工党在不久前的大选中取得历史性胜利，赢得55％的选票，夺取议会65席中的37个席位，结束25年在野历史。加拿大新民主党在2011年大选中异军突起，获得议会308席中的102席，远超过传统大党自由党的34席，一跃上升为第二大党和最大反对党。瑞典、芬兰社民党则几次大选失利在野。日本社民党也日渐边缘化，从90年代初的第二大党并一度执政，现沦为一个无足轻重的小党，在最近一次众议院选举中只得480席中的2席。此外，在东欧一些转型国家，社会党大都处于弱势状况。
第二，亚非拉国家社会党在政坛表现喜忧参半，但获取政权的成员长期居少数。亚非拉发展中国家社会党各类成员超百个，而目前当政的成员只有30来个。近几年来，南非、安哥拉、纳米比亚、莫桑比克、印度、巴西、加纳、尼加拉瓜、毛里求斯、多米尼克、佛得角、哥斯达黎加等十几个社会党成员继续和较长期执政参政。其中，莫桑比克解放阵线党、纳米比亚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南非非国大分别自1975、1989、1994年执政至今。印度国大党①在2009年的大选中获得比2004年还要好的选举成绩，国大党作为第一大党独得191个议席，比第二大党印度人民党多73席，优势相当明显。近几年来，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巴基斯坦人民党、几内亚人民联盟、津巴布韦民革运、东帝汶独革阵、牙买加人民民族党及尼日尔、摩洛哥等十来个成员党在选举中获胜因而执政参政。特别是墨西哥革命制度党自2000年丧失政权后，深刻反思该党的政策、体制和行为方式，大力进行调整和革新，重新赢回不少选民支持，其在2009年的议会选举中以259席对146席的绝对优势击败执政的国家行动党，重新夺回众议院第一大党地位。特别是在2012年的总统选举中，该党候选人培尼亚·涅托以38.08％对31.65％、25.43％的明显优势，战胜民主革命党和国家行动的候选人当选总统，全面重返政坛执政。但同期也有包括蒙古、巴拿马、科特迪瓦、秘鲁、智利、尼泊尔、以色列等成员党在选举中失利下台。最突出的是在本国长期执政的突尼斯宪政民主联盟、埃及民族民主党相继在“阿拉伯之春”中覆亡。传统老党土耳其共和人民党、阿根廷激进公民联盟分别自20世纪80年代、2001年经济危机下台在野至今。像马来西亚民主行动党、乌拉圭社会党等一些党则从未当政过，在政坛影响极其有限。
第三，社会党大家庭依然活跃于国际舞台，但力度较前减弱，作用与影响有所下降。自金融危机以来，社会党国际先后在希腊、南非召开23大、24大，欧洲社会党也先后举行八大、九大，并组织召开了全球进步论坛等一系列多边会议，积极就有关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全球气候变化等重大问题发表声明或出台政策文件，彰显社会党人的主张和立场。然而，社会党国际的作用与影响下降到80年代以来的低点，对重大国际问题的影响力明显减少，除了全球治理这一议题外，社会党国际在其他许多重大问题上的发言权下降，其倡议远不如以前一样受到决策者重视。社会党国际各类成员也从2009年的170个减少到2013年的162个。近年来，欧洲多数国家社会党的现任领导人因棘手的国内、党内事务，对社会党事务关心和顾及不多，即使像布莱尔、施罗德等无公职的重要级人物也缺乏参与社会党事务的兴致。尤其是社会党国际24大的主席是在无人竞争的情况下，只好由原任者帕潘德里欧续任。欧洲社会党召开的近两届党代会，西欧一些重要成员党的领导人大都未与会，现任主席只好由小国在野党——保加利亚社会党主席担任。同时，社会党国际依然保持与我党的战略对话，但规模和影响较古特雷斯时期减小。
二、国外一些社会党近期的主要调整动向
应当说，在当前快速变化的形势和环境下，不少国家社会党没有等待和观望，一些党乃至抱有强烈的危机意识，并在积极地思考和寻求对策，努力找到有效解决当前危机和困境的方略途径，少数党的调整甚至取得一些成效。
