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俄罗斯的社会转型是先破后立，即以私有化为开端拉开其社会转型的序幕，在经过十余年的痛苦反思和屡受挫折后又将“和谐社会”作为其社会转型“立”的思想基础。它是破得彻底，立得艰难。本文在总结归纳中国、俄罗斯本土和西方学界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梳理了俄社会转型的历程和现状，指出其社会转型“破”与“立”的严重脱节是其社会转型代价沉重的内在根源。

关键词：俄罗斯；社会转型；历程和现状

经过十余年风风雨雨的艰难跋涉，在前苏联“分崩离析“的社会基础上，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似乎看到了彼岸的曙光。于是经济学界、社会学界、政治学界乃至历史学界纷纷把研究的焦点转向俄罗斯，至此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1。但大多是对俄罗斯经济转轨的描述和分析，而缺乏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总体性把握。自1991年以来或者说从1985年以来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破”在何处，又“立”在何方学界没有给予完全清楚的回答，本文的分析力图对此作个归纳。

一、学界的探讨与共识

如前所述，中外学界对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关注强烈且成果丰硕，形成了一些共识，但又有一些明显的认识差异，对此本文将从西方学界、中国学界和俄罗斯本土学界的研究三个角度进行相应的归纳。

西方学界认为2，自从1992年初俄罗斯经济上实行“休克疗法”3转轨以来，俄罗斯社会发生了明显的变化特别是其经济体制从过去的计划主导转移到以市场为中心的轨道上。具体评价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衰退论4。认为俄罗斯经济在上世纪90年代出现了史无前例的大衰退，而且看到的俄罗斯图景也相当暗淡。从历史的比较看，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所造成的损害甚至在数量上超过了1929-1933年大危机时代的美国（当时GDP下降30%），也超过了1941-1945年卫国战争的损失（当时GDP下降24%），整个90年代俄罗斯GDP下降了43.3%。所有这一切，使得俄罗斯经济日益沦为一种“输入型”经济，而且使相当一部分人的实际收入在90年代不断下降。第二，“大国地位丧失论”。这主要从社会发展所需的知识力量的角度来展开分析的。从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俄罗斯科学家的数目从340万下降到了130万，俄罗斯国家对于科学及学术的投资则在90年代中后期下降到了只有80年代末的1/12，整个90年代的转型历程使俄罗斯丧失了作为一个“拥有知识力量的大国”，其负面影响将成为俄罗斯今后发展的长期性制约因素。第三，“华盛顿共识”后果分歧论。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在上世纪90年代初由当时在位于华盛顿的国际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的威廉姆森以拉美国家实现经济转轨的经验为主要依据而总结出来的。“华盛顿共识”有十项基本原则，即建立金融规则、重新建立公共开支的优先秩序、改革税制、实现利率自由浮动、建立有竞争性的货币兑换率、贸易自由化、国外直接投资自由化、国有企业私有化、废除阻碍新企业进入或限制竞争的各种旧有规则和对财产权予以保障等。“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在俄罗斯社会转型中的具体体现。对此西方学界有几种不同的认识，一方认为“休克疗法”给俄罗斯经济与社会带来了严重衰退，同时给普通人民带来了重重苦难，俄罗斯几乎在转瞬之间走向经济与社会崩溃的临界点5；另一方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衰退是前苏经济状况的真实反映，它不是“休克疗法”的自然后果，是使得经济发展能够成功地实现稳定化而采取货币贬值政策所期望产生的合乎逻辑的结果，也是转型而产生的结构性调整的结果。认为根本的出路只能是沿着“休克疗法”的路继续走下去，否则就会前功尽弃6。第四，前苏政治势力干扰论。华盛顿布鲁金斯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斯伦德认为，“休克疗法”失利的主要原因在于其实施过程中受到了仍在俄罗斯经济及生产决策部门握有实权的“前斯大林时代的经理们”的蓄意破坏。雷亚德也认为，“人类历史上最迅速的私有化”是前苏联政治权势力量瓜分和抢夺前苏庞大国有资产的强盗行为，其后果是财产占有和进一步分配时的高度不平衡，产权的形成及界定缺乏透明度与合法性，此后又因权钱结合而产生极为广泛的腐败现象，并造成了转型时期社会及其价值观的高度混乱。第五，转型失败论。有学者认为，在俄罗斯发生的私有化过程迅速地摧垮了普通民众对于因此而产生的新的经济体制及财产制度的合法性的认同感，其结果是在俄罗斯社会造成了一种经久不衰的道德危机。而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社会学家伯拉沃依进一步提出，俄国经济非但没有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转化，从本质上看是一种“内卷性”的向下走的过程，是“虽有转型，却无改造”的过程。第六，非转型论。哈佛大学的赫累拉认为，在俄罗斯历史上充满着“找不到自己出路的激进性改革的经验”；塔拉进一步指出，从一种历史长时段的比较眼光来看，俄国自上世纪90年代起所面临的其实并不是“转型”，而是又一次如同俄罗斯历史上在1598-1613年所经历过的“磨难时期”那样的大考验。他认为，俄罗斯人民将对自己所面临的历史性的挑战作出怎样的回答不仅关系到俄国的未来命运，也影响到我们这个越来越表现出相互依存特征的星球的未来。

