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欢军事的人很少有人不喜欢读战史，喜欢读战史的人很少有人不关注战史的主角——那些以不世之功名垂青史的古今名将们。
这些人被后人仰之弥高，乃至被认定是与天上的河汉一一对应的人间星宿。
由此可知，人类追星的历史差不多与人类的历史一样久远。自卑是人类的天性之一，对一切比自己更强大的物与力的敬畏，催生了人类的崇拜心理。除了对自然伟力的顶礼最终导致了宗教崇拜外，人类最早的追星族，应该说诞生于对战争英雄的崇拜。人类还在吸吮历史母亲的乳头时，就已经开始对那些狩猎百兽、降伏异族的英雄们躬下了谦卑的腰身。而当摧营拔寨、攻城略地取代初民茹毛饮血的原始生活，成为人类的基本生存方式时，对英雄的赞美和向往更升华为推进文明的重要元素。这从《荷马史诗》乃至几乎所有有过史诗传世的民族的文化传承中，都可以毫不费力地找到证据。直到今天，英雄情结仍是比恋父或恋母情结更为普遍的人类情愫。人们总是崇拜和敬畏“超人”——能力超过自己的人。在人类除了械斗和战争，还找不到其他途径和方式淋漓尽致地出人头地时，战场和在战场上成为英雄，便成了自我实现的最佳甚至是唯一的舞台和途径，对战争英雄的崇拜也就成了追星族们天经地义的功课。如今，人们对比尔，盖茨、齐达内以及汤姆·克鲁斯之辈的追捧，不过是英雄情结的某种移情和延伸。
英雄崇拜已成为人类精神世界中诸多成瘾性依赖之一，或者说是一种精神需求。有需求就会寻求对这种需求的满足，一如瘾君子寻求毒品，又如追星族狂热追星。
需求是创造之母。一个时代需要英雄时，英雄就会被创造出来。所谓时势造英雄，而英雄一经面世，很快又会演变为某种神话。《荷马史诗》、《罗摩衍那》、《格萨尔王传》，无不如是。即使人类走出这段童年期后，那些被公认的战争英雄们，头顶上仍然笼罩着某种众口铄金编织的神话般的光环。无论是项羽、阿提拉、成吉思汗，还是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拿破仑，这些煊赫的名字，没有一个，不曾被后人用神话的口水涂抹过。
这个名单还可以拉得更长。包括不过半个世纪前，才把自己的名字刻在历史碑石上的那一代名将们，朱可夫、巴顿、古德里安、隆美尔、麦克阿瑟、蒙哥马利，还有中国的彭德怀元帅粟裕大将，等等，无不经过神话的浸洗，才如星斗般悬挂上人类历史的天幕，让我们仰望至今。
是谁说过，巨人之所以是巨人，是因为我们匍匐在地，仰望他们的结果?
这句话让我想起萨尔瓦多·达利的一幅名画:《小心翼翼地掀起大海的皮肤想看个究竟的我》。
画面上是一个满脸稚气的小男孩，好奇地把大海的表面像一层膜似的掀开来，歪起脑袋朝裸露的海底观望，想探个究竟的情形。
这幅画让我从此对达利着迷了整整二十年，直到今天，迷性不减。
我想那是因为达利用他的画笔，道破了我心底深处的秘密。当我行走在历史悠长、曲折、晦暗如迷宫般的回廊里，仰望那些在天幕上神秘闪烁的星辰时，我总会产生那个小男孩式的冲动:掀开夜空的皮肤，看看那些高悬天幕的星群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不为人知的秘密?
为此，我拒绝使用史学家或战史专家们为我们事先准备好的火把或手电筒，我宁愿一个人摸黑行走穿梭于那些或明或暗闪烁不定的星宿之间，与他们或正面相遇，或擦肩而过，或静静地从远处打量着某一位的背影。
我用我的手指像触摸盲文一样触摸过他们每一个人凸凹不平的历史，触摸他们指挥过的每一场血仗，和他们从血泊中艰难地拔起双脚，一步步从士兵走向将星的足印。但我更想干的事是，撩开他们被铠甲和军装以及勋章和绶带包裹的躯壳，去直接触摸他们置身惨烈的屠场时的体温和心跳。以及，在这种时候，一个人还如何能够静如处子，用远超出常人的勇气和智慧，把血腥战争雕塑成一件凄美惨烈的艺术品?
这一刻，我只想扮演心灵偷窥者的角色。
我想感受拿破仑在阿斯佩恩·艾斯林会战中，怀抱死在他胸前的爱将拉纳元帅时的痛楚;我也想倾听血胆将军巴顿，手扶载着他贴身副官遗体的炮车走向墓地时，心里默念的那一段悼词;我更想知道隆美尔在被迫吞下氰化钾时是怎样一种绝望?而山本五十六的座机在坠落触地前的一瞬间，他是否真的心如止水?