第一，大力批判新自由主义，在反思金融危机中调整纲领，探索新的发展道路，与保守政党抢夺思想制高点。国际金融和经济危机为社会民主主义找到了一个反攻新自由主义的突破口。近几年来，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党人集中火力，从剖析危机根源和祸害的视角，着力清算和批判新自由主义。英国工党领袖米利班德强调，撒切尔政府所采取的大规模私有化、降低税率、放松监管等自由主义政策为今天的危机埋下了祸根。包括德国、法国等多国社会党都表示，不加限制的新自由主义是国际金融危机发生的祸首，它表明了“新自由主义的巨大失败”，“金融资本主义主导的旧体系的破产”，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正面临“一个时代的转折”，危机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新自由主义者所鼓吹的“市场万能论”、“国家无用论”的破产，充分证明了这种全球化模式的不可持续性。为此，西欧社会党人共同发起倡导建立一种“大众的、人道的、负责任的资本主义”。法国社会党强调，要致力于探索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社会与生态相协调的、可持续的新增长模式。德国社民党则主张建立一种实现全民就业、扩大公共支出、减少投机、实现收入和财富公平分配、促进男女平等、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新的进步模式”。瑞典社民党表示要走有别于右翼新自由主义的“另一条发展道路”。部分发展中国家社会党成员也表达了类似的主张。如印度国大党提出“平民优先”，推行“人性化经济改革”理念，强调决不能让既得利益集团独占经济发展成果，要走一条人人都能享受经济繁荣和社会进步成果的发展道路。
同时，西方国家许多社会党又在反思“第三条道路”的基础上，对党的理论纲领进行适度调整，更加强调社会公正。瑞典社民党也重新定位社会公正，强调要更加重视就业和社会保障，关注弱势群体。德国社民党在2007年底通过的最新纲领——《汉堡纲领》中重提民主社会主义，提出要继续将“民主社会主义”作为自己的政治理想，并保留了社会主义这一概念②，这是在政治上左倾、回摆的表现之一。英国工党和德国社民党2009年在“共同文件”中提出要建设一个政治民主、团结互助、社会公正、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美好社会。该文件同两党在1999年发表的共同政策文件相比，其关注重点发生明显变化，从经济效率转向了社会公正。尽管在1999年的政策文件中，并未否认甚至也冠冕堂皇地表示社会公正等价值观念是“永恒的”③，但当时的政策重心实际上更强调提高经济效率。法国社会党自危机以来多次召开全国会议，全面梳理该党的发展理念、社会公正等理论，提出要发展“社会生态主义”、创新型社会和“税制革命”，建设一个平等、公正、和谐的新社会。
第二，加大经济社会政策调整，更加强调社会公平，关心弱势群体。国际金融危机及欧债危机后，欧洲一些国家社会党特别是当政的社会党面对各种阻力，克服困难，提出或推行了一些左翼色彩较鲜明的经济社会政策：(1)经济增长与紧缩政策并重，增加投资特别是公共投资，限制金融投机行为，开设资本交易税。德国社民党提议税率为0.05％。(2)大力发展实体经济。法国社会党政府出台新工业政策，重启大工业计划，扶持创业项目，设立公共投资银行，优先为中小企业和新兴行业融资。大力发展环保、材料和新能源工业，支持能源转型。(3)更加重视就业，加大职业培训力度，为中小企业雇工和年轻人自主创业提供政策优惠，法国社会党政府已推出每年投入320亿欧元的政策来帮助失业者再就业。(4)提高最低工资水平。德国社民党提出提至8.5欧元/小时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富人税率，征收特别消费税，主张将所得税率从42％提高到49％。法国社会党政府决定征收75％的巨富税。(5)改善劳资关系，开展社会对话，倾听劳方的声音。澳大利亚劳工党政府在吉拉德当政时期注重改善同工会关系，更加注意听取工会的诉求。德国社民党就表示要实现“共享繁荣”、“社会德国”的目标。