俄罗斯学界身处其境，对本土的关注和研究更为激情，形成了一系列的认识，表现如下：第一，独特文明论。亚多夫认为，俄罗斯社会具有别于西欧文明的另一种文明7。自彼得一世到今天的改革，俄罗斯的改革是依靠鼓动，而西欧的现代化是社会自身的“内部“激发出来的。俄罗斯社会的构型是以纵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其社会的转型是社会主体即国家、政治经济精英等积极活动的结果。第二，分化论。这主要以A·阿希叶泽拉的观点为代表。他认为8，俄罗斯社会是一个分化的社会，在特大城市及其相邻的地区是西欧式的社会进步“前哨”，而边、少及广大农村地区却是“停滞不变”的传统区域，俄罗斯的变革就一直在西方的现代性与传统的落后性之间展开力量较量。第三，风险论。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关于5种社会经济形态依次演进的唯物史观以及辨证的方法“已经过时”，因为按照这种理论和方法无法解释1991年后俄罗斯的社会转型问题。于是有人提出，1991年以来，俄罗斯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以及由此而付出的惨重代价是社会转型过程中的一种风险，是无法预料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必然付出的牺牲9。第四，迟发展效应论。认为由于前苏联对外界的信息掌握得少，因而在经济和技术方面比西方国家发展得慢，从而导致了当今俄罗斯所进行的现代化过程成为“追赶型”的或“迟发型”的，当今俄罗斯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正是由于迟发展效应引起的。第五，社会总体转型论。其含义是，1991年以后，俄罗斯社会所发生的巨变，不仅是在政治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的蜕变，而且人们的行为方式、价值观念也发生了变化。政权刚开始交替时，他们热情很高，对新政权抱有很大的希望，以为从此以后俄罗斯人会有好日子过了，然而当形势的发展并不象他们当初想象的那样时，其中的大多数人就会变得消沉、冷漠起来。于是有的学者便得出结论：俄罗斯在1991年巨变后的前5年，民众支持新政权的政体，而后5年则是希望保留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社会总体转型必须在国家政权加强的情况下实行10。

