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在1月26日的《国情咨文》中，奥巴马总统说：“任何人如果对你说美国正处于衰落之中，或者我们的影响力已经减弱，就是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据《外交政策》杂志的一篇报道说，总统是阅读了《新共和国》杂志上的以下文章，并受到其影响，在发表《国情咨文》的当天下午的一次秘密会议上加以长时间讨论。
I.
美国是否正处于衰落之中，就像如此多的人们现在看来所认为的那样？抑或，美国人是否出于对自己的国力每况愈下的一种不应有的恐惧而处于超级大国的抢先自杀的危险之中？事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对这些问题的回答。目前的世界秩序——其特点是空前数量的民主国家；全球经济的空前繁荣，尽管爆发了当前的危机；以及大国之间的长期和平——反映了美国的原则和偏好，是建立在美国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所有方面的国力基础上，并利用其国力来维护的。如果美国的国力衰落，这种世界秩序就会随之衰落。取而代之的将是某种别的秩序，从而反映出其它世界大国的愿望与素质。或者，美国也许会简单地垮台，就像20世纪上半叶欧洲的世界秩序垮台一样。许多人都认为，即使美国的国力削弱，“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的根基也会幸存下来并兴旺发展，”正如政治学家G ·约翰·伊肯伯里所认为。这种看法是一种愉快的幻觉。美国的衰落如果属实，对大家来说都将意味着一个不同的世界。
但是，这在多大程度上属实？当前有关美国衰落的很多评论所依据的都是相当不严谨的分析，就是一种印象，即美国已经迷路，放弃了过去曾经使之获得成功的美德，缺乏解决自己所面临的问题的意志。美国人看到，另外一些国家的经济状况要好于他们自己的国家，并看来呈现出美国曾经具有的生机勃勃的景象，于是，他们慨叹，“这曾经就是我们，”而这正是托马斯·弗里德曼的最新的一本书的书名。
今天有关衰落的看法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自从2008年以来经济一直不景气，国家也出现了巨额的财政赤字。这些情况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相结合，看来预示着全球经济实力的一种重大的和不可逆转的转移。一部分悲观情绪还由于一种看法，由于美国对9.11袭击所采取的各种对策，所以它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已经失宠，因而丧失了影响力。关塔纳摩的羁押设施、针对恐怖嫌犯所采用的酷刑，以及遭到广泛谴责的2003年对伊拉克的入侵，都玷污了美国的“品牌”，损害了美国的“软权力”——其吸引别国接受其观点的能力。发生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棘手的战争。许多人认为，这些战争证明了军事力量的极限，使美国的能力捉襟见肘，削弱了国家的核心力量。一些人把美国比作19世纪末的大英帝国，认为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相当于英国艰难而挫败人们意志的布尔战争。
以对国力衰落的这种普遍看法为背景，美国在世界上随心所欲的每次失败都倾向于使一种印象得到加强。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拒绝媾和，尽管美国一再恳求。伊朗和朝鲜无视美国的要求，即它们停止核武器计划。中国拒绝让其货币升值。阿拉伯世界的动乱摆脱了美国的控制。看来每一天都有更多的证据表明，美国能够领导世界，让别国听命于自己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
然而，尽管这种衰落的感觉可能很强烈，但也应当对其加以比较严谨的考察。衡量一国的相对国力的变化是一种棘手的差事。但也有一些基本的指标：一国经济相对于别国经济的规模和影响力；与潜在的敌手相比的军事力量的规模；一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政治影响力的程度——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中国人所说的“综合国力”。还有时间问题。仅仅以几年的证据为依据的判断是成问题的。一个大国的衰落是通常在较长时期里发生的各种形式的力量的国际分配的根本变化的产物。大国很少是在突然间衰落。虽然一场战争可能会使之垮掉，但是就连这种情况通常也是一个较长的过程的一种症状和高潮。
例如，大英帝国的衰落就是在几十年里发生的。1870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中所占份额超过30％。1900年为20％。到1910年，就不到15％，远远低于崛起中的美国。美国在同一时期里从20％以上攀升到25％以上。这一份额也低于德国。德国在整个19世纪所占的份额远远落后于英国，但在20世纪头十年却赶上并超过了英国。在这一时期，英国海军从海洋的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沦为与崛起中的各个海军大国共享海洋的控制权。1883年，英国所拥有的战舰比所有其它大国的总和还要多。到1897年，其主导地位已黯然失色。英国官员认为，他们的海军“完全处于劣势”，在西半球被美国所超越，在东亚为日本所超越，甚至在靠近本土的地方也被俄罗斯和法国海军力量的总和所超越。而这种情况还是在德国海军具有威胁性的成长之前发生的。在半个世纪过程中，按照有关国力的两项最重要的衡量标准，这些都是明确的、可测量的、不断的衰落。
有关美国目前相对衰落的这些论点当中的一些如果不是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爆发后才出现，就会更为强有力。正像孤燕不成春一样，一场经济衰退，甚至是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也不一定意味着一个大国终结的开始。19世纪90年代，20世纪30年代和70年代，美国陷入严重和持久的经济危机。在每一种情况下，它都在随后的十年里实现了经济回升，相对于其它大国、与危机爆发前相比，它实际上最终都获得了更为强大的地位。20世纪头十年、40年代和80年代都是美国的全球实力和影响力的高点。
