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万伟 译）
世界又返回到正常状态了。冷战刚结束后的那些年让人们激动地看到新国际秩序的曙光，国家更紧密团结在一起，有的国家彻底消失了，意识形态冲突熔化了，文化通过越来越频繁的自由贸易和交流交织在一起，但这只是海市蜃楼。自由、民主世界充满希望的期待冷战的结束不仅终结一个而且终结所有的战略和意识形态冲突。世界人们和及其领袖渴望“世界焕然一新”。１ 今天西方国家仍然抱着那个想法。他们对于俄国向极权转变和中国日益增长的军事野心等和这些想法矛盾的事实，要么当作暂时的偏离不屑一顾，要么断然否定。
但是世界并没有改变。民族国家和以前一样强大，同样强大的还有民族主义野心、激情、以及影响历史的国家竞争。当前仍然是“单极”世界，美国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但大国间的国际竞争又回来了，美国、俄国、中国、欧洲、日本、印度、伊朗等竞相争夺区域主导权。争夺世界荣誉、地位和影响力的斗争再次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主要特征。从意识形态上说，这是分裂而不是融合的时期。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的竞争重新出现，世界上的国家像过去一样根据意识形态排队。最后，在现代和传统之间还有一个虚假的界限，在他们看来，伊斯兰极端主义者和现代强权和世俗文化的激烈斗争已经渗透和污染了伊斯兰世界。
创造和维持单极世界
美国将如何面对这样的世界？今天有很多关于所谓布什主义和随后的主义的讨论。许多人相信世界动荡不是因为它处于动荡中而是因为布什摧毁了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后产生的后果。布什下台后，世界就又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看了海市蜃楼一次后，人们自然想再看一次，再相信一次。
第一个幻觉是布什实际上改变了一切。历史学家会长期争论进行伊拉克战争的决定，但是他们最不大可能得出的结论是这场干预是美国预料之外的。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两党的总统都追求几乎一致的世界政策。他们认为美国是“不可缺少的国家” 2是“人类头脑的火车头”3 他们拥有力量和影响力并按照看得见、看不见的利益、理想和野心在世界各地部署了越来越多的军事基地。自从1945年以来，美国就坚持获得和维持军事最高地位，在世界上的“力量优势”而不是和其他国家的权力平衡。他们按意识形态信念操作，自由、民主是唯一合法的政权形式，其他形式的政府都是非法的或者临时性的、过渡性的。他们宣称愿意“支持抗拒通过武力压迫企图征服他们的自由的人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捍卫自由，在世界上“推广民主”，为“终止独裁”而奋斗。4 他们对于现状感到不耐烦，认为美国是人类事务变化的催化剂。他们使用“最大化主义”（maximalism）的战略和战术，寻求革命性的而不是循序渐进性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因此，他们常常与更谨慎的盟友发生冲突。5
当人们讨论布什主义时，一般指三个原则：先发制人的预防性军事行动，推广民主和“政权更迭”以及倾向于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愿意在没有国际组织如联合国安理会授权或者盟友普遍支持的情况下行动。6 这里有必要问一下过去的历届政府是否采取了不同的方式，同时还要问一下未来的政府，不管是哪个党上台，是否一定放弃布什的外交政策行为。正如学者从莱弗勒（Melvyn P. Leffler）到约翰·刘易斯·盖迪斯（John Lewis Gaddis）显示的，先发制人或者预防性军事行动很难说是美国外交政策的新概念。7 从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到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的政策制订者和哲学家都同意，在当今时代放弃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可能的。8 至于说“政权更迭”，在过去50年中没有哪一届政府没有试图在世界不同地方企图搞这种活动，从艾森豪威尔时期中央情报局策动的伊朗和危地马拉政变到肯尼迪计划推翻古巴卡斯特罗，到老布什入侵巴拿马到克林顿在海地和波黑的行动等。如果我们所说的单边主义是指不愿意受到联合国安理会不赞同的约束，或者北约盟友某些人，或者美洲国家组织或者任何其他国际组织，那么，过去的哪个总统让自己受到这些机构的限制了呢？9
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些品质反映的不是一个人或者一个政党或者一群思想家的想法，它们来自国家的历史经验和美国人对国际局势的典型反应。一方面，他们被古老的信念和野心固定支持，另一方面，有力量做后盾。只要美国人选择相信美国有改善世界的使命，是带来“最后利益”的领袖，10只要美国的力量在所有形式上强大到能影响别人的行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大方向就不会改变，未来政府不会做戏剧性的、革命性的努力。
现实主义理论认为其他国家必须不可避免地团结起来对付超级大国。
这些美国传统连同超过美国人能够控制的历史事件，已经把美国送到领导世界的地位。自从冷战结束出现了这个“单极”世界后，已经有太多的预测宣称单极世界的终结，美国不再是超级大国，多极世界开始兴起。不仅现实主义者而切包括美国内外的其他人都早就指出单极世界在理论上和现实上的难以持久性，更不要说只有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的不受欢迎性。主流现实主义理论已经认为其他国家肯定联合起来对抗超级大国。还有其他人期待后冷战时期将以地缘经济学超越地缘政治学为特征，预测了包括欧洲、印度、日本、中国等经济巨人与美国抗衡的多极世界。最后，在伊拉克战争后，加上民意调查显示的世界对美国的仇恨达到最高潮，出现了很多预言美国的世界领袖地位最终要衰落下去。
但是美国力量继续在众多主要区域保持领先优势成为国际体系的重要特征。美国经济的巨大和生产力仍然是国际经济体系的中心，美国民主原则受到100多个国家的赞同，美国的军事力量不仅是最大的，而且是唯一能够派兵到遥远的战区的国家。中国的战略家花费大量时间思考这些事情，看到世界不是多极世界，而是“一个超级大国，许多大国”为特征的，这个描述似乎可能持续到未来，既缺乏对美国力量的灾难性打击，也缺乏美国自愿削弱其力量和国际影响力的决定。11
中国和俄国对美国独霸世界的敌意还没有产生足以抗衡美国的共同努力。
预料之中的全球平衡在很大程度上还没有实现。俄国和中国当然有共同的和公开表达的制衡美国霸权的目标。他们至少创立了一个机构---上海合作组织，目标就是抗衡美国在中亚的影响力，中国是世界上除美国之外长期增强军事力量的大国。但是中俄对美国霸权的敌意还没有产生足以抗衡美国的共同的合作努力。中国的力量增强除了自己长期的野心外至少还有抗衡美国的意愿。俄国一直在使用巨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备作为补偿军事力量的杠杆，但是它既不能也不想增加足以抗衡美国的军事力量。总体上看，俄国军事力量仍然在下降中。而且这两个国家相互缺乏信任。他们是传统的竞争者，中国的崛起在俄国至少引起和美国一样程度的紧张不安。当前，中国和美国冲撞更少，它依赖美国市场和外国投资，认为美国仍然是潜在的可怕对手的观念缓和了公开对抗的做法。