作为中国最大的邻邦，也作为可以互为借鉴的国度，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一直是中国学界特别关注的研究对象。甚为遗憾的是中国社会学界的参与热情远比经济学界及政治学界要低。综合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第一，阶段论。大多数学者认为11，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从1992年转轨启动到1993年底俄罗斯新宪法通过是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的社会生产全面大幅度下降，人民生活急剧恶化，整个新制度的组合能力极低。1993年到普京上台执政是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俄罗斯总体的社会经济状况仍然乏善可陈，但其价格市场化、产业与企业改革、政府职能转换等基本实现，社会保障体系也开始发挥作用。从1999年底到目前可视为第三阶段。这时俄罗斯的社会经济状况开始改观，GDP逐年上升，人民生活水平逐渐提高，市场竞争主体基本形成，政府宏观调控能力提高。第二，激进失败论。有学者认为，由于俄罗斯的激进转轨方式是在苏联体制严重僵化、苏共长期一党执政的情况下推行的，因此其转轨有自身的特点，体现为转轨过程中存在着巨大的掠夺性、官僚性、强制性和政治意识形态性。认为俄罗斯的经济转轨模式是少数人为了政治目的，打着自由化、民主化旗号，利用政权，通过“休克疗法”强行推行的及其特殊的官僚性经济模式12。第三，有限成功论。有学者认为，俄罗斯经过多年的经济转轨，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所有制结构改造基本完成，市场主体实现了多元化，价格全面放开，通货膨胀基本得到控制，财政体制由国家政权向社会公共财政转化，社会分配制度发生了变化，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取得进展，政府职能已经转换。但又认为，新的经济体制还很不成熟，与现代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有很大差距，而且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还在试运行中，社会付出的代价也太大13。第四，前景不确立论。有人认为，从历史上看，在过去的300年内，俄罗斯曾6次试图打开通往西方世界的大门，5次尝试改革，历史上每一次变革或开放都必然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文化冲突和碰撞：传统与现代、西化与本土、自由与专制、浪漫与现实、激进与保守等。这次也不例外，共产主义体制崩溃后各种思潮涌起，虽然从上层官僚到思想界都在努力寻求独特的俄罗斯精神，但至今结果仍不太明朗，因此其社会转型仍处于不确立状态14。

二、“破”在何处：俄罗斯社会转型的历程分析

前文从中、西和俄罗斯本土三个角度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成果进行了初略的归纳和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对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是描述的多、分析的少，经济状况关注的多、社会层面关注的少，现实谈论的多、根源挖掘的少。鉴于此，本文将从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突破口即私有化为分析的原点对其历程进行梳理。

众所周知，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与中国有着明显的差异，俄罗斯以私有化为开端，以国家与社会决然断裂的方式将国家的责任全部推给社会，亦即由组成社会的个体成员担负改革的沉重代价。中国则不同，中国自转型之初就把历史负担由国家主动承担，在国家与社会的双向亲和的前提下渐进式地推动社会转型。结合学界的研究成果我将俄罗斯的俄罗斯社会转型分为5个阶段，即1985-1990年的孕育阶段、1991-1993年的全面私有化阶段、1994-1995年的痛苦感受阶段、1996-1999年的曲折转折阶段和2000年以后的初步定型阶段。下文分别析论之。

第一阶段也称戈尔巴乔夫执政阶段。1985年戈尔巴乔夫当选为前苏共中央总书记，此后他以“公开性”与“新思维”作为前苏社会转型的指导纲领，结果使俄罗斯在政治体制上从苏联时期那种以一党执政、一党独存、党政融合、议行合一等为特征的传统政治模式向西方国家那种以总统设置、多党政治、议会民主、三权分立和自由选举等为特征的政治模式转变。在社会层面上实现了俄罗斯从“无阶级”到有阶级的社会结构转变。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曾明确宣布苏联的剥削阶级已经被消灭，社会成员由三部分人组成，即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他们是“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平等成员”。20世纪50年代10%的高收入者与10%的低收入者之间的收入差距从1946年的7.4倍降为1956年的4.4倍，而到80年代，他们之间的差距就只有3倍了15。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即“激进民主派”改革的前夜，“特权阶层”曾利用经济政策的松动开始私下瓜分国家财产，从此拉开了俄阶层分化的序幕。其阶层分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俄新贵族阶层的形成与蜕化，在当时由一批官僚、掌权者构成，人数不多，只有二三百万人但却拥有大部分的财富，他们占了当时俄罗斯富人集团的80%。16此阶段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的过渡，此时国家开始部分丧失保护社会的责任。