部分发展中国家执政的社会党也根据本国情况，有针对性地调整经济社会政策。印度国大党、南非非国大提出包容性发展战略，让更多的民众分享全球化和经济发展的成果。印度国大党高举“促增长、促发展”两面旗帜，推动包容式增长，促进民族团结和地区平衡发展，降低社会不平等，承诺在2020年前消除饥饿，扶持低收入群体，落实并加大资金转移支付力度，加快住房、医疗、养老和公共卫生领域的保障措施，增大对农村的财政投入，仅2009—2010财年就增加了3910亿卢比，比上年增长44％，每年新增1000万就业岗位。南非非国大推出“新增长路线”，改变黑白二元经济状况，探索“黑人经济振兴计划”新模式，从政策、财政层面给予黑人群体更多的帮助和优惠，到2030年新增就业岗位1100万个。推动公正、平等，更多地关注弱势群体，将基尼系数从0.69降到0.6。毛里求斯工党联合政府针对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冲击导致其对西方出口下降、旅游收入减少，带来本国经济增长下降、国家财政收入萎缩的不利形势，积极采取一系列举措，着力打造离岸金融、高端服务等转型经济支柱，通过政府补贴帮助出口加工、旅游、制糖等传统产业与行业，努力促进经济多样化，减少对西方贸易及传统产业的过度依赖，乘势推动国家经济转型，较好地实现了经济发展的软着陆。
第三，加快党自身的调整改革，更新政治理念，塑造新的形象，着眼于即将举行的大选。金融危机以来，国外一些社会党加快党自身的革新步伐。英国工党在米利班德上任后，极力与布莱尔的新工党拉开距离，提出“新新工党”口号，强调要构建“同一国家工党”，打造现代工党的“温情”形象。德国社民党及法国社会党在某种程度上都在政治定位上从中间向左微调，确立其“左翼”全民党形象。马耳他工党提出走“中间左派”路线，改变“极端左倾”路线，做中产阶级和下层民众的代言人，这使其传统形象得到明显改观，也是其近期能够赢得大选的重要因素。印度国大党近期确立了以世俗化、民族主义、公平主义、社会凝聚和包容性为内容的核心价值观，尽力扮演现代化的全民政党形象。同时，许多社会党都在推动党的组织、宣传活动等多方面的革新，调整党的机构，扩大党内民主，赋予基层党组织更多的参与和决策权力，注意吸纳党内不同方面的意见，增强党的团结。针对党员普遍减少的严峻形势，进入21世纪西欧一些社会党致力于在党的组织发展形式上进行新的探索和创新，如提出“网络党”的计划、推出“项目党员”方式。法国社会党等近年来则在尝试“意向入党”这种新模式，对党的生活采取一种“自由式的政治参与”，不要求成员终生献身于党的事业，而是即时参与、随时离开。许多党更加重视扩大党同社会的联系，通过设立论坛、研讨会等形式加强同社会的对话，甚至允许党外群众参与党的有关政策文件的投票。法国社会党提出党要“回归民众”构建党群沟通的基层网络。葡萄牙社会党主张进一步面向社会开放，使党成为自由、多元、密切联系党员和社会各层次民众的“思想实验室”。此外，不少党已在为近期的大选进行人事布局。德国社民党已通过特别党代会确定前财长施泰因布吕克为本党下届总理侯选人。印度国大党、巴基斯坦人民党都分别把拉胡尔、比拉瓦尔④正式推向政坛前台，准备通过大选的历练而接班。南非非国大通过处分青联主席马莱马，结束了“二马之争”⑤，2012年底召开的53大推举祖马连任党主席，从而明确了下届总统侯选人。瑞典社民党在近期最严峻的形势下，首次从工会组织中挑选略夫文出任党主席，意在争取不断减少的左翼选民。
第四，继续抓住全球经济治理的话语权，以图在调控全球化和未来国际秩序的重塑中发挥重要作用。自世纪之交欧洲社会党、社会党国际倡导全球治理这一议题以来，得到国际社会日益增多的关注和重视。近几年来，社会党大家庭的各类成员，结合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等事件，加强相关研究和探讨，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其全球经济治理的相关立场和主张，制定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文件和替代方案，呼吁全球社会主义者、社会民主主义者和进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抵制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力量推出的治理方略。同时，在国际的各种双、多边活动中不断地阐述和昭示其观点、立场，以使越来越多的国际参与方理解、认同乃至接受其治理理念和政策，从而推动全球新政，实现全球经济社会进步治理。目前来看，社会党人在全球经济治理上赢得了某些话语引领地位，其相关观点、主张在近期的国际经济金融体系改革也得到部分采纳。但鉴于在整个国际力量对比中的右强左弱，社会党的这种话语优势并未完全转变成一种现实的政策优势，目前社会党人恐怕很难取得当今国际体系和规制改革的主导权。