不管怎样，中国和俄国如果不至少得到欧洲、日本、或者印度或者任何先进的民主国家的帮助是无法抗衡美国的。但是这些强大的国家并不能往一个方向努力。欧洲已经拒绝成为平衡美国力量的砝码角色，这是真实的，即便在法国，德国，意大利，还是西班牙这些欧盟老成员中都没有提出抗衡美国的建议，尽管公众对布什政府充满敌意。既然欧盟已经扩张包括了害怕东方威胁而不是西方威胁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欧洲联合起来抗衡美国的可能性几乎为零。至于日本和印度，最近一些年的明确趋势已经朝着与美国更密切的战略合作关系发展。
如果真有什么，在过去十年最著名的制衡一直是针对中国和俄国而不是美国超级大国的。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日本，澳大利亚，甚至韩国以及东南亚国家都在忙着“防御”中国的崛起。这让他们寻求与华盛顿更加密切的关系，显然在制衡中国。俄国努力增加其在它认为的“紧邻的外国”的影响力，同时在波罗的海和东欧其他地区产生紧张和负面的反应。因为这些国家现在是欧盟成员，这也让欧盟和俄国的关系复杂化。作为平衡，美国在东亚和欧洲的传统盟友，虽然它们的公众比从前更加反美了，从来没有追求反映对美国的担心比这些国家的担心更大的政策。12这为充满敌意的公众与提供了垫子，提供了在布什下台后这些国家加强与美国的关系的基础。
至于俄国和中国，他们对于美国的敌意早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也早于布什政府。
伊拉克战争没有达到许多人期待的目标。尽管有听起来非常有道理的理论解释随着全世界反对战争，讨厌布什政府，美国的地位受到削弱。但是这些国家除了不愿意支持美国在伊拉克的行动外，实际政策上并没有多少实质上的变化。在2003年那些声称美国的全球地位下降的人指的是一些友好国家的选举结果：德国的施罗德（Schr öder）西班牙的阿森纳尔（Aznar）政党的失败，以及巴西的卢拉（Lula）选举。13 但是如果选举是证明的话，世界各地更新的选举把亲美国的领导人送上台，不管是在柏林，巴黎，东京，堪培拉还是渥太华。至于俄国和中国，他们对美国的敌意早于伊拉克战争，实际上也早于布什政府。俄国在1990年代末期的反美情绪最激烈，部分因为北约东扩的后果。两者都对美国干预科索沃和入侵伊拉克感到恼火和愤怒。两者都开始抱怨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在克林顿时代呼吁多极化秩序。中国人的语气在布什时代更加谨慎了些，部分因为中国人看到9-11和美国专心从事反恐战争是值得欢迎的事情，让美国分心不再专注于“中国威胁”。
世界不能抗衡超级大国的事实变得更加明显，美国尽管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干预政策遇到困难，仍然继续扩张其力量和军事触角，根本没有迹象显示在2008年大选后放缓扩张的步伐。美国国防预算每年超过5000亿美元，还不包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总数达到1000亿美元的额外开支。这个花费水平不管从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可持续下去的。14 随着美国军事预算的增加，美国海外军事基地的数量也在增加。自从2001年9-11之后，美国已经在阿富汗，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中亚国家，在保加利亚，格鲁吉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等欧洲国家，和菲律宾，吉布提，阿曼，卡塔尔建造和扩展了新的军事基地。20年前，对美国军事存在的敌意开始迫使美国离开菲律宾，似乎破坏对美国驻日本基地的支持。如今，菲律宾在重新思考那个决定，日本人的愤怒也消退了。在韩国和德国，提出减少引起争议的美军存在的是美国人，不是因为有人期待的存在广泛的对美国力量的害怕和仇恨。总体上看，希望美国驻军的国家从来都不缺，这是很好的证据说明世界多数地方继续容忍或者支持美国的地缘政治优势，哪怕只是作为保护所在国避免更加可怕的敌人的威胁。15
主导地位和无所不能不是一回事。美国比任何国家力量更大并不意味着它可以把意志强加于任何人身上。美国在二战结束后的初期的支配地位并没有防止北朝鲜进攻南朝鲜，没有阻止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苏联获得氢弹爆炸，或者苏联帝国在东欧的巩固。所有这些都是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可能遭受的挫折更大的战略失败。当然，支配地位也不意味着美国将在任何行动中获得胜利，正如过去的60年的情况一样。
同样道理，外交政策失败并不一定意味着破坏支配地位。有人暗示伊拉克的失败意味着支配地位和单极世界的终结。但是一个超级大国可以失掉一个战争，不管是越南还是伊拉克，并不妨碍成为超级大国，如果根本的国际条件继续支持其主导地位的话。只要美国继续维持国际经济中心的地位，军事力量的绝对优势，只要美国公众仍然像过去60年来支持美国的支配地位，只要潜在的挑战者在邻国中引起更多的恐惧而不是同情国际体系的格局就仍然是中国人描述的情况：一个超级大国和众多强国。
这是一个好事情，永久保持这个相对有利的国际权力格局应该继续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美国作为主导力量的单极世界秩序不可避免存在毛病和对立。它引起恐惧和忌妒。美国像任何别的国家一样不可避免要犯错误，因为它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和重要性，那些错误被放大，也产生比其他国家的错误更大的影响力。对比理想的康德式国际秩序，世界的所有国家将是热爱和平的平等者，行为聪明、谨慎、严格遵循国际法，单极秩序是危险的、不公正的。但是，对比任何貌似真实的现实世界的其他选择，在大国间产生重大战争是相对稳定的和可能性较小的。从自由的角度看，相对来说有利的，因为它更有利于美国和其他许多国家尊重的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原则。
美国主导世界并不妨碍世界的进步和更加美好，相反它阻碍世界偏离轨道进入更危险境地。人们并不是要在美国主导的秩序和像欧盟一样的世界之间作出选择。未来的国际秩序将被有能力影响它的国家折冲和调和。后美国的世界领袖不是在布鲁塞尔，而是在北京，莫斯科和华盛顿。
大国争夺和大国游戏的回归
如果说世界的特征是单极性的持续的话，它也同时被重新出现的远古时代起影响人类事务的竞争性的国家野心所影响。在冷战时期，大国相互争夺财富和权力以及地位和影响力的历史趋势在很大程度上被两个超级大国和严格的两极秩序压制下去了。冷战结束以后，美国已经不够强大，而且很可能再也没有办法足够强大压制大国的正常野心。这并不是说世界已经返回到多极化时代，因为没有一个大国处在和美国竞争全球影响力的超级大国地位。但是，有些大国现在竞争区域支配地位，不仅和美国竞争，而且在相互竞争。
当今的中国外交政策受到国家野心的推动，虽然它谨慎和尽可能对世界其他地方表现出没有威胁的欲望所影响。中国人有强烈的动机让国家重新回到主宰东亚地区的传统大国地位。他们并不认同欧洲的权力是过时概念后现代观点，因而有20年之久的军事力量增加和现代化。像美国人一样，他们相信力量，包括军事力量，认为它们是好东西，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和美国人相似，中国人相信地位和荣誉，认为对一个国家来说，它们比财富和安全更重要。
中国人不相信力量是过时的概念，因而有20年之久的军事力量增加和现代化。