第二阶段是俄罗斯的全面私有化时期。在此期间，政治上总统与议会两大权力机关展开了激烈的较量，最后总统获胜，“苏维埃体制”宣告彻底终结。经济上俄政府大力推行国有企业和地方企业的私有化。俄罗斯私有化正式开始于1992年，迄今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所谓的“小私有化”、“大私有化”和“个别私有化”阶段。小私有化从1992年1月到1993年12月。小私有化的对象是指固定资产的总额在100万卢布（1991年价格）以下、工作人员不超过200人的商业、服务业、公共饮食业以及其它行业的小企业。主要通过拍卖、租赁、赎买和投标等途径实现资产的私有化，至1993年上述企业中共有58000家小企业实现了私有化，但同时其传统的国有制一统天下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据统计，1993年国有企业在企业总数中的比重仍高达64.3%，市政企业占4.1%，个人所有制企业占8.8%，混合所有制企业占21.3%17。因此俄政府决定通过“大私有化”来进一步加快私有化的进程。大私有化是指对大中型企业实行私有化，主要通过股份化使之成为股份公司，它又分为两个小阶段：其一，证券私有化阶段。时间大约从1992年7月到1994年6月，其主要特征是通过发放私有化证券无偿地转让国有资产；其二，货币私有化阶段（1994.7.1-1997.6）。主要特征是从无偿的私有化转为按一定的价格出售国有资产，其最大特点在于把私有化过程同投资活动结合起来，并允许投资者获得企业股票的控制额。到1996年1月，共有27040家国有企业被改造成股份公司。第三阶段是个案私有化阶段。这个阶段始于1997年7月，其实质是针对前两个阶段私有化过程中出现的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国家并没有通过私有化真正充实国库等问题，调整以前的大规模一哄而上的政策，针对各种企业的不同情况，对特大型的企业独个进行私有化，其政策强调改变自上而下的“运动”方式，从追求政治目标转为更多地追求经济目标。社会层面上表现为社会分层的急剧形成，正如1992年8月20日叶利钦的公开声明，俄罗斯私有化的目的就是要造就一个所有者阶级，“我们需要的不是一小撮百万富翁，而是数百万名的财产拥有者”18。但私有化的结果却是“犯罪经济”、“强盗经济”和“寡头经济”，一些官员、企业家利用“法制真空”和职务的便利借私有化之机从权贵阶层迅速转变为官僚资本家，把私有化变成了“资本原始积累”的合法手段，但同时又使一亿多人陷入赤贫，与之相随是社会的动荡。

第三阶段在政治体制上最显著的特点是随着《俄罗斯联邦宪法》的通过而标志“总统集权制”政体的正式确立，宪法成为判断国内各种政治行为的准则。经济转轨前文已经作了交代，不再烦述。但私有化所造成的利益冲突和社会矛盾进一步显现。如前所述，俄罗斯社会加速分化的初始动力在于经济转轨，必然要涉及到利益的调整，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社会阶层的分化。阶层分化是社会转型的基础，社会转型就是分化—整合—再分化—再整合的循环往复的过程，但并不是任何分化都能促进社会结构功能的优化和完善，进而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只有良性的社会分化才能有利于构建新的社会整合机制。然而俄罗斯的社会分化结果不容乐观，其社会成员在社会多元分层空间中呈现集束状态，是典型的刚性社会分层结构。一方面是具有官僚性、投机性和自私狭隘性的新权贵阶层，他们人数虽少但占据了绝大部分财富和社会资本，而作为社会稳定基础的中产阶层直到1998年8月经济危机时还仍然处于从零开始的萌芽阶段19。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10%的最富有居民的收入是10%的最贫困居民收入的13.2倍，而在经济危机后是13.5倍。20同时劳动冲突与政治斗争、社会各阶层与新权贵阶层的冲突以及企业家与政权的斗争绞和在一起，转型的煎熬空前化。

第四阶段是老成持重的切尔诺梅尔金、普里马科夫执政时代，这一时期经过对“休克疗法”的痛苦反思，虽政府更迭频繁，但稳重而平静的政策却一直延续下来。个案私有化是当时经济转轨的一大特点，前文已有论述。综观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其特点是社会的局部变迁（经济转轨）与整体变迁（社会转型）在方向上具有较大的不一致性。俄罗斯的社会转型不仅要在经济体制上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在所有制结构上用私有制取代过去的公有制，而且要在政治体制上从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走向西方的资本主义。而“休克疗法”的经济转轨则将原有制度的信息存量全部摧毁，原有的社会整合机制在激进的变革中也消耗待尽，社会分化加速，社会非稳定因素剧增，而与此同时新的社会整合机制还未建立起来。但此阶段与前三个阶段相比，经济增长已经显露端倪，社会整合程度相对较好。可是严重的社会问题仍制约着其社会转型，如贫困阶层的问题，仅1996年低于贫困线收入的人口达53.3%，其中赤贫达20.4%。21