三、国外社会党面临的战略困境与未来前景探析
当今国外多数社会党所面临的困境，特别是在选举中的大面积失利，是由多种因素和背景造成的，是各种主客观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其中有一些困境和挑战，国外不少保守党也程度不同地存在，只不过社会党更加典型和集中、面临的深层次问题更加突出和严峻。
第一，全球化发展所引发的社会阶级结构的重大变化，弱化了社会党尤其是西方社会党传统的社会支持基础，对其带来伤筋动骨的打击。近二三十年来，由于全球化加快发展所引发的全球产业分工新变化，科技革命所带来的生产效率提高，导致西方多数国家传统工业体系大调整，制造业不断外迁，造成产业“空心化”和机器推挤工人现象，社会党的主要支持群体工人阶级不断减少，尤其是产业工人队伍急剧萎缩，中间阶层队伍总体壮大，但在政治上摇摆不定，只是部分人不同程度地支持社会党，这使得社会党的支持群体处于相对减少和不稳定状态。加上前些年来西方一些社会党政府在经济社会政策改革中重效率、轻公正，过度向资方妥协，不顾劳方的利益诉求，乃至疏远与工会组织的关系，引起了广大劳动阶层的强烈不满，甚至产生对社会党的信任危机。近期以来，西方大多数社会党党员队伍减少，英国工党党员已不足20万人，离党的主要是工人等中下层群体。更重要的是，西方许多国家社会党的传统支持者急剧减少，德国社民党在近几次大选中，选民数量减少1000万，且大多数是长期支持该党的中下层群体。近些年来，国外许多国家工会等团体与社会党的关系日渐疏远，甚至在社会党执政期间发动大规模的罢工和其他抗议活动，表达对社会党执政当局相关政策及改革措施的不满，在英国、葡萄牙、西班牙、希腊、德国、南非、印度、佛得角等国特别突出。在南欧国家，还出现了近些年罕见的大规模社会风潮，导致社会动荡不安。
第二，社会民主主义所坚守的发展模式在新的时代和环境下遭遇结构性危机，社会党人探索能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新的发展模式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较长时期以来，社会党人所主张的扩大公共开支，加强政府宏观调控，完善社会保障，改善大多数劳动者工作和生活条件等一系列政策举措，得到广大民众的广泛支持，但这都是建立在经济长期快速增长、人口年轻化、就业市场兴旺的特定背景下运行的。然而，全球化、西方国家人口老龄化、经济长期的低增长彻底颠覆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发展逻辑，使其传统发展模式招致前所未有的挑战。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欧债危机更使这一模式失去了运行的物质基础。正如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塞古罗承认，在当前形势下，中左翼政党的执政理念和政策已失去推行的可行性。尽管严峻的内外形势促使国外特别是西方大多数社会党都认识到更新执政理念、转变思维、实施政策调整、改革传统体制的必要性，但在多数党内对于如何改革调整仍存在不少分歧，远未达成共识，尤其是党内上层、精英人士同普通党员和党外支持者之间，观点和立场的歧见还相当明显。并不能说社会党人的思维都跟不上时代的发展变化，实际上，20多年来，大多数社会党总体上还是把握了世界的发展大势，看到了世界新的变化潮流。如社会党国际在1999年21大通过的《巴黎宣言》中就明确提出，“人类正经历着一场以全球化为特征的新的时代变革。