与此同时，日本在过去可以被当作令人鼓舞的后现代大国，有和平宪法和低程度的国防预算，现在好像也朝向更加传统的民族主义道路上去。这部分是对中国崛起的反应和对北朝鲜核武器的关心。但是它也受到日本自己要成为东亚领袖的民族主义野心的驱使，至少不愿意做第二提琴手，或者中国的小兄弟。中国和日本现在相互竞争试图加强自己的地位和力量防止对方成为主导力量。这个竞争除了经济和政治内容外还有军事和战略内容。他们的竞争让韩国这样有作为两个大国的工具的长久的不幸历史的国家再次担心“大中国”的出现和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正如阿兰·弗里德伯格（Aaron Friedberg）评论的，东亚的未来更像欧洲的过去而不是现在，但是它也像亚洲的过去。
俄国的外交政策也更像19世纪。它被典型的民族仇恨和野心所驱使，这是俄国人的典型特征。后现代的俄国简单寻求和新欧洲秩序的融合，俄罗斯外长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的俄国对于欧盟和北约东扩并不感到麻烦，不坚持对周边临近国家的支配影响力，不愿意用自然资源作为获得地缘政治好处的工具，增加俄国的国际地位以便重新获得苏联和彼得大帝时期的光荣。但是俄国和中国、日本一样，受到传统大国考虑的驱使，包括追求国家利益的看不见的价值如荣誉和尊重。虽然俄国领导人抱怨他们的安全受到北约和美国的威胁，但是俄国人的不安全意识更多与愤怒和国家认同有关而不是和可靠的外部军事威胁有关。16 俄国今天的抱怨不是具体的武器装备。而是1990年代整个后冷战解决，俄国人感到愤怒希望颠倒过来。但是它并不让不安全更少成为俄国与世界关系的因素，实际上，它让和俄国人达成妥协变得更加困难。
人们可以在这个传统而不是后现代理想的大国名单上增加新的成员。印度的区域霸权野心更多是缄默的，最主要集中在巴基斯坦，但是很明显它在和中国竞争在印度洋的支配地位，把自己看作世界舞台上的新兴大国，这是有道理的。在中东，有伊朗，既有宗教因素又有在该地区享有优势和领导地位的历史意识。17它的核计划更多是地区霸权问题而不是防止美国对伊朗领土的入侵。
即使欧盟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泛欧洲的民族主义野心，要在世界上发挥巨大影响力，它已经成为沟通德国，法国，英国野心进入欧洲人认为的安全的超级国家的方向努力。欧洲人同样寻求荣誉和尊重，但是属于后现代的类别。他们寻求的荣誉是占据世界的道德高地，发挥道德权威地位，发挥政治和经济影响力作为军国主义的解毒剂，成为全球良心的守护者，希望被别人认可和崇拜发挥这个角色。
伊斯兰不是国家，但是许多穆斯林表现出宗教民族主义，极端伊斯兰主义领袖如基地组织，确实寻求建立包括中东及其以外地区的神权国家或者国家联盟。像其他地方的民族主义运动一样，伊斯兰分子渴望尊重，包括自我尊重，渴望荣誉。他们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对抗强大和常常进攻性的外来强权基础上，同时也有古代征服这些强权的记忆。中国有它的“屈辱的世纪”，伊斯兰分子回顾起来有不止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这个屈辱的活生生的象征就是以色列，这就是为什么即使不是激进派或者极端主义者的穆斯林也表现出对破坏自由西方尤其是美国在他们的心脏地带培植和继续喂养的以色列这个心腹大患的暴力极端分子同情甚至支持。
伊斯兰分子回顾起来有不止一个世纪的屈辱历史，这个屈辱的活生生的象征就是以色列。
最后，美国本身的问题。作为追溯到以前多届政府的国家政策，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不管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美国人一直坚持保持美国在东亚，中东，西半球的主导地位，直到最近的欧洲，和现在越来越多的认为在中亚的优势。这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目标，在冷战结束后，从老布什政府开始一直到克林顿时期，美国没有退缩而是扩张了向欧洲东部的影响力，中东，中亚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即使在维持全球大国领袖地位的时候，它也在从事与区域大国进行霸权竞争，如在东亚和中亚和中国竞争，在中东、中亚和伊朗竞争，在东欧、中亚和高加索地区和俄罗斯竞争。所以，美国也更多是个传统国家而不是后现代国家。虽然美国人不愿意承认这点。他们更喜欢全球头号强国的地位，同样不愿意放弃。一旦进入一个区域，不管是现实理由还是理想主义的原因，他们往往在撤离的时候非常缓慢，直到他们相信他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意图相当程度上改造了这地区。他们表现出对世界的冷漠，声称他们只想独自呆着不受干扰，即使他们试图每天都影响世界数十亿人的行为。
在这些野心勃勃的国家或者未来国家争夺地位和影响力的竞争是新的后冷战国际体系的第二个确定性特征。民族主义的各种形式都回来了，如果说它曾经消失了的话，同样的情况是对权力、影响力、荣誉和地位的国际竞争。美国的主导地位防止这些对手加剧区域和全球支配地位的竞争。如果美国在这些美国作为最强大力量的地区的影响力削弱，其他国家将作为从前的大国或者更厉害点的国家那样解决纠纷：有时候通过外交和妥协，但更多通过冲突和各种范围，强度和破坏性上的战争。这样的多极世界的一个新特征是这些大国中多数都拥有核武器。它让这些国家间的战争可能性变小了，或者让战争的破坏性增加了。
很容易但也很危险的是低估美国在为世界提供稳定性上发挥的作用，虽然它也常破坏稳定。比如，美国是任何地方的主导性海军力量，其他国家即使在自家水域内也无法与美国竞争。他们要么愉快地要么不情愿地让美国海军作为国际水道和国际接触市场和原材料如石油的贸易路线的保护者。即使美国卷入战争，它也能发挥水道卫士的作用。但是在真正的多极化世界里，情况就不一样了。国家将竞争海上优势，至少在自家水域或者附近。国家间的冲突除了陆地上的冲突外还将涉及海洋上的斗争。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和其他大型冲突中那样的武装禁运将破坏现在不可能做到的破坏贸易交流。
世界上存在的这样的秩序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好意，同样也取决于美国力量。
世界上存在的这样的秩序不仅取决于人们的好意，同样也取决于美国力量提供的基础。即便是欧盟这个巨大的地缘政治奇迹的创立也归功于美国力量，因为如果没有美国，二战后的欧洲重新接纳德国将永远也不会感到足够安全。多数欧洲人对这个想法感到畏缩，即使现在欧洲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这个保证，不管多么遥远，或者希望它不必要，美国进来干预欧洲大陆上可能的危险发展。在真正的多极化世界，干预后不重新引发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是不可能的。
那些相信国家间更大平等的人更愿意认为当今美国主导地位常常屈服于基本的逻辑错误。他们相信当今世界享受的秩序与美国力量没有关系。他们想象一个美国力量削弱的世界，他们喜欢的国际秩序的某些方面仍然保持不变。但是情况决不会如此。
国际秩序并不是依靠观点和机构的，而是受到力量配置的影响。我们当今看到的国际秩序反映了二战后，尤其是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的分配。权力的不同配置，俄国，中国，美国，印度，欧洲构成的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产生自己的秩序，反映规则制订能力的大国的利益的不同的规则和模式。那么，这种新国际秩序是否是个进步呢？或许对北京和莫斯科来说是的。但是它能否适合美国和欧洲的启蒙派自由主义者的趣味是让人怀疑的。
