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 中俄边民跨境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受中俄两国制度因素影响的在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存在的自然流动，这种流动随着两国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的互补性增强，随着俄远东开发政策的导引，仍将持续下去，它决不是一些西方人士及部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所鼓吹的中国政府行为。
关键词： 边民 跨境流动 社会因素
中俄边民跨境流动是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移民大潮中的一股涓涓细流。事实上，它有其深厚的历史背景，19世纪以前，以狩猎为生的原住居民心目中只有猎物的踪迹，不知边界何在，即使在不平等的《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瑷珲条约》中也明确规定，中国居民保留在已划为俄领土的边境地区居住权、狩猎权和生产权。只是在1917年以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中俄边民跨境流动受到实质性的限制，但边民跨境流动从未停止。20世纪90年代后，随着中俄关系的改善以及边界的明确划定，中俄边民跨境流动又掀起一个小小高潮。以致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中俄有关部门的关注，它的形成有众多社会因素的影响，本文就试图就此展开讨论。
一
所谓跨境流动，是指边民在自主的情况下，在国际规则允许的范围内，由于某种因素的作用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接壤国家的自然流动，它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
自1492年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全球化浪潮就一浪高过一浪推动着世界人口的大融合，国际移民在这种背景下掀起了三次高潮。第一次浪潮主要发生在15世纪初到19世纪上半叶，主要是当时较为发达的国家以殖民的方式不断向外扩张，自18世纪中叶，殖民国家通过鼓动、强迫移民及贩运黑奴等手段将持续了长达三个世纪的向新大陆的移民推向了高潮；第二次浪潮主要发生在19世纪下半叶直到20世纪初，以欧洲工业国国家的经济扩张为主要形式；第三次浪潮则发生在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战败国被遣返战俘与平民以及许多民族国家的新建与独立，先后在欧洲和亚洲骤然呈现两个规模庞大的人口迁移流，90年代后，其移民潮大多发生在独联体范围内。（周皓 1999）这种移民潮必然要引发推动具有历史传统的边民跨境流动。
中俄边民跨境流动主要指俄罗斯远东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的边民流动，由于两国人力资源、生态资源的巨大差异，因此其流动又主要表现为中国边民向俄罗斯的流动。如前所述，中俄边民跨境流动有其历史的根源。根据俄方的统计，1893年俄远东地区总人口为90.84万人，在远东的外国人有3.55万人，其中中国人2.89万人，朝鲜人0.55万人，日本人700余人，欧洲人500余人。（卡尔卢索夫2002）在1900至1910年，由于俄农业开发需要大量季节工，中国人被大量招入俄罗斯，人数从7.5万上升到20万人，1910年底有15万人在俄罗斯常住，1911年俄罗斯在远东建设军事城堡、军港及其他设施又从中国征召2.4万人，至1913年中国人占外国人总数的比例在采金业中占87.6%，伐木业中占67.1%，港口工作中57.8%，铁路建设中53.3%，黑龙江航运工作中32.8%。此后经历了一个相对平静时期，至20世纪90年代由于中俄关系的改善，中俄边民流动再掀一个高潮，1993年俄罗斯接待75.1万人次中国人，其中41万为公务活动，23.7万为旅游购物，3.34万为个体经商，5.71万为运输等等，在俄罗斯中国籍的常住人口也迅速增加，根据俄罗斯的有关统计，在远东地区1989年中国常住人口为1742人，1990年为1.5万人，1993年为10万人，2001年为23.7万人，占当地总人口的3.3%。（卡尔卢索夫2002）这种俄方提供的资料表明，中俄边民跨境流动也经历了几个阶段，这几个阶段是与国际移民大潮有密切联系的。