由工业化社会向信息和知识主导的社会的转变正在发生，其发展之快和范围之广，史无前例”⑥。问题在于，社会党特别是大多数西方社会党对于自身存在的问题认识不够，对其严重性估计不足，由此带来其应对策略和行动的滞后。为此，欧洲许多有识之士都坦言，欧洲大多数社会党对“欧洲病”的结构性危机认识不足，变革力度不大。西方舆论大都认为，这种结构性危机主要是各国社会党当政时所造成并不断积累下来的。德国媒体最近也表示，法国奥朗德政府的改革“过于温柔”，如不动真格，就可能陷入意大利式的严重危机。因此，对于各国特别是西方社会党的领导决策层来讲，如何探索一种有效应对全球化挑战，更快地使本国经济走出危机、实现复兴，同时又得到本党大多数党员及支持者认同的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发展模式，从当前来讲，还面临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其振兴宏愿绝不是短期所能实现的事。
第三，持续的路线分歧、权力争斗以及严重的腐败现象，是多国社会党长期存在的顽症，并仍在继续损害党的形象，影响其行动能力。长期以来，在大多数国家社会党内部都存在不同派系，它们都建立在不同的立场和政策主张基础上，所引发的路线之争一直与权力斗争相伴，尤其是在大选的关口更加凸显出来。前几年南非非国大姆贝基与祖马围绕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党主席归属的斗争，牵动全党上下，祖马在最终博弈中的胜利是以党的分裂为代价的，支持姆贝基的一派随后组建“南非人民大会”党，以反对党的身份在政坛上与非国大作对。近期在巴基斯坦人民党、佛得角非洲独立党及东欧多国社会党内部，也程度不同地发生过党内不同派别围绕路线、权力较量的博弈。在法、英、德、西、葡、希、澳等西方多国社会党内部，近期以来由于派系争斗而引发的内讧更是频频出现，法国社会党在奥朗德与罗雅尔、奥布里之间，英国工党在布莱尔同布朗之间，澳大利亚工党在陆克文与吉拉德之间，都曾引发过或明或暗的争斗，甚至导致双方决裂。正是由于多国社会党内部的过度民主，默认派系存在的习俗，允许党外力量介入党内事务的新改革，导致社会党内部党争不断，今后因内部争斗而引发的内耗还会持续下去，继续影响和制约党的发展。此外，近些年来，在南非、巴基斯坦及英国、澳大利亚、葡萄牙等多国频频发生的腐败丑闻，严重损害了社会党的执政声誉。实际上，当今许多国家社会党民意支持及大选得票率不断下降，如南非非国大近两次选举得票率从69.7％下降到65.9％，英国、澳大利亚工党的民意支持率跌至30％左右，德国社民党更低至25％，其内讧和腐败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第四，社会党特别是一些执政的社会党政府所倡导和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与改革举措，在实施中遇到诸多主客观因素制约，结果不尽人意，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其公信度。南非非国大自1994年大选获胜一直执政至今，提出了一系列雄心勃勃的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计划，包括曼德拉时期的“重建与发展计划”，姆贝基时期的“增长、就业和再次分配”战略及“加速和共享增长倡议”，祖马当政后又制定面向2030年的“国家发展计划”。但实际上前几个计划的实施都不甚理想，政策推行没有达到预期目标，引起中下层黑人群体的不满。印度国大党多年来所推行的经济社会政策也未能完全取得预期效果，特别是其减贫目标更是差强人意，印度至今仍有三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能否在2020年兑现其消灭饥饿的诺言还存在不确定性。在西方国家社会党中，无论是西班牙工社党、葡萄牙社会党，还是泛希社运政府，自金融危机以来所推行的许多经济社会政策都不同程度地打折扣，经济增长未达预期，而针对大多数公众的紧缩政策则不断加码，西班牙、葡萄牙、希腊的部分下层民众可谓苦不堪言，三国的中下层民众对社会党政府的相关政策极为不满，进而通过选票来对它们进行严厉惩罚。