当然，现行的秩序不仅是远非完美的，而且也不能保证避免世界大国间的重大冲突。即使在多极化的框架下，涉及大国的区域冲突也可能爆发。中国和台湾可能发生战争，把美国和日本也牵涉进来。俄国和格鲁吉亚可能发生战争，迫使美国和欧洲盟友决定要干预还是要承受俄国胜利的后果。印度和巴基斯坦冲突的可能性仍然存在，而伊朗和以色列或者其他中东国家同样如此。这些都可能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国卷进来。
这样的冲突可能是不可避免的，不管美国采取什么样的政策。但是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更大，如果美国力量削弱，或者在区域的主导地位消失。这在东亚尤其如此，因为那里多数国家同意可靠的美国力量对该地区产生稳定和和平的影响。这当然是中国的多数邻居的看法，即使在企图逐渐取代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的中国也面对两难的局面，如果美国力量撤出，将让野心勃勃的、独立的、民族主义强烈的日本放虎归山。
如果美国从区域支配地位退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同样，如果美国离开欧洲将破坏那里的稳定，即使它仍然是世界最强大的国家。它鼓励俄国采取更加盛气凌人和潜在强迫性的措施对待该地区不听话的国家。虽然有些现实主义理论家似乎想象苏联的消失消除了俄国和西方对抗的可能性，因此美国永久驻军欧洲就没有必要了。但是历史表明涉及俄国的欧洲冲突即使在没有苏联共产主义的时候也是可能的。如果美国从欧洲撤军，如果采取某些人所谓的“离岸平衡战略”（offshore balancing），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增加俄国和邻居发生冲突的可能性，造成美国在非常被动的情况下返回欧洲。
认为美国在中东的地位紧缩，更加消极和“离岸”角色将导致那里更大的稳定性的想法也是过于乐观了。美国对中东石油的重大利益以及让石油对欧洲和亚洲开放中发挥的作用决定了美国领袖不能也不愿意冷眼旁观，听任该地区的大国自己决定胜负。同样美国也不能采取更加“不偏不倚”的以色列政策，有些人认为这样的政策是打开中东和平，稳定和礼让的大家庭的神奇钥匙。排除帮助以色列的必要性，如果它的安全受到威胁的时候。那个承诺，加上美国保护世界多数国家战略石油供应的承诺，实际上决定了美国军事力量在这里的海上和陆地的大量存在。
美国力量从任何地区的撤出都不能终止冲突，只是简单地改变平衡。在中东，地区内外的大国竞争影响力的争夺已经至少进行了两个世纪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兴起并没有改变它。只是给竞争带来了新的，更危险的因素，使得不管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冲突的突然消失或者美国马上从伊拉克撤军都无法改变竞争的局面。美国在该地区支配地位的消失并不是平衡的和平，而是更加激烈的竞争。该地区和这里的国家仍然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美国影响力的减弱并不造成其他外来力量的影响力削弱。人们可以期待中国和俄国更深地卷入，即便只是追求自己的利益。18人们还可能期待该地区的大国尤其是伊朗可能扩张和填补这个力量真空。很难想象任何美国政府愿意自愿采取行动让权力平衡朝着有利于俄国，中国和伊朗的方向移动。世界并没有改变多少。美国从伊拉克的撤军不会让局面返回“正常”情况，或者造成该地区的新的稳定。它会产生新的不稳定，很可能迫使美国再次卷进来。
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方的区域霸权地位的消失不会造成新的区域稳定性。在民族主义旺盛发展的时代，未来很可能是国家间和民族主义运动的更加激烈的竞争。美国的支配地位延伸到未来尽管可能存在困难，没有人应该想象美国力量的削弱或者美国影响力和世界干预的紧缩会提供更加容易的道路。
自由主义和独裁专制
让等式更复杂，增加了风险的是伴随着野心勃勃的国家国际竞争的回归，全球意识形态竞争的回归。更准确地说，政治自由主义和独裁专制的两个世纪之久的斗争重新成为当今时代的第三个确定性特征。
冷战让我们忘记了更加持久的意识形态冲突，因为启蒙不是发生在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而是在自由主义和独裁专制之间。那是把美国和18世纪后期19世纪初期多数欧洲国家区分开来的议题，也是把欧洲的19世纪大部分和20世纪区分开来的议题。认为共产主义的死亡将终止什么样的政府和社会形式更好的争论的假设似乎在1990年代更有说服力，当俄国和中国都被认为朝着经济和政治自由主义方向前进。这样的发展本来可能造成世界大国意识形态的融合，预示着人类发展的真正新时代的到来。
但是这样的期待证明是落空了。中国还没有自由化，并且巩固了专制的政府。俄国从不完美的自由主义又返回到专制政府方向。在当今世界大国中间，两个最大的国家，超过15亿的人口，拥有专制统治的政府，而且似乎有能力在可以预见的将来维持当权地位，而且明显得到民众的支持。
北京和莫斯科相信专制比民主更好，是防止混乱和崩溃所不可缺少的。
许多人认为俄国和中国领导人什么都不相信，因此不能说他们代表了一种意识形态，但这是错误的。中国和俄国领导人确实有一套指导他们内外政策的价值观念。他们相信专制比民主好，相信它能带来秩序和稳定和繁荣的可能性。他们相信对于他们庞大的、成分复杂的国家，强大的政府是防止混乱和崩溃所不可缺少的。他们相信民主不是答案，他们牢牢抓住权力的方式能满足人们最大的利益。从历史角度看，这不是新鲜的观点，甚至也不是不光彩的想法。17世纪，18世纪和19世纪的欧洲君主都完全相信他们的管理形式的优越性。他们蔑视民主，认为那是无法无天的，贪婪的暴徒的管理。只是在过去50年自由主义才在全球获得广泛赞同，即便今天，有些美国思想家赞美“自由的专制”优越于他们蔑视的“不自由的民主”。如果世界两大国拥有对专制政府的共同承诺，专制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就没有死亡。专制的传统有漫长和不寻常的过去，它不像从前认为的那样明显没有未来。
这些国家的外交政策必然反映政府的本质和利益。在君主时代，外交政策是为君主利益服务的。在宗教冲突的时候，它是为教会利益服务的。在现代，民主国家追求的外交政策是让世界能安全地实现民主。专制政府追求的外交政策是让世界安全，如果不是所有的专制政府，至少是自己继续执政。当今这些内容的竞争，连同极端伊斯兰分子希望心中的伊斯兰神权统治的世界安全成为国际局势的另外一个特征。
两个阵营的区别似乎表现在，比如在众多战略重要性比较小的问题上，中国愿意为欧洲和美国自由主义政府认为令人作呕的某些非洲独裁者提供经济和政治支持。但是他们也在更根本的层次上影响国际关系。和冷战结束后的期待相反，“政权”（regime）和“政体（polity）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要话题。
让专制政权为破坏另一专制政权提供支持实在是要求太多了。
莫斯科和北京的世界观和华盛顿，伦敦，柏林，巴黎的世界观肯定大不一样。在欧洲和美国，自由世界欢呼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认为这是人类适当的政治革命的自然结果。但是在俄国和中国，这些事件被看作西方经济资助的，中央情报局策划的进一步增强美国及其恭顺的欧洲盟友的霸权力量的叛乱阴谋。两个专制政府在1999年北约干预科索沃时做出类似的反应，不仅仅因为中国大使馆被美国战机轰炸，和俄国的塞尔维亚斯拉夫正统派盟友在遭受北约的攻击。自由的“西方”认为是道德行动的地方，“人道主义的干预”，莫斯科和北京的领导人和分析家则看到了非法的、为了自我利益的侵略。实际上，因为他们并不赞同西方的自由主义，除此之外，怎么能有其他的看法呢？