普京时代是俄罗斯人民和学界都赋予极大期望的一个社会转型阶段。整个90年代社会转型引起的危机和动荡消耗了大量的国力资源，经济严重衰退，GDP下降了50%以上，投资减少了80%，居民实际收入下降了43%，实际工资收入下降60%，退休金下降45%。阶层剧烈分化和大量贫困群体的存在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日益彰显22。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民众的心态开始趋于一致：人心思定。普京不负众望通过“削藩”以强化中央集权制、打击寡头以稳定经济、镇压分离运动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在社会层面上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和谐社会”的社会整合思想以及发挥了社会保障的安全阀效用，国家又开始扮演起保护人的角色。

总之，十余年的社会转型道路曲折且代价沉重，因为在社会转型之初“破”得太彻底，将国家与社会完全断裂开来，使民众失去了支撑社会的力量，同时又迟迟未能找到“立”的基石。“破”与“立”的脱节是俄社会转型道路曲折且代价沉重的内在根源。

三、“立”在何方：俄社会转型的现状与趋势

任何一个社会都由制度、个人和文化三种动态关系构成，社会学的分析在于对社会的整体性把握。于社会转型而言，经济学更多关注经济结构的转轨与变迁，政治学更多关注的是政治结构的变换，一般而言，社会学更多关注的是社会结构的变迁。制度是社会结构的外在表现形式，文化是结构变迁的内在根源，而人则是结构的主体。因此分析社会结构必须先把握文化的特性即社会特质。

俄罗斯处在东西文明的交汇处，专制主义的东方历史传统与自由主义的西方精神在此发生交融和碰撞，因此数百年来俄罗斯始终存在两种互相排斥的社会倾向：一部分人希望全盘西化，要求融入西方；另一部分人则希望出现一个“强人”，用“铁拳”来整治俄罗斯。俄思想界也一直在寻求结合二者的独特俄罗斯思想，欧亚主义思潮可以看作是一个重要的表现。欧亚主义的提法源自19世纪20年代，他们认为，俄罗斯既非欧洲，也非亚洲，而是处在欧亚之间，是连接欧亚文明的桥梁。因此一方面他们不同意将俄罗斯的斯拉夫性特殊化，另一方面更反对照搬西方的一切。苏联解体后欧亚主义思潮一度成为学术界的中心话语，他们宣扬“社会秩序与社会公正”，强调国家的作用，认为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使俄罗斯摆脱危机。

但从历史的长时段考察，俄罗斯的社会特质可以归纳为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矛盾的二重性。别尔嘉耶夫曾认为，“俄罗斯民族是最两极化的民族，它是对立面的融合，在俄罗斯人身上可以发现矛盾的特征：专制主义、国家至上和无政府主义、自由放任；残忍、倾向暴力和善良、人道、柔顺；信守宗教仪式和追求真理；个人主义、强烈的个人意识和无个性的集体主义；民族主义、自吹自擂和救世主义、全人类性；奴隶主义和造反行动”23。他认为，俄罗斯二重性的矛盾状态是由于东西方两股世界历史之流在在此发生交融和碰撞的结果。俄罗斯民族不是纯粹的欧洲民族，也不是纯粹的亚洲民族，它是世界的完整部分，它将巨大的东西方结合在一起。在俄罗斯精神中，东方和西方两种因素永远在相互角力。其二，间断与跳跃性。以历史而论，俄罗斯历史上已经存在了六种不同发展形式的时期：基辅罗斯、金帐汗国下的罗斯、莫斯科的罗斯、彼得的罗斯、苏维埃的罗斯和市场经济的俄罗斯。每个时期都是在痛苦的变革之后发展与僵化，俄罗斯的整部历史缺乏一条可以贯穿起来的统一的红线。其三，情绪和极端性。俄罗斯广袤的地理空间和严寒的自然气候使其社会特质中包含一种强烈而固有的“革命”意识：要么肯定一切，要么否定一切。因此俄历史上六次社会转型都是在“偶然”的状态下发生的，对自我历史的坚决否定和对另一道路的盲然轻信是其社会特质的昭然反映。其四，宗教理想性。有人形容“和英国人谈话结束于谈论体育，和法国人谈话结束于谈论妇女，和俄罗斯知识分子谈话结束于谈论俄罗斯，而和俄国农民的谈话结束于谈论上帝和宗教。”俄罗斯知识分子主张“形而上学”沉醉于“哲理和辩论”，具有浓厚的思辩意识和理想感召性，而普通民众则大多信教，十月革命前，东正教是俄罗斯的国教，许多世纪内其民族是个宗教观念很强的民族，被人称为“敬奉上帝的民族”，宗教意识深入民间。这种理想和宗教情结使俄社会转型呈现出理想的感召和民众的极度忍耐共存的局面。