法国社会党政府在2012年强势复出时也推出了一系列振奋人心的政策目标，但半年多来在实际推行中大多数政策多方受制，持续遇阻，多数经济指标未能实现，国债总额占GDP的比率已升至93.4％，财政赤字也达3.7％，失业率持续攀升，已到10.7％，失业人数达317万，同比它人口多1600万的德国持平。其推出的“再工业化”和重振实体经济也因缺乏有效的实施手段而雷声大、雨点小，成果十分有限。政府推行75％的巨富税等系列征税举措，但国库收入并未明显见多，反而引发资本加速外逃，富人移民“逃往”低征税国，许多金融人才迁入英美，不少企业倒闭和裁员，恶化了法国的投资和商业运行环境。即使是当初投票支持社会党的许多中下层民众的不满情绪也在上升。2013年初的民调显示，有2/3的法国民众已开始对奥朗德感到“失望”，其民意支持率已从当政初期的58％迅速下降到目前的30％，社会党政府的施政能力招致法国社会的质疑。
第五，新自由主义长期盛行，其他政党和政治势力的崛起在相当程度上制约了社会党人发展的政治空间。自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世界特别是西方泛滥，社会民主主义思想受到严重挤压。尽管金融危机一度导致新自由主义思想受到抑制，但欧债危机又使社会民主主义主张再次受挫，导致凯恩斯主义回不来、新自由主义却似有在西方卷土重来之势。为何会出现这一逆转？根源在于市场和多数民众并不认可社会民主主义的危机解决方案，也不太相信社会党人有带领国家走出危机、实现经济复苏的能力。同时，由于多国特别是西方国家面临严峻的经济社会形势，社会义愤、焦虑、浮躁情绪上升，为各种激进主义、民粹主义提供了土壤，极左、极右等一些极端政党组织蛊惑人心的鼓噪煽动得到了许多对现实不满的中下层民众的共鸣乃至支持。这些群体的大多数都曾是社会党的支持者，是社会党赢得选举而实现执政的重要社会基础，如今这一基础已明显动摇。此外，战后特别是冷战后以来，社会党人提出和倡导的有关公平正义、平等互助、福利国家、维护世界和平、实现可持续发展等许多好的理念和主张，都程度不同地被保守党、自由党、绿党乃至极端党吸收和采纳。如可持续发展、福利国家理念被西方所有政党不同程度地认同，对公平正义，保守党并不反对甚至有新的解读，极端政党更是从更加绝对的角度去延伸。这使得社会党的身份特征和传统优势日渐模糊和淡化。德国著名杂志《明镜》周刊记者认为，布莱尔和施罗德相信市场而放弃了老的“社会民主主义原则”，左派丧失了自己的“身份特征”。许多社会党丢失了传统的理论旗帜，而目前又未能提出吸引公众眼球的新理念、新政策，这无疑导致社会党人的政治施展空间较前狭小。
基于上述，可以明显看到，世界特别是西方大多数国家社会党当前处于一个十分艰难的变革、转型期，这种调整正处在一种阵痛阶段，还远未到位和结束。纵观历史，社会党的历次转折和复兴都是通过自身的革新而取得的，其未来的振兴惟有通过再次革新才能实现。当前，大多数国家社会党正在加快改革调整，努力探索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理念和发展模式，找到取代保守政党的有效替代方案，以图在不太久的将来实现重振。但这需要经受一段时间的历练和考验，社会党要想在全球范围内根本改变同保守政党的弱势地位，短期似无可能。
注释：
①该党尽管还未加入社会党国际，但在价值取向上认同社会民主主义，并派领导人参加社会党国际的一系列会议和相关活动，被认为是社会党大家庭的成员之一。
②张文红《人民党缘何失去其人民？》，载于《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09年第4期。
③陈林、林德山主编《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年版第36页。
④两人分别为拉·甘地、贝·布托之子。
⑤即总统祖马和非国大青年联盟主席马莱马。
⑥《社会党国际重要文件选编》当代世界出版社2005年版第22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