不到十年前，大多数观察家所谈论的不是美国的衰落，而是其持久的首要地位。2002年，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他曾在20世纪80年代末撰写了一本有关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的崛起与衰落”的获得很多评论的书——宣称，在历史上，若论“国力差异”的悬殊，则非美国和世界各国之间莫属。伊肯伯里同意，“在军事、经济、科技、文化或者政治实力方面，没有任何别的大国”曾经占有“如此令人生畏的优势”。……“美国的国力所享有的卓越地位”是“空前的”。2004年，学者法利德·扎卡利亚说，美国享有“全面的单极地位”，这种情况是自从古罗马以来所未曾见过的。但是，仅仅四年后，扎卡利亚却就“美国以后的世界”和“其余大国的崛起”著书立说。肯尼迪重提美国衰落的必然性。在短短几年内，美国的相对国力的基本面就发生了如此显著的转变吗？
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基本指标说起。就经济而言，尽管目前的年代陷入了经济衰退和缓慢的增长，但是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并没有改变。其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非常稳定，不仅在过去的十年，而且在过去的四十年中都是如此。1969年，美国生产了世界经济产出的大约1/4。今天，它仍然生产1/4左右，它仍然不仅是世界上最大的，也是最富裕的经济体。人们对中印等亚洲国家的崛起很着迷。这是正确的。这些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节节攀升。但这迄今为止几乎完全是在牺牲欧洲和日本利益的情况下发生的。后两者在全球经济中所占份额每况愈下。
中国发展的乐观派预测，中国将在今后二十年的某个时候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这可能意味着，美国今后将会面临对其经济地位的日益严峻的挑战。但是，单纯经济规模本身并不是衡量国际体系内部总实力的一项出色的标准。假如是这样，那么由于中国在19世纪初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所以当时的中国就会成为占主导地位的大国，而不是被较小的欧洲国家打翻在地的受害者。即使中国再次达到这一顶峰——在无限期地保持国家的经济增长方面，中国领导人面临着严重的障碍——它仍将在人均GDP方面远远落后于美国和欧洲。
正如19世纪初的中国所领教和中国领导人今天所明白，军事实力也是重要的。正如阎学通最近指出：“军事实力构成霸权的基础。”在这方面，美国仍然是无与伦比的。它仍然远远超过世界上历来的任何国家。美国的相对军事实力丝毫也没有衰落，起码目前还没有。美国目前每年的国防开支为不到6000亿美元，超过其余大国的总和。（这一数字没有包括即将在伊拉克完成的部署，或者阿富汗的作战部队。后者很可能会在今后几年里不断减少。）美国人在这样做的同时，每年的消费却稍低于GDP的4％——虽然这一百分比高于其它大国，但从历史上来看，这却低于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占GDP10％的国防开支，以及20世纪80年代末7％的开支。这些超额开支低估了美国在军事实力方面所占有的实际优势。美国的陆军和空军装备着最先进的武器，在实战方面也是经验最丰富的。他们会在针锋相对的交战中打败任何竞争对手。美国海军的实力在世界上的每个地区也仍然占居主导地位。
最起码，按照这些军事与经济上的衡量标准，今天的美国根本不像1900年左右的英国。当时大英帝国的相对衰落开始变得明显。今天的美国而是比较像1870年左右的英国。当时大英帝国正处于国力的巅峰。有可能设想一下这种情况不复存在的时候。但这一时刻尚未到来。
但是，“其余大国的崛起”——中国、印度、巴西和土耳其等国日益增强的经济影响力——情况如何呢？回答是，这取决于一些因素。世界上的另外一些国家正在享受高增长的时期，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美国作为主导性的大国的地位正在衰落，甚至不意味着，“其余大国”在总实力和影响力方面正在迎头赶上。1990年，巴西在全球GDP中所占份额为2％稍多一点，今天仍然占2％稍多一点。土耳其1990年所占份额不足1％，今天仍然不足1％。人们，尤其是商人，对这些新兴市场感到兴奋是自然的。但是，仅仅一个国家成为有吸引力的投资机会，并不意味着它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虽然财富在国际政治中很重要，但是经济增长与国际影响力之间没有任何简单的相关性。20世纪50年代，在尼赫鲁领导下，要比现在贫穷的印度曾经是不结盟运动的领袖。但是，今天比较富裕的印度是否在全球舞台上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不清楚。土耳其的情况也是如此。尽管总理雷杰普·塔伊普·埃尔多安显示出了独立性和天才的突现，但土耳其今天是否真的要比十年前发挥更大的影响力并不明确。
至于这些增长中的经济体对美国地位的影响，则完全取决于谁在实现增长。20世纪初，大英帝国的问题并不在于其相对于美国的大幅度衰落，因为美国是一个一般来说友好的大国，其利益与英国并没有根本的冲突。甚至在西半球，就在英国的主导地位让位于美国的时候，其贸易也增加了。问题在于英国相对于德国的衰落，因为德国的目标是成为欧洲大陆上的霸主，谋求与英国在公海上竞争，在这两方面，它都对英国的核心安全构成了威胁。在美国的情况中，与最近的“其余大国的崛起”相比，冷战期间，德国和日本经济的引人瞩目的迅速崛起削弱美国在世界上的首要地位的程度要大得多。美国在世界GDP中所占份额在二战结束后为将近50％，到20世纪70年代初下降到大约25％，从那时以来一直保持这一水平。但这种“其余大国的崛起”并没有削弱美国的实力。如果有任何情况的话，这种崛起就是使美国的实力得到加强。德国和日本过去和现在都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民主盟友、美国统治下的世界秩序的主要支柱。其经济的增长实际上使力量对比发生了不利于苏联阵营的不可挽回的转变，促成了苏联的灭忙。
在衡量其它国家今天的经济增长的影响时，必须做出相同种类的估算。巴西经济或者印度经济的增长是否削弱了美国的全球实力？这两个国家都是友好的。印度正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伙伴。如果美国今后在世界上的竞争对手很可能是中国的话，那么一个更富裕和更强大的印度对美国来说将是一项宝贵资产而不是负债。总体而言，巴西、印度、土耳其和南非正在享受一个经济增长的时期——这一时期并不一定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这一事实要么对美国的战略地位来说毫不相干，要么对其有利。目前，只有中国的经济增长可以被认为影响到美国今后的实力，而且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是如此，就是中国人把自己的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的足够多的部分转换成军事实力。
II.
