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现有的对电影和绕舌、摇滚等音乐的督导制度是在两个不同的“正义原则”的对立和妥协中形成的，一个保护儿童，另一个是言论自由。电影督导制度（等级区分）形成于1960年代后期，主要是针对画面中的身体暴露和性行为，而绕舌和摇滚等音乐的督导制度则是形成于1985年以后，在后者的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到美国的精英人士如何在民主宪政、法治和公民社会的运作中对大众文化产生影响，以及产生什么性质的影响。
1985年对于美国形成现有的饶舌和摇滚音乐督导是非常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在一些精英人士的发起和参与下，成立了一个叫“家长音乐资源中心”（The Parents Music Resources Center，以下简称PMRC）的民间组织，其目的是为家长们对自己子女所听的音乐提供必要的公共信息。PMRC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是蒂珀•戈尔(Tipper Gore)，她就是当时任参议员，后成为副总统的戈尔的夫人。有一次，蒂珀•戈尔为11岁的女儿买了一张叫《紫雨》（Purple Rain）的唱片，发现其中有色情的歌词，她担心这样的音乐会对少儿产生不良影响。后来她知道，一些别的家长也有同样的担心。她们决定一起为此做些什么，于是便创立了PMRC，最初的参与者中有不少是像蒂珀•戈尔那样的社会名流，如担任过美国财政部长和白宫幕僚长的贝克（James Baker）的夫人苏珊•贝克（Susan Baker），华盛顿特区管委会主席那威尔斯（John Nevius）的夫人萨丽•那威尔斯（Sally Nevius）等人，她们被称为“华盛顿夫人们”。
PMRC建议，为了便利家长对子女的教育，唱片应该像电影那样实行等级区分和标明，并且要求，歌词应该印在唱片套上，有粗俗内容的唱片必须放在柜台下，而不是公开展示，必须向无线电广播台提供包括歌词的乐谱，等等。PMRC还出版了一份叫《每月通讯》的定期刊物，向60多家音乐公司和向全美广播协会、全美唱片公司联合会等发出了有关要求督导饶舌和摇滚音乐的信件。PMRC的行动是美国公民社会运作的一个典型事例，它是由一些公民们，而不是政府发起的。而且，它不是由政府领导或命令，而是由公民组织来推动有关公共事务的共同社会行动。
然而，PMEC同时又是美国公民社会运作的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因为它的发起者是社会地位特殊的精英人士。对PMEC的倡议，美国唱片联合会（它占有美国唱片总销售量的85%）起先表示反对，拒绝与PMRC讨论这个问题。对此，PMRC解释了自己的立场：它所倡议的不是由政府来审查唱片的内容，而只是要求出版商为家长和儿童提供必要的信息。这是一个消费者权益的问题，不是道德净化的问题。尽管PMEC作出了解释，唱片联合会还是拒绝合作。
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的争执终于被提交到国会参议院举行听证。1985年9月19日参议院举行关于“色情摇滚”的听证，这可以说是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媒体广为报道的一次听证。这件事在国会受到重视，与PMEC中那些活动能量可观的“华盛顿夫人们”应当有相当大的关系。
参议院的听证从一开始就定下了一个基调：这不是政府对大众文化的干预。参议员约翰•丹福思（John Danforth）表示：“听证的目的不是为（唱片业）立法，……而只是为讨论（“色情摇滚”）这件事提供一个论坛，为的是让这件事为公众知晓，进入公共领域，……引起全体美国人民的关注。”在听证会上，有四位参议员发了言，PMRC和唱片业的多位代表各自表明了立场，最后还请一些专家教授和心理学家就音乐对人的行为影响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样的听证会发挥了讨论公共问题的论坛作用，它既不是制定政策决定的行政会议，也不是专门针对谁的道德宣判大会。当时任参议员的戈尔是听证会的成员，他的夫人蒂珀是PMRC的一位代表。戈尔强调，需要的是“自愿合作而不是政府审查”，蒂帕则表示，对唱片作分级和标示应该是唱片公司的“自愿合作”行为。苏珊•贝克在总结PMRC立场时也重申，这一组织所期待的是唤起唱片业的责任感和自律，而不是要求政府为管制思想或审查言论内容进行立法。
在美国，像蒂帕•戈尔这样的社会精英们清楚地知道，在大众文化和在其他公共事务问题上一样，她们必须在宪政法治的制度中做自己想做的事，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必须怎么做，做到什么程度，这些都不是凭借精英身份或权力地位可以号令他人的。例如，她们不能以“粗俗”、“道德败坏”的指责或罪名来要求禁止某些音乐作品。她们可以不喜欢这些作品的审美趣味或内容，但却不能否定或试图剥夺那些作者的自由言论权利。
在听证后，PMRC 得到全美家长和教师联合会的支持，并于1985年11月1日与美国唱片公司联合会达成了一个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在自愿的情况下，出版公司应该在唱片封套中印出歌词，磁带例外（因为印刷空间有限），但也应标有“歌词可见唱片”的字样，有色情内容的唱片还需标明“家长须知：此唱片有暴露性歌词”。这些措施虽然没能实现唱片的等级区分，但也称得上是一个积极的妥协折衷办法。协商、妥协和折衷是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民主文化的特征，对于解决多元大众文化中的分歧，这些原则也是适用的。
多元的大众文化存在于多元的公民社会中，在大众文化中形成道德、伦理的价值共识、厘清分歧、找到合理的化解方式，这些都取决于像民主、自由、宽容这样的公民社会基本价值，也取决于宪政民主的法治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精英人士和普通民众都有机会发挥自己的作用；另一方面，对有悖于社会共识的大众文化价值偏离，政府的作为在于提供督导和协助形成公民社会的共识，而不在于行使宪法没有赋予它的文化领导权或是下达未经民主立法的禁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