二
如上所述，边民跨境流动是国际移民的一部分,由此有必要对国际移民做一个分析。根据斯蒂芬·卡斯尔斯的分析,国际移民被分为八个种类。（1）临时性劳动移民（也称为客工或外国合同工）这些男女工人短期迁居打工挣钱寄款回国；（2）高技能和经营移民，这些人拥有经理人员、执行官员、专业人员、技术人员等等资历。在跨国公司和国际组织的内部劳动力市场流动，或是通过国际劳动力市场应对稀缺技术的需求寻找职位；（3）非正规移民（也称无证件的或非法移民），这些人进入国外，通常是为了寻求工作，但没有合法证件或未经允许而常见于许多劳工移民流之中；（4）难民，按照联合国1951年《难民地位协议书》的规定，难民指确由于害怕“因种族、宗教、民族，属于某一特色群种或政治观点而受到迫害”，所以居住国外而不能或不愿返回本国的人；（5）寻求避难者，指那些越过边境寻求保护、但未必严格符合1951年协议书有关规定的标准的人。（6）被迫移民，从广义上讲，不但包含难民和寻求避难者，而且包含因环境灾难及建设工程而不得不迁居的人们。（7）家庭团聚或家庭团聚移民，是指属于上述情况之一而且业已迁居国外的人员团聚的亲属。（8）归国移民，是指移居外国一段时间之后返回本土的人们。（斯蒂芬·卡斯尔斯2001）
依据该种类划分，中俄边境地区边民的跨境流动大多属临时性劳务输出性质的劳动移民。而为什么会产生中俄边民跨境流动。中俄学界存在不同的认识，因此，就必须追溯国际人口迁移的动力理论。
根据张哓青的统计，目前国际人口迁移有四种动力机制的理论和三种后续迁移的观点（张哓青 2001），现分别简述之。新古典经济学派认为，国际人口迁移是由全球劳动力供需分布的不平衡所引起的劳动力调整过程，迁入地可能不是目前工资最高的区域，但迁移者个人的感觉是他所掌握的教育、经验、培训和语言能力等技能会赢得最大收入；新家庭经济迁移学派认为，迁移行为不仅仅要使迁移者个人利益最大化，而且是家庭收入来源多元化的途径，可以减轻家庭在制度不完善的社会中所面临的风险，尤其是在没有失业保险、没有福利、不能从银行贷款或不能安全投资的情况下，家庭成员得到的汇款可能是全家经济财富的基础；双重劳动力市场理论认为，经济发达地区本质上存在着双重工作市场（高级劳动力市场和低级劳动力市场），发达地区生育率的降低减少了可利用的青少年劳动力。于是，不发达地区的迁移者主动或者被动进入低级劳动力市场；而在世界体系理论看来，自从16世纪以来，世界市场一直在不断形成和发展为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劳动力从边缘向中心的迁移是国际大潮的趋势。后续理论是从网络、机构和连锁因果关系三个角度来论述的。网络理论亦称社会资本理论认为，迁移行为不仅是受到入境政策的调整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迁移网络的形成和完善制约和促进着移民的规模和进度；机构理论则认为，迁移是由于以获利为目的的机构推动的，国际偷渡集团就是机构之一；连锁因果关系理论认为，国际迁移是由于先迁移者在异国发展的示范功能触动了为迁移者的“相对失落感”进而激发人员输出。
三
根据国际人口迁移理论的推断，联系中俄边境的实际状况，我认为影响中俄边境边民跨境流动的主要因素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历史因素。中俄边境线的形成有历史的背景,俄国原是偏居欧洲的一个国家,自1547年伊凡四世始称沙皇起，中经彼得大帝、叶卡捷琳娜二世，亚历山大一世和后来的持续向东北亚扩张，至1647年，在鄂霍茨克建港，1689年签订了《尼布楚条约》，后沙俄利用中国清政府在鸦片战争的失败，迫使清政府签定《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瑷珲条约》，至此中俄边界线基本形成。由于该地区人口稀少，中俄边民跨境作业是历史的习惯。如前所述中俄边民一直在延续着跨境作业的习俗，即使在20世纪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以后，合法的或非法的（偷渡等手段）跨境流动仍在进行。
