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回头来看，邓小平“分三步走”发展战略，包括了三大目标，即战略赶超、政治民主化与共同富裕。这三大目标，各有其路线图。

就“战略赶超”的目标而言，我相信麦迪逊的“有条件的后发优势理论”。当然，靠低地租、低薪酬、高投资、高污染、高出口的发展战略已走到尽头，中共已将“创新驱动，转型发展”提 上议事日程。所谓转型，首先指“扩大内需”以降低“出口与投资”在增长中的比重。而意欲扩大内需，则要着力调整内部分配结构；其次指产业结构调整，这不仅指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 ，更主要指整个经济在“科技与品牌”战略的引领下，向高附加值产业不断提升。因而，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创新愈加成为关键。对此，我持乐观的态度。

在“政治民主化”问题上，需要更加留意。如前所述，关于“政治民主化”，目前中国知识界有两种不同的理解。一是用西方议会民主制取代中共一党执政制，这不是“政体改革”，而是一 场“政治革命”。一是在维持“一党执政地位”的前提下，在执政方式上推进“民主化”进程，尤其是逐步扩大“基层参与式民主制”。如将村民自治扩大到乡镇自治。

在未来十年，中国发生一场类似苏联、埃及那样的“政治革命”的可能性极小。1989年发生的“政治动乱”，与其说是民众对“自由、民主”的要求，还不如说是高通胀的产物。至少到目前 为止，“政治革命”还停留在理念或思潮运动的层面，如果没有被大规模且持续的失业或持续高通胀而“动员”起来的民众街头抗争所支撑，是难以实现的。

至于对“民主”的第二种理解，我以为在“转型”的压力下，中国会逐步推进。看来，中国的现行政体根本无法纳入西方主流政治分析的框架，尤其无法纳入“专制政体”的分析框架。

“共同富裕”是近年来逐渐成为政策和舆论的焦点。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平均、平等”，这是不现实的。如果将“共同富裕”理解为“让低收入阶层也能分享改革开放成果”，这不 仅应该，且是可能实现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取不足而补有余”会引发“社会革命”，相反，“取有余而补不足”达到财富均等，亦会引发社会动乱。事实上，中共已从“共同富裕”向 “民生建设”退却，将社会主义主要理解为“社会保障”。

近些年来，中央新增财政重点向中西部倾斜（2011年，西藏自有财政收入约为90亿，而中央转移支付770亿，且不包括各省市的对口援助经费）。城市财政向农村倾斜（城乡一体化建设），公 共财政向事关民生的教育、医疗、住房和养老倾斜。这些政策调整，使百姓受益。据我的观察，中国亿万中老年农民是十分满意的。

在上述三大战略目标不断推进的前提下，中国要实现追赶目标，还有赖于民族自信与文化自觉的发展。

亨廷顿曾提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发展前后两阶段论”，并指出了“西方化”与“现代化”的区别。亨廷顿认为，非西方国家现代化过程中，要经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西方化引领现代化 ；第二阶段，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来引领现代化。两阶段交接的时机：一是该民族自身在第一阶段的现代化进程中取得足够的“民族自信”，同时，在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人际 关系、社会心理发生重大变化而出现大量问题。因此，这两大动力推动着整个民族“去西方化，回归本土化”，实现新的民族认同。

有诸多迹象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似乎正在接近“两阶段”交替的临界点，在文化上处于一种过渡的状态。

在思想界，文化保守主义日渐兴起；在学术界，费孝通等人提出了“文化自觉”论，社会学领域本土化的呼声增强。

但总体上讲，中国主流知识界依然是“西化论者”。高等教育几近“全盘西化”。文化上，中国至今依然是一个“单向输入国”，留学运动亦然。此外，西方“普世论”，如自由主义、马列 主义的长期影响，给中国考察自身的历史与现实带来了诸多困境，比如“政体论”与“社会经济阶段论”一度流行但说服力不足。

回顾历史，近代以来，“中-西”关系中交织了“古-今”关系的叙事，“中-西”地位关系的变动，将直接影响中国自身“古-今-未来”结构叙事。这是一件大事情。我认为，在可见的未来， 中国追赶目标的实现将增强民族自信，从而引发“中国文化复兴进程”，建立新的“中-西”关系，以及“古-今”关系的叙事。

注：本文为作者在2012年5月中国力研究中心费城论坛上演讲的第四部分，也是最后一部分，前面三个部分分别是“从邓小平的‘分三步走’发展战略说起”、“中国‘赶英超美’意味何在 ？”以及“向左、向右，中国向何处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