正是由于这些社会特质，在现今俄罗斯已被“破”得面目全非的社会基础上确定了“立”的思想基础。在俄罗斯社会发展历史上，东正教只是在13-18世纪主导了俄国社会，到彼得一世时代俄罗斯民族精神中的重视宗教原则逐渐被帝国意识所取代，特别是19世纪以后，宗教文化随着现代化的进程完全失去了作为民族精神核心的历史调节力。而新的全俄思想必须满足四个条件：其一，它是融合的，对本国的历史和文化有清醒的态度；其二，它是超民族的，不能脱离俄罗斯的文化及语言，但又不能是俄罗斯民族主义的；其三，它是现实可行的，不应是空洞的、装饰性的口号，而应该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战略，旨在更快地克服社会危机，阻止分裂；其四，它是创新的，也就是应反映出俄罗斯新的发展模式、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国家形象，如经济增长思想、保持俄军事大国地位、社会和解思想、精神复兴和高度的精神境界等。

普京做到了。普京在他的纲领性文件《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一文中比较全面地阐述了他在新世纪治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纲领，可以这样认为，俄罗斯近几年社会转型的顺利是与这个转型思想的确立分不开的。普京认为24，在分崩离析和封闭的社会，在社会各阶层和政治力量坚持各自的价值观及意识倾向的社会是不可能有丰富的创造性活动的。在他看来，俄罗斯的改革之所以不顺利就是因为缺乏社会的和谐与社会团结，而社会团结的支点就是俄罗斯人素有的和传统的价值观。它包括四个方面的内容：其一，爱国主义。这种祖国自豪感使国家变得更美好、更富强、更幸福，是人民勇敢、顽强和力量的源泉；其二，大国意识。俄罗斯曾经是将来也一定是伟大的国家，这是她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的存在所决定的；其三，国家强权意识。他认为，在俄罗斯历史现实中，国家及其制度和结构一直都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强大的国家政权对俄罗斯人来说不是一种异常，相反是秩序的源泉和保证，是任何变革的倡导者和主要动力，不能把强有力的和有效的国家政权与极权相提并论；其四，社会团结。俄罗斯社会有根深蒂固的父爱主义思想，集体生活的吸引力远远大于个体，俄罗斯人已经习惯于来自国家的帮助和支持。正因如此，他强调把普遍的全人类的价值观同经受时间考验的俄罗斯素有的价值观结合起来将是俄罗斯新的社会意识。

上述四点构成了俄罗斯社会转型“立”的思想基础。在普京纲领的指导下，俄罗斯的社会转型开始走向健康的发展之路。经济上，2000年的俄罗斯经济增长率为7.6%，工业产值增长率为9.5%，轻工业增长达到150%-200%，投资比1999年增长了20%，全年完税率达到82%，十余年来首次出现无赤字预算。在此基础上，2001年GDP增长率为5.5%，2002年为4.1%，2003年也有较高的增长率。普京打着“权威秩序”、“强国富民”的旗号，在社会层面上也实现了初步的稳定，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也在深入和完善。政府把消除贫困和提高居民的实际收入作为政策的优先面，实行最低退休金指数化，对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家庭实施有针对性的帮助，改变了以前的平均化倾向，等等25。这些措施实现了社会的相对稳定。

总之，俄社会转型是“破”得彻底，“立”得艰难，经过痛苦的反思，终于找到了“立”的基点。其社会转型也略有起色，但前进之路仍充满荆棘，如腐败、分配不公及利益集团的阴影仍将阻碍俄社会的进一步健康发展。但无论如何，在已“破”得面目全非的社会基础上确立了“立”的标准和方向。