第二，人口因素。俄远东地区对国外劳动力的依赖造成的。俄远东地区面积620万平方公里，占全俄面积的36.4%,1998年1月1日，远东地区的人口总数为733.63万人，占全俄人口的5%，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为1.2%，人口结构中非本地出生的人比例高，全俄每1000人非本地出生的人平均数为420人，而远东地区达478—710人不等，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又十分突出，根据资料，2015年远东地区的适龄就业人口将比1998年减少13.7%，未成年的人口总数将减少35%，同时丧失劳动能力的老龄人口将增加51.6%，其人口负担系数将达662人。（朱显平 1999）根据这种情况，俄远东地区要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就必须大量依赖外国劳动力。事实上，俄远东地区也一直依赖于外国劳动力。在中苏关系恶化，中国边民不能进入的情况下，俄一直寻求与朝鲜、越南、古巴等传统盟友的劳动力输入以补充中国边民不能进入导致的劳动力短缺。如1967年，前苏联与朝鲜就联合开发森林资源达成协议，大约有1.5万名朝鲜劳动力进入哈巴罗夫斯克的沃克巴瑞尼斯克地区采伐森林，经1975年、1977年、1985年三次修改，至今仍在执行。1995年大约有7万名朝鲜工人在上述地区从事采伐森林的工作。1981年前苏联与越南签订了劳务合作协定，1987年第一批越南工人来到远东，从事纺织业。1987年与古巴签订协议，由于古巴人很难适应这里的恶劣气候，引进劳动力的计划失败。这些资料说明，没有外国劳动力，俄远东地区的经济难得到增长或维持现有水平。
第三，自然资源因素。俄远东的自然资源十分丰富，其潜力至今尚未彻底探明。根据已探资料，其木材可采总量213亿立方米，海洋生物资源总存量2600万吨，燃料动力资源仅煤的探明储量就有193亿吨，石油3.27亿吨，天然气15976亿立方米。其丰富的资源使其成为全俄经济发展的经济前沿地，但自苏联解体以来，远东地区的人口状况形势的严重性与其自然资源的占有量不成比例。由此，引发了俄上层人物的忧虑。1991年俄远东地区的绝对外流人口为6.61万人，首次超过自然增长的人口（4.21万人），远东地区的人口减少了2.4万人，1991—1995年人口下降率增长了4.3倍，1998年远东地区人口比1991年减少了72万，2000年底远东地区人口少于716.6万人，2010年可能少于674.6万人，2015年可能少于661万人。丰富的自然资源和急剧减少的人力资源迫使俄罗斯当局就近取材，吸引中国的人力资源开发自然资源。
第四，制度性因素。柯武刚的《制度经济学》将制度分为内在制度和外在制度两种，内在制度指群体内随经验而演化的规则，包括多种习惯、内化规则、习俗和礼貌及正式化的内在规则；外在制度是由统治共同体的政治权力机构自上而下的设计出来强加于社会并付诸实施的规则，包括外在行为规则、专门指令和程序性规则。由于内在制度前文已经有所论及，不再详论。外在制度主要表现为工资制度、福利制度、用工制度和政策的引导等，使国家间的工资水平趋于平等。由于世界诸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一致，劳动力价格存在明显差异，迁移者通过对成本和效益的理性计算，当预期效益达到迁移者的目标时，迁移者就会开展实质性的流动。中俄两国劳动力一方面是中国严重过剩，另一方面俄罗斯严重不足，过剩导致劳动力价格下降，不足则导致劳动力价格相对较高，二者工资上的差距是边民跨境流动的一个因素。同时，国家政策的引导也至关重要，如1992年1月1日，根据叶利钦的命令，开放 符拉迪沃斯托克，建立自由贸易区，同时，又建立了纳霍德卡、萨哈林州、犹太自治州自由经济区，还在筹建图们江自由经济区，布拉戈维申斯克——黑河跨国自由经济区。1996年4月24日，俄联邦会议批准《1996——2005年远东及后贝加尔地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联邦专项规划》等。