如果按照这些对国力的基本衡量标准衡量，美国没有遭受衰落，那么它的影响力是不是真的已经减弱，它是不是真的在世界上更加难以随心所欲？几乎普遍的假设是，美国确实已经失去了影响力。无论作何解释——美国的衰落、“其余大国的崛起”、美国的资本主义模式的明显失败、美国政治的日益复杂的功能失调、国际体系的日益复杂等等——人们普遍接受的是，美国不再像从前那样塑造世界，以满足自己的利益和理想。每天似乎都有更多的证据，因为世界上发生的事情看来既违背美国的利益，又超出美国的控制。
当然这是事实，即美国很多时候是不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但话说回来，它过去也从未做到。今天关于美国影响每况愈下的印象大多是基于一种怀旧谬论：即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可以塑造整个世界来满足自己的愿望，并能使其他国家按照它的意愿行事。正如政治学家斯蒂芬·M·沃尔特所说，当时美国“管理着几乎全球范围的政治、经济和安全安排。”
如果我们来衡量美国今天的相对地位，重要的是要认识到，过去的形象是一种幻觉。从来没有这样一个时候。我们倾向于认为冷战早年是一个美国在全球完全占有霸主地位的时刻。根本不是这样。那个时代，美国确实做到了一些不平凡的事：马歇尔计划、北约联盟、联合国和布雷顿森林经济体系都塑造了我们今天所了解的这个世界。然而，冷战初期的每一项伟大的成就，相应地都至少有一项同样巨大的挫折。
杜鲁门年间，1949年共产党革命在中国取得了胜利，美国官员视之为该地区对美国的利益来说的一场灾难。这起事件的确被证明代价是巨大的。即使没有别的情况，它在刺激朝鲜于1950年进攻韩国方面也是一个主要因素。但正如艾奇逊所断定：“中国内战不祥的结局”已被证明“超出了……美国的控制，”成为“美国试图影响，但却无效的力量”产物。一年后，发生了朝鲜对韩国的意料之外的和令人毫无准备的攻击，以及美国的干预。结果，在35000多名美国人死亡和近10万多人受伤之后，战争留下的局面与战前几乎一模一样。1949年，传来了也许是所有消息中最糟糕的消息：苏联获得了原子弹，作为美国的军事战略和防务预算编制前提的核垄断宣告结束。
一年后，著名的战略文件NSC-68就美国的军事实力及其全球战略投入之间的不断拉大的差距提出警告。它宣称，如果目前的趋势继续下去，其结果将是“自由世界相对于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实力的严重衰落”。这份文件说：“我们的制度的完整性和生命力要比我们历史上的以往任何时候都处于更大的危险之中。”1952年，在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基调演讲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感叹“世界力量对比的惊人变化”、“我们财政投入方面的不断加重的负担”、苏联崛起的力量、“以及我们自己的相对衰落”。1957年，盖瑟委员会报告说，俄罗斯的经济增长要比美国快得多，到1959年，俄罗斯将能够用100枚洲际弹道导弹打击美国领土。因此，众院议长萨姆·雷伯恩问道：“如果我们丧失自己国民的生命，俄罗斯卢布成为美国的货币，一个健全的经济与平衡的预算又有什么用处？”
美国也并非总是能够说服别国，即使是自己最亲密的盟友去做它所希望的事情，或者不做它所部希望的事情。1949年，艾奇逊企图阻止包括英国在内的欧洲盟国承认共产党中国，但却失败了。1954年，艾森豪威尔政府在日内瓦会议上，在越南问题上未能如愿以偿，因而拒绝签署最后协议。两年后，它企图阻止英国人、法国人和以色列人由于关闭苏伊士运河而入侵埃及。结果却眼巴巴看着它们在没有通知华盛顿的情况下发动一场入侵。当美国在金门和马祖诸岛问题上与中国针锋相对时，艾森豪威尔政府企图争取欧洲盟国的表示支持，但却失败了。杜勒斯因此担心，北约阻止正在“开始瓦解”。到20世纪50年代末，毛泽东认为，美国是一个正在衰落的超级大国，“害怕在第三世界进行新的插手，越来越无法维持其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地位。”
但“软实力”的情况如何？政治学家约瑟夫·奈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就是美国曾经能够“在世界上随心所欲”，因为通过电视、电影和音乐反映的、美国文化所“表达的价值观”，以及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吸引力？软实力的这些要素使得世界上的别国人民想要追随美国，“羡慕起价值观，仿效其榜样，渴望达到其繁荣和开放的水平。”