而且盟军在科索沃的干预是非法的，至少按照多个世纪来的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来说。它是在没有联合国安理会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违反了不应该干预并没有采取侵略行动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原则。美国人和欧洲人进入战争是因为他们认为的自由主义道德的“更高的道德律”。但是对于那些不赞同这样道德律的人来说，这样的行为当然是非法的，是对传统的国家主权的侵犯。
当然，欧洲和美国自由世界正是朝向相对灵活的国家主权概念。它是他们进步的概念，和国际法律原则不断进步和有益于人民的进化和发展。欧洲和美国普遍出现的有限主权的观点，“保护的责任”“自愿的主权放弃”等都是针对为自由国家提供权力干预非自由国家的目标。中国，俄国和其他专制国家的领袖肯定不喜欢这样的发展。难怪中国和俄国成为世界上坚持所有国家都享有不可侵犯的平等主权的威斯特伐利亚（Westphalian）国际秩序主要的辩护者。
这不仅仅是针对国际法的细微含义的争论。它涉及政府的根本合法性问题，这在当今时代是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很难期待独裁者支持朝向把“有限主权”和“保护责任”的国际体系发展合法化的努力。因为即使推动这个演化的人民和政府不相信他们是在建立针对俄国和中国的国际干预的预言和暗示，这些国家的领袖没有别的选择只能盘算这样的可能性，从而彻底掩护自己。毕竟，中国一直是美国领导的自由世界实施国际干预的受害者，杀的人远远少于苏丹和津巴布韦政府。中国统治者也不会忘记如果自由世界在1989年得逞了，他们可能就下台，被关进监狱甚至被处死了。
因为专制政府在干预主义的自由主义原则分歧上有重要利益，他们常常坚决抵制国际自由社会给世界其他国家施加压力的做法。美国和欧洲许多人开始抱怨中国为非洲和亚洲独裁者提供没有任何限制的帮助的做法，因而破坏了美国和欧洲要求津巴布韦和缅甸进行改革而施加的压力。让专制政权为破坏另一专制政权提供支持实在是要求太多了。中国领导人将永远非常不情愿对专制国家实施制裁，当他们自己仍然因为这样的行为成为潜在制裁对象的时候。他们或许偶尔做出让步以避免与西方所说的“流氓政权”过分亲密。但是他们的外交政策的核心是支持把国家主权放在重要地位的国际秩序。
俄国和中国如果支持自由国家在世界上反对独裁的事业，都得不到任何利益。而且，他们看到超越西方的比较优势，如果考虑到能为他们提供石油等重要资源或者比如缅甸这个特殊地理位置等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影响力方面。莫斯科知道它对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政府有更大的影响力，因为和自由西方不同，它可以毫无保留地支持这些政权。世界上专制政府越多，北京和莫斯科在联合国这样的国际论坛上就越不孤单。专制政府越多，他们就能提供越多的全球抵抗自由西方为了推动自由主义的利益给主权加上的限制的努力。
因此，两个专制大国的兴起的普遍影响将会增加专制主义在世界蔓延的可能性。这不是因为北京和莫斯科是专制主义的极端主义信徒，或者要看到世界范围的专制主义革命。这不是冷战的回归，更像19世纪的回归。那时，俄国和奥地利的独裁者鼓动其他独裁者比如法国，联合起来镇压德国，意大利，波兰和西班牙的自由运动。中国和俄国还没有走那么远，但是乌克兰现在已经成为自由西方支持的力量和俄国支持的力量厮杀的战场。力量强大的专制政府肯定为那些感受到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围困的人提供支持和友谊。这种行为本身将巩固世界上专制国家的团结。独裁者和潜在的独裁者知道他们可以得到强大的盟友和赞助者，这在1990年代是不可能的。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左派和右派独裁者都淹没在自由主义洪流中。
而且，中国（程度上要低多了）俄国提供了成功专制国家的典范，不需要政治自由化也创造财富和稳定性的途径。这当然不是新鲜的。查韦斯（Hugo Chavez）总统不需要中国向他展示成功的专制主义的可能性，至少在拉丁美洲。在1970年代，比如智利的皮诺切特（Pinochet）伊朗的沙独裁政权，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政权都显示没有政治自由化照样可以取得经济上的成功。但是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独裁模式越来越缺乏吸引力，因为左派和右派独裁者都淹没在自由主义洪流中。这个潮流还没有改变方向，但是未来可能导致不同政府形式的国际竞争回归，因为有世界大国站在对立面。
这给美国的外交政策和国际机构带来隐含的意义。再说“国际社会”已经不可能了。因为这个说法隐含着国际行为模式的同一性，共同的国际道德甚至国际良心。这样的国际社会出现在1990年代，当时人们普遍认为俄国和中国向西方自由主义的转变将产生全球共同的国际社会思维模式。但是到了1990年代末期，已经非常清楚国际社会缺乏共同理解的基础。这个事实的最突出显示就是科索沃战争，把自由西方和俄国中国以及其他许多非欧洲国家区分开来。今天非常明显的表现是苏丹和达尔富尔问题。未来，揭示“国际社会”术语空洞化的事件可能更多。
至于说联合国安理会，经过短暂的冷战逗号苏醒后，重新回到从前的近乎瘫痪状态。法国的机敏的外交政策和中国策略性的谨慎有时候掩盖了一个事实：安理会在多数重大问题上是明显分裂为专制和民主两个阵营的，后者总是要求对伊朗，北朝鲜，苏丹和其他专制国家制裁或者其他惩罚措施，而前者往往抗拒这些企图，弱化这些行动的影响。这样的惯例在未来一些年可能更加明显。它将阻碍，事实上已经阻碍了国际为达尔富尔这样的人道主义危机提供帮助的努力。它也妨碍美国和盟友对那些试图寻求核武器和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国家施加压力和惩罚的努力，正如在伊朗和北朝鲜问题上表现的那样。
当今，在大国间存在共同的政治原则和道德价值的说法是荒谬的。
问题还超越了安理会之外。在任何论坛上获得国际共识的努力都越来越困难，因为自由和专制政府的差距逐渐拉大。美国和欧洲盟友在最近一些年花费这么大努力取得的现行分歧很快将被更根本的意识形态分歧所替代，尤其是被跨越大西洋的民主同盟和俄国的越来越紧张的关系所替代。
当意识形态错误路线和竞争性的民族野心结合起来的时候，这些分歧将变得更加尖锐。世界上更加民族主义的国家也是两个专制国际领袖或许是巧合，但是这个事实将产生深远的地缘政治意义。
在这样的情况下，呼吁俄国，中国，美国，欧洲，和其他大国在某种国际共同统治中演奏新的“乐章”是不大可能成功的。19世纪初期在共同的道德和政府原则下进行的“欧洲乐章”的目标不仅是保存欧洲的和平，而且更重要的是，维持君主和贵族秩序反对法国和美国革命以及在欧洲其他地方的回响为代表的自由和种族挑战。这样的乐章逐渐在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冲击下崩溃了，部分归功于自由主义的兴起。
今天大国间很少存在共同的道德价值和政治原则。恰恰相反，存在怀疑和越来越大的敌意，针对专制主义的论证可靠的观点，不管说什么，都是欢迎他们的垮台。它们之间的任何协调行动都建立在一旦遇到严肃的挑战就可能崩溃的摇摇欲坠的基础上。
美国的外交政策应该考虑到这些意识形态区分，认识到它们对于最重大战略问题的意义。期待中国帮助破坏喀土穆残忍政权，或者对俄罗斯在周边地区对亲西方民主国家炫耀武力感到惊讶的想法是愚蠢的。世界在走向民主的潮流的同时，也有世界上专制国家更加团结的趋势。