该规定“完善国家对俄罗斯流入人口的调节机制和劳动力按区分配的机制，确定中国公民居住俄罗斯领土上的法律制度及其它制度，制定实施这种制度的相应机制”。该法令的颁布实施促进了中国边民的流动。同时，根据中俄两国政府的协定，中国工人不能直接与俄企业签订劳务合同，劳务输出合同只能由俄企业同中国劳务公司签订，而大多数俄企业把工人的工资支付给中国劳务公司。这种机构推动的人口流动使边民流向更具法规性、有序性、计划性和保障性。中俄劳务合作从1990年的1万人上升到1992年的1.7—1.8万人，其中，46%从事建筑业，47%为季节性农业工作，1994年20301人（其中9126人工人，6506人从事种菜），1995年26528人，1996年24043人，1997年22227人，2000年3.5万人。中国工人占远东地区外国工人的比例由1995年的9.1%上升到1998年的20.9%（卡尔卢索夫 2002），这种劳务工的上升速度是与中俄两国的官方制定颁布的一些制度分不开的。
第五，流动网络因素。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指出：“时空二重组加上抽离化机制——一种把社会关系从特定场所的控制中解脱出来，并通过宽广的时空距离而对之加以重新组合的机制——的拓展……导致日常社会生活的内容和本质的转变”。（吉登斯 1998：3）个体在抽离化机制的作用下，人们不仅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而且必须作出选择。流动网络的建立不仅有助于形成有效的社会资本，而且是人口流动时可以借助的有效的新的社会关系。根据对到俄劳务的群体的调查，其群体内部人员大多为同村同屯或有熟人介绍，并且多是经历过劳务出国之后的人回国组织张罗的。这种群体一般而言内部亲缘性、地缘性较强，同时，在俄罗斯有一定的网络关系。
第六，全球化推动因素。在当今世界，任何社会现象脱离了全球化就很难有清晰的认识和解读，全球化推动了当今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的交互连接的扩大、深入和加速，全球化的关键指标表现为金融、贸易、理念、污染、传媒产品以及人员等的跨境交流之加速增长。联合国的数字表明，全球移民总量已经从1965年的7500万增长到1996年的12000万，占到当年全球总人口的2%（卡斯尔斯 1999）。国际移民潮触动了中国的移民中枢，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出国的浪潮阵阵涌来，欧美、澳洲成为其首选地，受这种浪潮的影响，边民的跨境流动自然也就可以理解了。无论是中俄、中哈边境，还是中越、中柬边境，边民跨境流动的势头越来越大。同时，迁移者成功的示范作用极大地鼓动了边民跨境流动的欲望。
中俄边民的跨境流向是符合世界潮流走向的，然而这种趋势是受到两国政府有关政策制约的。特别是俄罗斯目前出现的“黄祸论”“中国威胁论”直接影响着流动的规模和趋向。如俄自民党领袖曾以保护远东地区为理由，提出把所有的中国人、日本人从远东赶出去的口号，滨海边疆区的州长等人曾向俄联邦政府提出废除中俄1991年5月16日签订的《中俄边界协定》；伊尔库茨克州政府作出限制与中国发展进出口贸易、停止在当地注册中资企业，严格管理中国公民去俄签证的规定。（王世才 1999）由于俄地方官员大造中国领土扩张、中国变相移民的舆论，俄远东地区居民排外、反华情绪上升，地方民族主义势力抬头。因而中俄边民跨境流向趋势又有一些不可预测性，但无论如何，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因素，边民跨境流动仍将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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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定东 男,湖北当阳人，沈阳师范大学社会学系教师， 吉林大学社会学系博士研究生
主要研究方向：中俄社会比较研究 、社会流动
原文在《人口研究》发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