再一次，历史的真相比较复杂。二战结束后的头三十年，世界许多国家既没有羡慕美国，也没有试图仿效它，对于它在国际事务中的行为方式并没有表示特别赞赏。诚然，美国媒体传播了美国文化，但它们所传播的形象并非总是讨人喜欢的。20世纪50年代，世人可以观看有关约瑟夫·麦卡锡和在国务院以及好莱坞迫害共产党人的电视图像。美国电影描绘了新的美国企业文化令人窒息的资本主义因循守旧。最畅销的小说，如《丑陋的美国人》，描绘了美国人盛气凌人和粗鲁的图画。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有种族隔离斗争。有在全球范围传播的白人对着黑人中小学生吐唾沫和警察放狗咬黑人示威者的图像。杜勒斯担心，美国的种族主义实际上了“破坏”美国的全球形象，尤其是在所谓的第三世界。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发生了瓦茨暴乱、马丁·路德·金和罗伯特·肯尼迪被暗杀、肯特州立大学的枪击案，此后还有震撼了美国政府的水门丑闻。此类形象不大可能会使世人爱戴美国，无论在巴黎的电影院里上演多少部杰瑞·刘易斯和伍迪·艾伦的电影。
在这些年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也并没有发现，美国的外交政策特别具有吸引力。艾森豪威尔渴望“让这些穷困潦倒的国家的一些人喜欢我们，而不是仇恨我们”，但中情局精心策划的在伊朗推翻穆罕默德·摩萨德的活动，以及在危地马拉推翻雅各布·阿本斯的活动也无济于事。1957年，示威者在委内瑞拉袭击了副总统的车队，高呼：“走开，尼克松！”“滚出去，狗！”“我们不会忘记危地马拉！”1960年，当一架美国间谍飞机在俄罗斯上空被击落时，赫鲁晓夫取消首脑会谈，从而羞辱了艾森豪威尔。当年晚些时候，在前往东京进行友好访问的途中，由于日本政府警告说，它无法保证他在抗议美国“帝国主义”的学生面前的安全，所以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中途返回。
艾森豪威尔的民主党继任人的表现也没有更好。约翰·肯尼迪夫妇在一段时间里得到了爱戴。但在他被暗杀之后，美国的光辉消逝了。林登·约翰逊1965年对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入侵不仅在拉美，而且遭到了欧洲盟国的普遍谴责。戴高乐警告美国官员说，美国像“所有拥有压倒一切的威力的国家”一样，“相信武力可以解决一切”，但很快就会领教到，“情况并非如此。”尔后当然爆发了越战——造成了大破坏、凝固汽油弹的场面、美莱村大屠杀、秘密入侵柬埔寨、对河内的轰炸，以及人民的一种普遍看法，即一个西方殖民主义超级大国正在猛烈攻击一个弱小、但却顽强的第三世界国家，迫使其就范。当约翰逊的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1967年访问西柏林时，美国文化中心遭到袭击，数千名学生抗议美国的政策，有关暗杀未遂的流言四起。1968年，当千百万欧洲青年走上街头时，他们并没有表达对美国文化的羡慕。
世界各地的绝大多数国家也没有试图仿效美国的制度。在冷战的最初几十年中，许多国家为苏联和中国的国家控制下的经济所吸引，因为它们的经济看来有希望获得增长，而又不会带来民主的混乱问题。在这一时期的很长时间里，苏联阵营的经济增长率与西方国家一样高，主要由于重工业领域中国家指导下的蓬勃发展。据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说，许多第三世界领导人认为，苏联的制度“与美国的制度相比，在快速见效方面可能会提供更多的东西”。埃及的纳赛尔和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等独裁者发现，国家主导下的模式尤其具有吸引力，但印度的尼赫鲁也这样认为。新兴的不结盟运动领导人——尼赫鲁、纳赛尔、铁托、苏加诺和恩克鲁玛——并没有表示羡慕美国的生活方式。
而斯大林逝世后，苏中两国都进行了激烈的竞争，以争取第三世界，进行了一次次“友好访问”，并提供了自己的援助计划。艾森豪威尔认为：“共产党新的和风细雨或许比它们在斯大林时代的宣传更危险。”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对所有这些国家的左倾倾向不断地表示担忧，为其提供了大量的发展援助，以图赢得人心。他们发现，虽然这些国家对援助加以欣然接受，但它们既不一定保持忠心，也不一定对援助加以赞赏。第三世界敌意的结果之一就是，1960年以后，美国在联合国的影响力不断丧失。联合国大会曾经是美国在朝鲜的战争被合法化的地方，但是从20世纪60年代到冷战结束，它却成了不断表达反美主义的论坛。
20世纪60年代末，亨利·基辛格对未来感到绝望。他给尼克松写信说，“权力的日益分散、政治活动的进一步扩散，以及更复杂的国际冲突与组合模式”严重削弱了两个超级大国影响“别国政府行动”的能力。20世纪70年代，情况看来变得更为棘手。美国从越南溃退，世人第一次目睹了一位美国总统因陷入丑闻泥潭而辞职。尔后，也许与所有其余事件同样重要的是，世界油价大幅度飙升。