注释与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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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前有关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研究主要是关注其经济转轨的历程，如唐朱昌主编，《俄罗斯经济转轨透视》，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胡键著，《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许新主编，《转轨经济的产权改革：俄罗斯东欧中亚国家的私有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还有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等等。对俄罗斯社会层面的分析很少，如李景阳著，《基本经济制度转变中的社会冲突：对俄罗斯的实证分析》，东方出版社，2002年版。董晓阳著，《俄罗斯的利益集团》，当代世界出版社，1999年版。这些成果构成了本文研究的基础，但应看到，这些研究成果缺乏从总体上来把握俄罗斯社会转型的特点。

2 本部分的主要内容重点参阅和转述了陈兼的成说，详见《未经“改造”的“转型”：西方学术界关于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经济转型的研究》，载于《俄罗斯研究》，2004年第2期第22-31页。

3 “休克疗法”最初本是用于反危机的手段，即采取一套激进的措施来遏制通货膨胀和稳定经济。最为典型的是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家杰佛里·萨克斯在1985年担任玻利维亚总统经济顾问时协助该国制定的反危机纲领。当时玻利维亚存在恶性通货膨胀，通胀率达24000%，财政收支不平衡，外债高筑，经济秩序混乱。针对这些现象，杰佛里·萨克斯提出了以紧缩财政、紧缩货币、价格自由化、外贸自由化和公营部门民营化的反危机纲领。上述措施实施后，该国的经济问题得到改善。这次成功使“休克疗法”被认为是遏制通货膨胀的良方，也成为前苏和东欧国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过渡的必选方案。

4 Reddaway and Glinski,The Tragedy of Russia’s Reforms. P.2

5 Steven Rosenfielde,”Russia’s Radical Economic Transition in Soviet Perspective,”Europe-Asia Studies,vol.53 no.8(2001),pp.1159-1176.

6 Anders Aslund,How Russia Became a Market Economy(Washington,DC:Brookings Lnstitute,1995)

7 B·亚多夫：《俄罗斯的社会转型：理论、实践和比较分析》，莫斯科时事经典出版社2002.

8 A·阿希耶泽拉：《俄罗斯：社会文化进程的几个问题》，《俄罗斯世界》1995年1期.

9 戈莲科娃演讲，段启增、王丹编译，《俄罗斯社会学家谈俄罗斯社会学和历史学研究的新进展》，《国外社会科学》，2003年第4期。

10 A·苏哈列夫，《俄罗斯社会认同的新的层级关系》，《国外社会学》，2000年第4期。

11 具体请参阅潘德礼、许志新，《关于叶利钦时代的若干思考》，《东欧中亚研究》，2002年第4期。赵定东、赵明，《中俄中产阶层的比较与分析》，《东北亚论坛》，2003年第3期。王立新，《试析转轨以来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今日东欧中亚》，1999年第5期等文。

12胡键著，《俄罗斯转轨的制度经济学分析》，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163-164页。

13许新主编，《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经济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73页。

14 参阅海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21-352页。

15海运，《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政治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55页。

16 俄罗斯科学院哲学所副所长侯赛因诺夫认为，苏联解体的原因主要有两个：一是西方国家起了巨大作用，表现在西方物质文明的诱惑和西方意识形态及价值观的渗透，二是苏联新贵族阶级的腐朽和蜕化。这与B·索格林、C·卡拉加诺夫的观点有些相似。详细见列·奥尔连科，《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与市场问题上的分歧》，载（俄）《对话》，2001年第3期。

17 B·格拉希明科，《过渡经济学理论》，莫斯科1997年版，第67页。

18 （美）约瑟夫·R·布拉西等，《克里姆林宫的私有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19 （俄）托尔卡诺夫斯基，《俄罗斯中产阶层的形成》，《国外社会科学》，2000年第6期。

20 （俄）阿巴尔金，《俄罗斯发展前景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214页。

21 M·H·鲁特凯维奇，《俄罗斯社会的社会分化过程》，（俄）《社会学研究》，1998年第6期。

22 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12.30

23 H·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三联出版社，2004年，第3页。

24普京，《千年之交的俄罗斯》，（俄）《独立报》，1999.12.30

25 王义祥，《普京社会保障政策评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3年第6期。

作者简介：赵定东，男（1971-）湖北当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在读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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