因为这些原因，美国应该追求不仅推广民主而且巩固民主国家间合作的政策。它应该联合其他民主国家建立不仅反映而且巩固它们共同的原则和目标的新的国际机构。一个可能性就是建立全球民主国家联盟，尤其是刚开始非正式地但是有目标地定期举行会议商讨当今重大问题。这样的机构能够让亚洲国家如日本，澳大利亚，印度和欧洲国家集合起来，这两套民主国家很少在贸易和金融领域外进行更多的往来。这样的机构将补充，而不是替代联合国，八国集团，或者其他国际论坛。但是它至少表达了对民主信念的承诺，在适当时候能够成为集合民主国家资源对付在联合国无法对付的数字难题。如果成功，它将成为能够的赠予民主国家认为必要而专制国家反对的行动的合法性的组织，正如北约给科索沃冲突提供合法性一样，即使俄国反对。
强调民主，自由主义和人权暴露了专制国家的虚弱之处。
有人声称这样的组织将只能创造世界上的分裂。但是这些分裂本来就存在。现在的问题是除了这些之外是否存在追求美国的利益和自由民主目标的其他方式。
还有人担心欧洲民主国家要么不愿意要么不能与美国分担追求共同目标的负担。这或许是真的。但是仍然有理由希望复兴民主团结的努力将增加欧洲承担这些任务的意愿，尤其是当它碰巧和俄国越来越专制的、欺负人的行为和专制的中国不断崛起的时候。
在这样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应该像从前一样继续反对专制，鼓励民主，并利用影响力在机会来临的时候推广民主。这不仅是道德倾向问题，虽然美国人常常不能避免表达和实施这样的倾向。但是在专制主义越来越增加笼络专制国家盟友的世界，民主国家应该做同样的事情。美国应该打击民主国家转向专制的扭转，不仅通过惩罚性措施废除民主制度，而且通过提供支持那些赞同民主原则的机构和个人。它将在可能的时候孤立专制政府，同时鼓励国内要求民主改革的压力。历史证明外来影响力尤其是来自全球超级大国的影响力对国家采取的政治道路产生积极的如果不是决定性的影响。美国应该表达支持民主的言论和行动，不期待产生即刻的成功。它应该支持自由机构和实践的发展，明白一次选举并不能保证稳定的自由民主进程。但是美国也不应该看不到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对民主和真正的自由的中立性。
国务卿艾奇逊（Dean Acheson）说美国人“是自由的孩子”，“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感到安全。”
美国不必要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候代表民主从事盲目的圣战，它也不必要寻求和专制国家的暴力对抗。一方面，所有的世界大国拥有一些重要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经济领域。而一个智慧的外交政策也不能仅仅靠单一的原则来指导。推动民主不能也不应该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唯一目标，同样的，创造财富，反对恐怖主义，防止核武器扩散，或者任何别的国家目标和野心。有些时候推广民主应处于其他目标之后。政治家的责任就是决定什么时候。但是民主应该被看作被高度尊重的价值，因为它像其他目标一样具有战略重要性。正如强硬立场的艾奇逊说的，美国人“是自由的孩子”，“只有在自由的环境下才能感到安全。”19
强调民主，自由和人权具有战略意义，部分因为它是美国的优势，暴露了专制国家的弱点。很容易看到当今中国和俄国，相信他们只是越来越强大了。但是人们不应该忽视他们的脆弱性。这些专制政府或许在财富和全球影响力方面比从前更强大了，但是他们生活在一个自由主义在支配地位的时代。这意味着他们面对无法回避的合法性问题。他们不能像19世纪欧洲的专制国家那样，仍然享受部分来自世界多个世纪来对专制一无所知的事实的历史合法性。今天要作专制国家将不断受到包括世界头号超级大国在内的先进和富裕国家群体支持的自由主义的强大力量的质疑，这个力量将削弱和破坏保持执政所需要的控制。今天的专制政府创造新的合法性的斗争是决非容易的任务。中国领导人飞速发展经济就是担心经济增长放缓就意味着垮台之日来临。他们间歇性地扑灭政治反对派迹象部分就是因为担心重蹈苏联的覆辙。观察到苏联由于戈尔巴乔夫的软弱和错误而屈服于自由西方的后果，他们决心既不示弱也不犯同样的错误。
中国领导人间歇性地扑灭政治反对派迹象部分就是因为担心重蹈苏联的覆辙。
弗拉基米尔·普京赞同中国对戈尔巴乔夫的蔑视和决心从他倒台中汲取教训的决心。俄国领导人为了避免俄国的结局试图接受中国模式，使用石油天然气资源而不是企业创新来收买俄国精英，在他用稳定和民族主义的幌子巩固权力的现代专制模式真是历史上的绝妙讽刺。在两个国家，野心勃勃的国家间重新兴起的国际竞争在这方面特别有帮助作用。它能让政府很容易指控异议人士和潜在的民主派是为了美国霸权服务的第五纵队。在俄国，普京很容易败坏自由民主派的名誉，让民众在心里把他们和从前屈服于美国和西方的和解甚至投降政策联系起来。
但是中国人不仅仅是假装他们有更深刻的内部问题因而不愿意推动更加积极主动的外交政策。北京领导人确实担心他们在国内是骑在老虎背上，他们对国内支持政治改革的恐惧胜过外敌入侵的恐惧。即使调动民族主义作为增强合法性的手段也是危险的行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民族主义运动往往伴随着革命运动。
俄国政府在国内外压力面前也很脆弱，因为不同于中国，俄国仍然保持着民主的外表。俄国领导人很难简单地抛弃所有的伪装，扮演沙皇的角色。选举必须要保持，即使它们不公平，或者不过是选定的领袖的确认形式而已。这就为内部的异议人士和外来的自由派提供了机会，维持俄国返回民主管理制度的可能性。听任普京或任何可能的继任者巩固他们的权力，而不施加改革的压力当然是战略错误，因为国内权力地位的巩固将让俄国领导人腾出手来追求民族主义的更大的海外野心和目标。在这些和包括伊朗在内的专制国家里，推动民主和人权能让政治对立更加恶化，产生弱化他们海外野心的效果，因为领导人不得不对付内在的更大威胁。
在当今世界很多地方，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甚至非洲，支持民主反对专制的观点不是非常有争议的，虽然对于如何实现民主存在激烈的辩论。这个问题在中东就变得更复杂了，因为有些观察家相信阿拉伯人还没有做好民主的准备，伊斯兰运动在选举中的胜利似乎也造成最糟糕的可能后果。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和其他人还要在中东推广民主吗？
现代化和传统主义的斗争在国际舞台上在很大程度上是小插曲。
部分的答案在于如果人向周围提出这个问题美国应该在中东支持专制吗？毕竟，这是唯一的选择。在这样的问题上是没有中间道路可言的。美国要么通过援助，承认，友好的外交关系，定期的经济交流支持专制，或者它用自己多方面的影响力在不同程度上推动民主改革。相信美国应该支持中东专制主义，不推动变革的美国思想家的数量是不多的，支持这样观点政策的政策制订者和政客就更少了。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多数观察家认为美国支持埃及和沙特阿拉伯专制政权是发动对美国袭击的恐怖分子“仇恨情绪的主要根源”，因此，在这些国家以及中东其他国家简单支持专制政权是个错误。20
那么，主要的问题是策略和时机的问题。但是不管人们希望迅速还是缓慢、强硬还是温和的策略，任何形式的压力都会造成极端伊斯兰主义者获得胜利的风险。值得去冒这样的风险吗？类似的问题在冷战时期经常出现，当美国自由派呼吁美国停止支持第三世界的独裁者时，美国保守派和新保守主义者警告独裁者将被亲苏联的共产主义者替代。有时候这种担心证明是正确的，但是在有些时候，这样的努力产生亲美国的温和的民主政权。随便举一些例子，萨尔瓦多，危地马拉，菲律宾，韩国等左翼独裁者被亲美国的民主政府代替的里根时代的教训说明在总体上看，这种风险是值得的。
在中东同样值得尝试，不仅作为推动民主的战略，而且作为处理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通过加速和激化它和现代的全球化的世界的冲突。
现代化、全球化、伊斯兰和他们的不满