这最后一个问题显示出了一种新的严重困难：美国不能在中东发挥有效的影响力。今天，人们指出，美国未能让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通过谈判解决争端，或者未能有效地处理混乱之中的阿拉伯觉醒，认为这是表明美国虚弱与衰败的迹象。但在1973年，美国甚至无法阻止中东各个主要国家发动全面战争。当埃及和叙利亚对以色列发动突然袭击时，这对华盛顿来说也是意外的事情。美国最终不得不把核武器投入战备状态来吓阻苏联介入冲突。战争导致了石油禁运，欧佩克作为世界事务中的一支重要力量的建立，以及一种突然的启示就是正如历史学家丹尼尔·耶金所说，“美国自身现在终于变得脆弱。”“世界上首要的超级大国”“陷入防御状态，遭到一小撮小国的侮辱。”许多美国人“担心，一个时代的结束即将到来”。
20世纪70年代，油价的显著上涨，加上越战期间美国的经济政策，使美国经济陷入严重危机。从1973年到1975年，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6％。失业率增加了一倍，从4.5％增加到9％。美国人民遭受了加油站的排队和滞涨这一新的经济现象，不仅经济陷于停顿，而且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从1973年到1982年，美国经济经历了三次衰退。当时在美国人看来，“能源危机”就像今天的“财政危机”。吉米·卡特在对全国发表的第一次电视讲话中说，这场危机是“在我们的有生之年，我们的国家将会面临的最大挑战”。尤其令人屈辱的是，这场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美国的两个亲密的盟友，即沙特王室和伊朗国王的推动。正如卡特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美国人民“深感不满的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遭到少数沙漠国家的不公平对待”。
1979年，局势陷入了低潮，因为伊朗国王被推翻，霍梅尼领导的激进的伊斯兰革命上台执政，52名美国人被劫为人质达一年多。正如尤金所说，这起人质危机“传递了一个强有力的信息：20世纪70年代，世界石油市场的力量转移仅仅是全球政坛上正在发生的一场更大范围的戏剧性事件的一部分。美国和西方看来真的陷入衰落和守势，在维护自己的利益，无论是经济利益还是政治利益方面看来无能为力”。
如果有人想阐明美国衰落的理由，那么20世纪70年代就会是这样做的时候，而且许多人正是这样做的。基辛格认为，美国显然“像许多从前的文明一样，”已经“经过自己的历史性高点。……每一个曾经存在过的文明最终都崩溃了。历史是一个种种努力都失败的故事。”“正是在20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失去了其压倒一切的首要地位，美国的贸易盈余开始变成贸易赤字，权利和社会福利计划的开支激增，美国的黄金和货币储备被耗尽。
伴随经济困难而来的是政治和战略的不安全。最先到来的认识是，历史的潮流对苏联有利。苏联领导人自己相信：“力量对比”有利于共产主义，美国在越南的战败和撤军导致苏联官员第一次认为，他们可能会实际上“赢得”漫长的冷战斗争。十年后的1987年，保罗·肯尼迪把两个超级大国描绘成遭受“帝国过度扩张”的损害，但他建议，美国完全可能将是第一个崩溃，遵循一个漫长的、帝国精疲力竭与破产的历史传统。它在防务上花费太多，承担了太多遥远的全球责任，以致陷于瘫痪。但在两年内，柏林墙倒塌。再过两年，苏联解体。事实证明，衰落正在其他国家发生。
再有就是日本的经济奇迹。一场“其余大国的崛起”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并在此后十五年里延续，日本连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台湾等，似乎要让美国经济黯然失色。1989年，记者詹姆斯·法洛斯认为，在国家指导下的日本经济显然优于更加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美国，是注定要超越它的。日本将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在美国因冷战而陷于破产的时候，日本人却忙于经济建设。正如分析家查谟斯·约翰逊于1995年所说，“冷战结束了，日本赢了。”就在约翰逊写下这一评论时，日本经济一落千丈，陷入了一蹶不振的停滞时期。