我知道这一切都不可能了，也正因如此，历史才给后人编织神话留下了巨大的空间和可能性。
但我从来就不是个神话的爱好者。我怀疑一切神话。这是我走向战史，也走向那些在战史上闪烁耀眼光芒的将星们的动机和起点。
我当然懂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民族、每一支军队都需要英雄。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犹如一座没有鲜花的园林。为此，没有英雄就要制造出自己的英雄。因为每个民族的心灵中都有其脆弱的一角，而这正需要由英雄的神话给以支撑。于是，巴顿之于美利坚，蒙哥马利之于英伦三岛等，就在某种程度上起到了心理安慰剂或强心剂式的支撑。而这时的他们，也就开始了原型和艺术加工后的角色的背离。
我发现，历史上几乎所有的名将都是伟大的演员，而有些人的演技还远超过了他们的军事艺术。他们全都无师自通地懂得与民族需求进行天衣无缝的配合;在历史最需要他们的时候，恰到好处地占位，以便扮演国家、民族和军队分派给他们的英雄角色。
毫无疑问，与常人相比，他们都是出类拔萃之辈。他们在战场上创立的功勋，也足以使他们无愧于自己胸前的勋章与绶带。但是，走近些，你就会发现某种瑕疵或破绽。除了少数与生俱来注定要被战神恩宠的天才之外，大部分名将，不过是战场上的幸运儿或某种不可逆转的力量与趋势推举出来的代表——张三也成李四亦可而已。
这些人即使资质平平，在战场上中规中矩，指挥上乏善可陈，全无可圈可点之处，却仅凭机遇和运气，也能让自己侧身古今名将之列，并且还将名垂青史，不免让人感到几分历史性的无奈和滑稽。
我发出这样的感慨，并无贬低表演能力对于名将成功的重要作用的意思。恰恰相反，我觉得出色的表演能力，对于名将的成功极为有益。因为它直接关系士气民心的激励和唤起。当然，它有时也为名将的成名，带来了事半功倍的效果。巴顿和他斜插在腰际的两支象牙柄手枪，麦克阿瑟和他叼在嘴上永不点燃的玉米芯烟斗，蒙哥马利和他贝雷帽上的两枚军徽，十分夸张又成功地收到了极佳的表演效果，并以此构成了他们各自英雄神话的标志。相比之下，那些不善表演的将领们，像永远把他的部下推出去抵挡媒体攻势的斯帕茨将军，像长时间隐在斯大林身后默默起草作战计划和命令的华西列夫斯基元帅，像几次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人去坐，自己甘当副手却全权指挥作战的粟裕大将，尽管从战功上他们不输于任何一位名将，但其将星在战史上的耀眼程度，却比那些擅长此道的将帅们要暗淡许多。细细想来，当人们把这类将领的特点当作军人的美德加以称颂时，我倒并不以为这是十足的优点。特别是当一个民族、一支军队、一个国家需要更张扬、更外在、更富于戏剧性的表演来激励和鼓舞斗志时，一个伟大的演员可能要比一个沉稳的实干家更有价值。正因为如此，历史上几乎所有伟大的统帅和将领，都同时是伟大的演员。这是英雄与民众的双向互动:英雄用高超的演技征服民众，民众则需要英雄高超的演技支撑自己的信心。一个要征服他的对手和敌人的将帅，首先要征服的，是他的部下和民众。差不多所有名将都懂得这个道理。征服的方式有多种，但唯有高超的表演，是收效最佳且最快的途径。
只是，当硝烟散去，血海凝固，一场大战结束后，人们先不必急于把桂冠和花环抛向凯旋的英雄们。因为并不是每一个在战场上进行过引人注目的表演者，都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先哲马克思说过，历史上常常有这样的时候，由小丑来扮演英雄的角色。这就需要我们在胜利的狂热和对英雄的盲目膜拜中退身一步，往自己头上淋下一盆凉水，然后透过难得的清醒，去掂量和区分英雄与小丑在一场大戏中的不同分量。
在战争的舞台上，与艺术的舞台如出一辙，天才的演员都是稀有金属。你可以说巴赫与莫扎特同样伟大，但你必须承认后者是天才，前者只是巨匠。战争史上不乏巨匠，却鲜有天才。因为天才是连造物也不常有的灵光一现的产物，而巨匠则可能应时应运而生。巨匠终究是匠，只是比其他的匠们“巨”一些罢了。
这就是为什么说孙子是天才，而克劳塞维茨是巨匠;亚历山大、汉尼拔、拿破仑、朱可夫是天才，而蒙哥马利、惠灵顿、曼施坦因这些人只是巨匠的原因，这其实是根本不能算作原因的原因。因为历史原本就是这样。而且，这其中并无什么道理好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