伊斯兰主义者反对现代化，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强大的常常是非个人的力量是当今世界的生活的另一个重要特征。这种斗争的大部分是和平的，但是有些是暴力活动，奇怪的是，更多的来自对美国本土灾难性袭击的最大威胁。
说它奇怪是因为现代化，全球化为一方，传统主义为另一方的斗争在很大程度上是国际舞台上的小插曲。未来更大的可能性是受到大国间的争夺，以及自由主义和专制主义两大意识形态的争夺，而不是一些极端伊斯兰分子试图恢复想象中的虔诚的过去。但是，当然，这个斗争采取了新的让人恐怖的形式。一般来说，当传统的和技术上不那么先进的文明遭遇更加进步的文明时，它们缺乏的武器就已经反映了自己的落后。今天，伊斯兰传统主义的激进支持者虽然对现代世界深恶痛绝，他们也仍然调动现代世界的武器来反对它。现代化和全球化激发了他们的反叛，也为他们提供了斗争的武器。
这是孤独的注定绝望的战斗，因为在传统和现代化的斗争中，传统是不能赢得胜利的，虽然传统力量被现代技术武装起来，能打一场漂亮的战斗。世界上所有的富裕和强大的国家都或多或少拥抱经济，技术，甚至社会方面的现代化和全球化。尽管有不同程度的抱怨和抗拒，都拥抱了商品，资金，服务的自由流动，和作为现代世界特征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相互融合。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看同样的电视节目，听同样的音乐，看同样的电影。伴随这个他们接受的支配性的文化，虽然他们可能谴责，他们也接受了现代道德和美学的基本特征：女性政治和经济解放之外的性解放，教堂权威的衰落，世俗主义的加强，过去常常被称为反文化的东西的存在，艺术观的自由（如果不是政治上的话），包括从事亵渎神灵，奚落信仰，权威和道德的自由。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这些以及数不清的其他影响都不受传统，教会和道德说教和控制性的政府的约束和限制。中国人已经学到不进行政治自由化的经济资本主义是可能的，在实行资本主义的时候没有文化自由将是更加困难的。
今天的伊斯兰极端主义者是反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强大力量的最后的堡垒。他们试图开辟出一块地方可以不受外来干扰，避免他们认为的自由主义和资本主义带来的破坏心灵的放荡行为的侵袭。他们的悲剧在于这个目标是无法实现的。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大国都不会把中东交给这些极端分子来管理，如果这个地区对世界其他地方有这么大的战略利益的话。外部大国也有强大的国内盟友，包括中东的大部分人口已经愿意甚至迫切和现代性和平相处。同样不能想象的是，在现代世界一个民族能够把自己和现代世界完全隔离开来，即便多数人愿意这么做。基地组织等团体希望成立的大伊斯兰神权国能够彻底封锁世界其他地方的形象和声音，让他们的人民免受现代化的诱惑吗？甚至连伊朗的毛拉也不能成功地做到。这个工程纯粹是异想天开。
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大国都没有能力给极端伊斯兰分子他们想要的东西。
世界因此面对极端伊斯兰分子的目标根本不可能实现的持久斗争的前景，因为不管是美国还是别的大国都没有能力给极端伊斯兰分子他们想要的东西。西方不能做到伊斯兰极端分子要求的退缩。
如果退缩是不可能的，那最好的办法就是进攻了。在面对这个极端危险的问题的众多糟糕选择中，最好的办法可能是加快伊斯兰世界现代化的进程：更多的现代化，更多的全球化，而且速度更快。这就要求更大的努力来支持和扩展阿拉伯国家的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正如许多人已经建议的，同时要努力增加公众通过电视和因特网接触现代世界的能力。如果这些现代通讯工具被用来组织极端伊斯兰活动，它不能被看作重大挫折。只要极端伊斯兰主义强烈反应继续存在，这就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持续一段时间。
最后，自由世界应该继续推动政治现代化和自由化，支持人权，包括妇女的权利，用它的影响来支持重复的选举，将最终把权力从少数人向更多的人转移。这同样也会产生挫败。它将提供公众发泄愤怒的渠道，让极端伊斯兰主义上台。但是或许这个阶段在当今的冲突情况下是不可避免的。或许这种情况早出现，新时代也会更早形成。21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美国和其他国家将不得不坚持现在非常准确的术语“反恐战争”，虽然成功决不是确定无疑的，也不是很快就能实现的。现在，或许在未来的十年里，有组织的恐怖分子团体将试图攻击美国，以及在任何可能的时间和地点攻击现代化本身。这不应该也不能作为美国全球战略的全部内容，只能是部分内容。但是考虑到可能的严重后果，这个战争必须坚定地，高效地展开，只要威胁存在。这在有时候要求美国进行军事干预比如在阿富汗这样表达不能或者不愿意取消恐怖分子基地的国家。反恐战争的前景肯定不是消失。人们只要想想如果恐怖分子在美国本土爆炸原子弹，美国大众的反应就行了。没有任何一个政党或者意识形态色彩的总统能够抗拒美国人复仇的要求，不仅打击恐怖分子而且打击帮助或者藏匿恐怖分子的国家。人们也不会怀疑，美国人反对，如果总统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预先制止这样的可能性，假设这个行动不搞糟的话。
反恐战争必须坚定地，高效地展开，只要威胁存在。
在这个战争中，美国没有许多迫切的伙伴。因为尽管在现代化和传统的斗争中，美国，俄国，中国，欧洲等大国基本上是站在一边的，迫使他们分裂的力量---民族野心和意识形态差异---将不可避免破坏他们在军事方面反对极端伊斯兰恐怖主义的合作上的能力和意愿。欧洲人将继续对他们特别强调不称“反恐战争”的三心二意的态度。俄国和中国领袖可能忍不住希望美国陷入和基地组织或者中东其他暴力伊斯兰分子斗争的泥潭，就像他们希望美国力量受到核武器武装起来的伊朗的制衡一样。不幸的是，莫斯科和北京的专制领袖愿意为了平壤，德黑兰，喀土穆的独裁者同伴而干扰的话，将大大增加恐怖分子和核武器最终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
远大理想的终结
当冷战结束的时候，想象世界将彻底改变是可能的：国际竞争的终结，地缘政治的终结，历史的终结。当冷战后的前十年人们开始谈论全球化的新时代时，共同的愿望是自然的全球社会的现象，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观点和信息的快速交流，文化的融合和交汇等将进一步把从前世纪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政治修补起来的泪水的人们团结起来。“全球化”是20世纪末期的标志就像19世纪末期的“甜蜜的贸易”一般，是厌烦战争的世界可以预料的阵痛剂。
1990年代严肃的思想家预测大国间战争和军事对抗的结束。欧洲人的“后现代主义”似乎就是未来：放弃权力政治，支持能够处理国家间纠纷的国际机构。即使现在，仍然有人相信世界朝着欧盟同样的方向前进。约翰·伊肯伯里（John Ikenberry）最近描述1990年代的后冷战时代是自由主义的天堂：
北美自由贸易区（nafta）亚太经合组织，国际贸易组织标志着世界经济的规则和机构在不断加强。北约东扩和美国日本的同盟重新加强，俄国成为西方的准成员，中国成为华盛顿的“战略伙伴”。克林顿在扩张的市场，民主和机构建立后冷战秩序的远大理想是自由主义眼中的国际秩序的胜利的象征。22