由于苏联垮台，中国也尚未证明其经济繁荣的持久力，所以突然间，美国显得像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但是，即使是当时，引人瞩目的一点也是，美国在解决诸多严重的全球性问题方面是多么失败。美国人打赢了海湾战争，使北约组织东扩，最终在造成大量流血之后给巴尔干地区带来了和平，并在20世纪90年代的绝大部分时间里领导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接受有关经济学的“华盛顿共识”。但是其中一些成功开始瓦解，与之相应的是同样重要的失败。由于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华盛顿共识开始崩溃。在这场危机中，美国的处方被普遍认为是错误的和破坏性的。美国未能制止，哪怕是在很大程度上阻止朝鲜和伊朗的核武器计划，尽管它一再宣称自己打算这样做。对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所采取的制裁制度不仅是徒劳的，而且到2010年左右变得行将崩溃。美国和世界在防止卢旺达大屠杀方面没有采取任何措施，部分原因是，美国一年前在军事干预失败以后已经被赶出索马里。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的最重要的努力之一就是支持苏联解体以后的俄罗斯向民主和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转型。但是，尽管美国提供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和大量的建议与专家指导，但是它发现，俄罗斯的事态发展再次超出其控制。
即使是在全球称霸的据说的鼎盛时期，美国领导人与今天相比，在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问题上也是同样失败的。尽管经济繁荣，总统受到普遍的爱戴，积极致力于解决问题，但是克林顿政府到头来却仍然空手而归。正如前中东和平谈判代表亚伦·戴维·米勒所说，比尔·克林顿“与任何前任相比，都在更长的时期里更加关注阿以和平问题，并且投入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他得到了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双方的钦佩和赞赏。尽管如此，他“在6个月内”举行了“三次峰会，却在每一次峰会上都失败了”。克林顿的任期以和平谈判崩溃和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的开始而告终。
20世纪90年代，就连民众的支持率也是难以获得的。1999年，萨缪尔·亨廷顿说，美国的是“孤独的超级大国”，由于其“入侵性的、干预主义的、剥削性的、单边主义的、霸权主义的和虚伪的”行为而在全球范围遭到普遍的憎恨。法国外长谴责“超级大国”，并公开表示渴望建立“多极的”世界，在其中，美国将不再占居主导地位。一位英国外交官对亨廷顿说：“人们只是在美国才读到世界愿意接受美国的领导。在所有其它地方，人们所读到的都是美国的傲慢和单边主义的内容。”
这当然是胡说八道。与英国外交官的说法恰恰相反，20世纪90年代和整个冷战期间，许多其它国家的确期待美国承担起领导角色，提供保护和支持。问题并不在于，美国始终缺乏全球影响力。从二战开始，美国的确是世界上的主导性大国。它发挥了巨大的影响力，这种影响超过了自从罗马帝国以来的任何大国，而且成就斐然。但是，它并非万能，远非如此。我们要想准确地衡量美国目前是否处于衰落之中，就需要有一个合理的基准据以衡量。如果把今天美国的影响力与其占居压倒一切的主导地位的神秘的过去相比较，只能误导我们。
今天，美国在许多问题上都缺乏随心所欲的能力。但这并没有阻止它获得与过去一样大的成功，以及遭受与过去一样大的失败。尽管存在种种争议，但是与越战相比，美国在伊拉克要成功一些。它像90年代一样，一直无法遏制伊朗的核野心。但是，通过两届政府的努力，它建立了一个比较有效的全球反扩散网络。它铲除和摧毁“基地”组织的努力取得了出色的成功，尤其是在与90年代摧毁恐怖主义网络和制止恐怖袭击方面的失败相比的情况下。这种失败的最严重的后果就是911恐怖袭击。能够利用无人机是一种进步，超越了此前几十年用来打击恐怖分子及其设施的武器种类——巡航导弹和空中打击。与此同时，美国在欧洲的联盟仍是健康的；欧洲自身看来要比过去虚弱，这一点当然并非美国的过错。几年来，美国在亚洲的联盟可以说已经发展壮大，美国与印度加强了关系，而两国关系从前一直很紧张。
因此，纪录是好坏参半的，但情况一直如此。在一些时候，美国的影响力要超过今天，而在另外一些时候，其影响力则比较小。影响力的发挥一直是一场斗争。这场斗争可以解释为什么，在自从二战结束以来的几十年中，美国人一直担心自己的影响力下降，对其它大国在看来损害美国利益的情况下的崛起感到不安。在任何时代中塑造国际环境方面的困难都是巨大的。很少有哪个大国哪怕是做出这方面的尝试。就连最强大的国家也很少实现自己的所有目标，甚至大部分目标。外交政策就像打垒球：如果你在70%的时候失败，你就进入名人堂。
III.