或许是因为这些人类新时代的远大理想帮助激发了对过去十年的美国政策的愤怒和仇恨。不是这些政策本身有多么大的区别，或者在本质上多么缺乏美国特性。因为对欧洲甚至美国的多数人来说，他们似乎对世界前进的方向感到不知所措，非常刺耳。但是我们知道，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已经在1990年代卷土重来了。俄国已经不愿意或者不再希望成为西方的准成员，尤其是因为北约东扩后。中国已经走在认定美国霸权是它的野心的障碍的现代轨道上。极端伊斯兰的力量已经开始圣战活动，全球化已经造成全世界的反弹，民主的偶像崇拜已经陷入泥潭和开始危险地翻倒。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对新国际秩序的渴望最强烈的另外一个时刻，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警告理想主义者想象一下“最后的大幕落下，权力政治游戏终结”。但是当时世界斗争继续，现在也仍然继续。60年前美国领袖相信美国有特别的能力和独特的责任运用力量防止世界返回到造成世界大战和数不清的国家灾难的情形里去。虽然从那时起，世界发生了很多变化，美国的责任仍然保持不变。
原文注释：
1 这个标题来自老布什总统和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描述。
2 1997年元月20日克林顿第二任就职演说。
3 艾奇逊原话引自罗伯特·贝斯纳（Robert L. Beisner）著《艾奇逊：冷战人生》（Dean Acheson: A Life in the Cold War）(牛津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72页。
4 引语当然都是来自杜鲁门，肯尼迪，布什。
5 参阅史蒂芬·希斯坦诺维奇（Stephen Sestanovich）,“美国最大化主义”（American Maximalism）《国家利益》杂志(2005年春)
6 批评家当然不是说布什政府实际上单独行动，因为即使在伊拉克，美国也是有一些盟友参与的。这场战争中的伙伴比老布什政府入侵巴拿马和克林顿政府在海地进行干预时盟友都多。“单边主义”显然是相对的说法，对它的解释全看背景是什么。
7 莱弗勒“9-11袭击和美国外交政策”《外交史》29:3 (June 2005);盖迪斯《惊奇，安全和美国的经历》(哈佛大学出版社，2005).
8 在沃择尔看来，反对先发制人战争的传统法律观点“不同于秘密发展的，可能在没有任何警告的情况下突然使用，将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产生的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不仅先发制人的行动是“合理化的”，而且没有安理会授权的“单边行动”也是合理的。“联合国多数拒绝采取强烈行动”不是“排除任何成员国能够有效使用武力的好理由”。迈克尔·沃泽尔（Michael Walzer）“艰难的问题：孤独的突击队员”《新共和》(1998年4月27日)基辛格的论点类似。参阅基辛格“伊拉克构成布什最重大的外交决策”《洛杉矶时报》（2002年8月8日）
9 要评价最近几届政府的行为：里根政府没有寻求国际授权就开始针对桑地诺阵线的隐蔽的战争或者武装安哥拉和阿富汗的游击队，在入侵格林纳达的时候也没有寻求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OAS）的支持。老布什政府没有联合国授权入侵巴拿马，如果俄国投票反对的话在联合国没有授权的情况下也要攻打伊拉克。克林顿政府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干预海地，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反对的情况下轰炸伊拉克，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时候开始科索沃战争。
10 参议员奥巴马（Barack Obama）2007年4月23日对芝加哥全球事务协会上的讲话。
11 Rosalie Chen, “中国看待美国：国际关系专家的视角”《当代中国杂志》（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12:35 (2003年5月)
12 这是威廉·沃尔福斯（William Wohlforth）十年前的预测。参阅威廉·沃尔福斯,“单极世界的稳定性”《国际安全》24:1 (1999年夏)
13参阅比如约翰·伊肯伯里2003年7月为《全国情报协会》提供的论文“美国优势的战略反应：单极时代的大国权力政治”。
14 美国国防预算仍然保持历史上的低水平，如果按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只有4%。在里根时代曾达到8%。在冷战的早期，曾超过15%。国防预算的规模也不是政治问题，即使在民主党人中间。奥巴马和希拉里克林顿都呼吁增加美国地面部队的规模，这肯定是一笔额外的巨大开支。
15 对于和平衡预测对立的世界趋势的讨论可参阅里伯尔（Keir A. Lieber）和杰拉德·亚历山大（Gerard Alexander）,“等待平衡：为什么世界不对抗？”《国际安全》30:1 (2005年夏)
16 《经济学家》上最近的社论（2007年5月14日“为冷战悲哀”）巧妙地提出了莫斯科角度的世界观“俄国是强大，繁荣的主权国家，被敌人和叛徒包围，他们专心破坏其地缘政治力量，爱沙尼亚和波兰这些暴发户试图破坏俄国和正宗的欧洲国家如德国和法国更加重要的关系。新成立的欧盟成员国按照世界秩序的虚伪和傲慢的独裁者美国的指示行动，假装是民主国家，实际上更接近第三帝国。”
17 “不管美国喜欢与否，伊朗是有重大政治和精神影响力的地区大国。美国接受伊朗的影响力这个现实符合美国本身的利益，虽然它可能是难以吞下的苦药，停止偏见下产生的对伊朗共和国的指责。”《德黑兰时报》（2007年5月15日）
18 想象欧洲更深入地卷入将是很开心的。但是可能性不大，考虑到欧洲普遍的软弱和国内伊斯兰问题。
19 罗伯特·贝斯纳著《艾奇逊：冷战人生》第152页。
20萨曼莎·鲍威尔（Samantha Power）,“美国民主推广：失败还是愚蠢？”2006年4月10日在国际关系和公共政策派尔中心（Pell Center）的发言。
21 参阅格雷切特（Reuel Marc Gerecht）,《伊斯兰悖论》(aei出版社, 2004).
22 约翰·伊肯伯里在2006年2月3-4日在挪威奥斯陆国际事务研究院（nupi）举行的“国际关系理论，单极性和9-11袭击：5年回顾”研讨会上宣读的论文“9-11之后自由派国际理论和美国的单极性”。
译自：“End of Dreams, Return of History”By Robert Kagan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8552512.html
作者简介：
罗伯特·卡根（Robert Kagan）卡耐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德国马歇尔基金会跨越大西洋的高级研究员。新著有《危险的国家：从早期到20世纪黎明期间的美国地位》（Dangerous Nation: America’s Place in the World from Its Earliest Days to the Dawn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Knopf, 2006)。本文将出现在 Melvyn P. Leffler和Jeffrey W. Legro编辑的新书《领导世界：布什主义后的美国战略》（To Lead the World: American Strategy After the Bush Doctrine (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
译者简介：
吴万伟，武汉科技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