今天的挑战是严峻的，中国的崛起是其中最明显的。但它们并不比美国在冷战期间所面临的挑战更大。只有在回顾的时候，冷战才可能显得轻而易举。美国人在二战结束时面临着一项重大的战略危机。苏联即使仅仅是凭借其幅员和地理位置，看来也威胁到欧洲、中东和东亚的战略重心。在所有这些地区，它都遇到了遭受战争毁灭和一蹶不振的国家。为了迎接这一挑战，美国不得不向这些地区投射自己的力量，而这种力量虽然巨大，但也是有限的。它必须与当地的大国建立联盟——其中一些大国是从前的敌国——并为其提供经济、政治和军事援助，以帮助它们实现独立，并抵制苏联的压力。冷战期间，苏联人发挥了影响力，仅仅通过保持静止状态就对美国的利益施压，而美国却不得不忙于应付。值得提起的是，这种“遏制”战略现在由于明显的成功而受到尊崇，我当时在一些有影响的观察家看来却完全不灵验。沃尔特·李普曼指责说，这项战略的“构思错误”，所依据的是“希望”，任凭苏联人“在战略上掌握主动权”，而美国则在试图建立虚弱、无能和不可靠的“卫星国与傀儡政府”方面耗尽资源。
今天，中国的情况正好相反。虽然与苏联相比，中国现在和将来都富裕得多，在世界上所发挥的经济影响力也更大，但是其地缘战略地位更加难以维持。二战使中国陷入相对的弱势地位。它一直努力摆脱这种弱势。它的几个邻国都是与美国关系密切的强国。只要台湾保持独立，与美国保持战略关系，只要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强国继续充当美军和美国基地的东道国，中国就很难成为地区霸主。中国起码需要几个盟国，才有机会把美国赶出其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据点。但是目前，拥有盟国的却是美国。美国在前沿基地部署了部队。美国目前在属于中国的贸易要道的重要水域和航道上占有海军主导地位。总而言之，中国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的任务，即使美国失去现有的地位，要比美国的任务艰巨得多，因为美国的任务仅仅是保住现有的地位。
美国能否做到这一点？一些美国人抱着今天的悲观情绪，怀疑美国能否做到这一点。实际上，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能够承担代价，以继续在世界上的任何地区扮演自己一直扮演的主导角色。一些人认为，尽管保罗·肯尼迪所发出的有关帝国过度扩张的警告在1987年可能是错误的，但它却准确地描述了美国目前的困境。财政危机、陷入僵局的政治制度、美国社会的各种弊病（包括工资停滞和收入不平等）、教育系统的弱点、日益恶化的基础设施——所有这些今天都被引用为理由，说明美国为什么需要在国际上采取收缩的做法，放弃履行一些海外承诺，把重点放在“本土的国家建设”上，而不是像以往一样试图继续塑造世界。
同样，对这些常见的假设需要加以研究。一方面，美国在多大程度上“过度扩张”了？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答案远远不如人们所想象。考虑一下有关美国在海外部署的驻军的人数这一简单的问题。倾听今天的论战，人们也许会以为，美国在海外的驻军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情况远非如此。1953年，美国在海外有将近100万驻军——在朝鲜半岛作战的32.5万和驻扎在欧洲和亚洲等地的60多万。1968年，美国在外国领土上的驻军超过100万——在越南的53.7万，还有驻扎在别国的50万。相比之下，2011年夏季，在美国在两场战争中部署的高峰期间，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总共部署了约20万作战部队，另有大约16万部队驻扎在欧洲和东亚。总体而言，如果把驻扎在世界各地的其它部队包括在内，共有约50万部队部署在海外。这甚至低于冷战的和平时期的部署人数。例如，1957年，有超过75万的部队部署在海外。只有在苏联帝国解体和911袭击之间的10年里，在海外部署的兵力才低于今天。如果把美国人口的增长考虑在内，这种对比就更为惊人。1953年，当美国在海外拥有100万驻军时，美国的总人口只有1.6亿。今天，当海外驻军为50万时，美国人口则为3.13亿。国家的人口翻了一番，而海外驻军则是50年前的一半。
财政上的开销情况如何？许多人看来认为，这些部署的费用以及一般而言的军费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威胁到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的财政赤字的猛增。但情况也并非如此。正如前预算负责人爱丽丝·里夫林所说，有关未来赤字的吓人的推测并不是“防务开支的不断上涨所致”，更不是因对外援助开支所造成。预计今后几年赤字的失控主要是由于福利开支的暴涨。就连砍掉防务预算的最猛烈的做法也只会每年节省500亿至1000亿美元。这仅占美国每年1.5万亿美元赤字的很小一部分——4%到8%。
2002年，当保罗·肯尼迪惊叹美国“廉价地保持世界上唯一超级大国地位”的能力时，美国的防务开支约占GDP的3.4％。今天占4％稍低一点，而在今后几年里则可能会更低，就是说按照历史标准衡量仍然“很廉价”。保持世界上主导性大国地位的代价并非令人不敢问津。
此外，如果我们对这种算账活动态度认真的话，那么在不考虑丧失这种地位的代价情况下，就无法衡量维持这一地位的代价。当然，减少美国在世界上的作用的一些代价是无法量化的。对美国人来说，生活在民主国家，而非专制国家所主导的世界上的价值有多大？但是，一些潜在的代价是可以衡量的，如果有人愿意做出这种尝试的话。如果美国军事力量的衰落造成美国的国力一直帮助维护的国际经济秩序的瓦解；如果商道和航道不再是安全的，因为美国海军不再能够对其加以保护；如果大国之间爆发地区战争，因为它们不再受到美国超级大国的制约；如果美国的盟国受到攻击，因为美国看来无法对其提供保护；如果国际体系总体而言是自由和开放的性质变得不再如此——如果所有这一切都发生，就会有可衡量的代价。一种设想并非无稽之谈，就是与通过把每年的防务与外援预算减少1000亿美元所获得的节省相比，这些代价会大得多。你可以通过购买一辆没有上保险、也没有某些安全功能的二手车来省钱。但遇到事故怎么办？美国的军事实力通过阻止冲突减少了发生事故的风险，通过减少损失的可能性降低了所发生的事故的代价。这些节省也需要计算在内。作为一个简单的精打细算问题，与减少美国在世界上的参与相比，保持美国目前的参与水平可能要廉价得多。
构成美国今天对衰落的普遍看法基础的最大担忧实际上也许并不是美国能否付得起代价，继续在世界上扮演其角色，而是美国人能否解决自己最为紧迫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如许多政治家和评论家所问道，美国人能否做到需要做的事情，一边在21世纪的世界上有效地竞争？
唯一的诚实答案是，谁知道呢？然而，如果美国的历史提供了任何指导的话，起码有一定的理由抱有希望。美国人从前就体会到这种不安。从前的许多世代也曾有过这种丧失活力与丧失美德的感觉：早在1788年，帕特里克·亨利就哀叹国家过去的光荣的沦丧，“那时美国的精神曾经处于青年时代。”过去两个世纪有许多次，政治体制功能失调，陷入无望的僵局，看来无法找到解决国家的问题的方案——这些问题从奴隶制，然后还有南北战争以后的重建，到19世纪末工业化造成的混乱，以及大萧条期间社会福利的危机，再到冷战初年的困惑与偏执都有。任何人如果诚实地回顾一下20世纪70年代、当时的水门事件、越战、经济滞胀和能源危机，都无法真正相信，我们目前的困难是无与伦比的。
过去的成功并不保证未来的成功。但从历史证据来看，有一点很明显：美国的制度虽然具有种种常常令人窒息的性质，但也显示出要比许多别的国家，包括自己的地缘政治竞争对手更大的适应和摆脱困难的能力。这无疑与美国社会的相对自由相关，因为美国奖励创新者，往往是在现有的权力结构之外，因为他们创造了新的做事方式，还与美国比较开放的政治制度相关，这种制度使各种运动得以兴起并影响政治权力阶层的行为。美国的制度之所以行动缓慢而笨拙，部分地是由于国父们如此设计了它，使之具有一个联邦政府结构、制约与均衡、一部成文的宪法和人权法案。但是这个制度还具有在危机迫在眉睫的时候实施改革的出色能力。偶尔举行“关键的选举”，从而带来变革，提供对旧的和显然无法解决的问题的新的政治解决方案。当然，并不是万无一失：政治体制无法在不发动战争情况下解决奴隶制问题。但在贯穿美国历史的许多重大问题上，美国人都找到了一条达成和实施全国共识的途径。
2002年保罗·肯尼迪在惊叹美国超级大国的持续成功的时候说，主要原因之一就是美国人能够克服1987年在他看来是无法解决的一场长期经济危机。美国的商人和政客“通过采取行动，包括降低成本费用、精简公司结构和精打细算、投资于新技术、促进通信革命、削减政府赤字等等，对有关‘衰落’的辩论做出了积极的反应。所有这一切都促使生产率逐年大幅度提高”。可以设想，美国也可能会积极应对这场最新的经济挑战。
另外一项合理的预期是，像过去一样，其它国家将会遇到自己的问题。目前享有经济奇迹的国家当中没有任何一个是没有问题的。巴西、印度、土耳其和俄罗斯都有着坎坷的历史。这些历史表明，前方的道路不会是简单和顺利的上升之路。一个实际的问题是，中国的专制主义模式在短期内在做出有关经济的某些战略决策方面可能会十分有效，但从长远来看，这个模式能否保持充分的灵活性，以适应国际上不断变化的经济、政治和战略环境。
总之，美国得以安然度过危机，在危机以后比别国更为强大和健康，而美国的各种竞争对手则出现问题，造成这种情况的可能并不仅仅是好运。如果认为美国可以再次这样做，这可能并非简单的一厢情愿而已。
但有一种危险，这就是目前，在国家继续陷于困境的时候，美国人可能会使自己相信，衰落真的不可避免，或者美国可以休息一下，摆脱其所承担的全球责任，同时使秩序保持井然。对许多美国人来说，接受衰落可能会提供一种很受欢迎的躲避，就是回避自二战以来美国人一直承受的道德和物质上的沉重负担。许多人无意之中可能会渴望恢复1900年以前的情况，当时美国很富裕、很强大，而且不对世界秩序负责。
采取这种方针的基本假设是，目前的世界秩序在没有美国实力支撑的情况下或多或少会维持下去，或者最起码在美国力量大大减弱的情况下会如此，或者其它国家可能会填补真空，或者世界秩序所带来的好处就是永久性的，无需任何人特别地劳神费力。不幸的是，目前的世界秩序——其广泛的自由、普遍的繁荣和没有大国冲突——不仅是独特的，而且同样是脆弱的。维护这一秩序在每个10年期间都是一场奋斗，在今后的几十年里也仍将如此。维护目前的世界秩序要求美国不断地承担领导责任和做出承诺
最终的决定权在美国人手中。正如查尔斯·克劳萨默所说，衰落是一种选择。它不是一种必然的命运，至少目前还不是。一个个帝国和大国兴亡。唯一的问题是什么时候。但什么时候到来的确重要。美国是在今后20年内开始衰落，还是在今后两个世纪都不会如此，这不仅对美国人，而且对他们所生活的世界的性质来说，都会十分重要。
罗伯特·卡根是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高级研究员兼《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本文的一个版本载入他的新作《美国缔造的世界》。该书将于本月由诺普夫出版社出版。本文的发表得到了赫托格/西蒙政策分析基金赞助。这篇文章发表在该杂志2012年2月2日一期。（尹宏毅译）
卡根新书《美国缔造的世界》摘译
原载于美国《新共和国》杂志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