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裴宜理在1988年利用华盛顿大学的学术休假年撰写《上海罢工》一书时，她不得不在导论中即对“新一代工人问题研究者”的一些观点做出反驳。由于对20世纪的工人未能实践马克思恩格斯的崇高理想而备感失望，这些学者开始关注无产阶级政治的局限性，尤其是关注工人的分裂特征，并以此为基础，对更早一些持左派立场的工运研究者片面强调无产阶级英雄形象的论调加以冷嘲热讽。这一派观点看来在二战后的西方学术界已占据主导地位，以至于裴宜理不得不以防御性的口吻申辩道：“中国工人——与其欧美兄弟难分伯仲——也是四分五裂。然而，分裂并不意味着消极被动，无论他们当中存在着如何重要的地缘、祖籍、性别和技术熟练程度的差异（在很大程度上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差异），中国工人阶级自己完全有能力采取有影响的政治行为。”
对于这些新潮工运研究者的质疑，还反映在裴宜理为考查中国工人运动所选择的典型的工人集体行为——罢工上，尽管那些新潮工运研究者早已将工人政治之定义宽泛化，更多地去关注影响不大的“日常反抗”。但在裴宜理看来，罢工仍然是研究工人政治的最佳途径，因为罢工“既是一种文化表达方式，也是一种为改变经济和政治关系而可以进行的努力”。当然，将自己的研究重心聚焦于罢工，也是因为有关上海罢工的资料丰富而相对完整。裴宜理充分利用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丰富的档案资料，其中包括上千件老工人的访问记录，这些访谈录都是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国学者辛勤劳动的结果，他们的初衷显然是为了揭示共产主义革命的无产阶级基础，但所有的史料都会因为研究者研究视角的差异而发生变化，这些资料抖落历史的尘埃，如今却成为裴宜理力求客观呈现上海那一段工运史的绝佳佐证。
实事求是地说，《上海罢工》的确胜在对于史料的收集和运用，这使得这部副标题为“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着作出人意料地具备了一般是历史着作才具备的可读性和吸引力，在书的第二部分论述党派政治对于上海工人运动的介入和缠斗时，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其中的线头繁杂而模糊，但在裴宜理条分缕析地编织下，一幅精雕细刻的历史画卷得以展现在读者面前。但另一方面，和同类的其他国家有关罢工的研究着作相比，——比如西方研究社会运动和集体行为的泰斗查尔斯·蒂利发表于1974年的《法国罢工》——，《上海罢工》在社会学和政治学的理论分析上还稍嫌不足，书中经常性地引述查尔斯·蒂利、霍布斯鲍姆等人的观点即是明证，对这些观点裴宜理很少做出辩驳，而只是作为自己观点更强有力的证据。比如在书的第一部分论述地缘政治对于工人反抗行为的影响时，裴宜理写道：“查尔斯·蒂利首开先河，将抗议内容们的变化与社会组织变化联系在一起。”而这正是裴宜理构筑全书第一部分的核心观念。当裴宜理发现技术水平是识别工人的一个关键变数，技术性、半技术性和非技术性工人在地缘祖籍、性别构成，以及教育、文化和适应城市生活的程度都存在差异，她又是通过蒂利的论述，从理论上探讨“技术”一词的主观属性：“技术是一种社会产品，一种谈判的身份。尽管知识、经历和聪明都与技术密切相关，但技术最终并不取决于单个工人的特征，而是取决于工人与雇主的关系。”
裴宜理以蒂利等西方政治学和社会学名家的论述作为建构自己着作的理论基石，其用意一方面是为了弥补自身理论素养的不足（光有扎实细致的案例显然还不足以支撑起一部学术杰作），另一方面这也是聪明的选择，使她能够腾出手来在颇费周折获得的珍贵史料中一展身手。上世纪前半叶的上海滩实在称得上是光怪陆离，英法日等外国殖民者、青红帮等帮会势力，国民党和共产党等政党势力，加上抗日战争时期的汪伪政权，各擅胜场各行其是，盘根错节犬牙交错，这种复杂的局势自然也渗透到工人运动中，而且工人本身的祖籍、文化、性别，所从事职业的不同所掌握技术的熟练程度也在增加着工人运动的复杂性。书的第一部分《地缘政治，1839-1919》即令人信服地从广州移民、宁波移民和苏北-华北移民这三个角度，阐述了工人旧有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模式如何影响到他们日后在城市的生活，包括以罢工为最显着特征的政治生活。主要来自广州的木匠和主要来自宁波的铜匠被统称为来自南方的工匠，他们工资较高，文化程度较高，他们的行业意识和阶级觉悟也相应较高，因为“他们集体行动的巨大能量来源于丰富的组织与社团经历，那可是工匠文化的标志”。工匠们开始加入新的政党，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以阶级阶层划分的行会。而主要来自苏北的非技术工人（以纱厂和码头工人为代表）则采用更有节制的罢工方式，斗争带有防御性的特征。
裴宜理还将中国工人运动的源头追溯到19世纪中叶，她的用意很简单，就是突破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研究者将中国工人运动纳入党史范畴的做法，事实正如裴宜理强调的那样，早在中国共产党创立以前，中国工人运动就已经如火如荼地进行了。只是在这个前提下，裴宜理指出在1919年五四运动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30年间，中国工人运动逐渐成熟，而政党政治则在其中充当着催化剂的作用。在当时，无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的领导人都认为必须高度重视工人阶级，他们都相信工业化是中国未来的希望所在，因而都花费巨大精力试图将工人运动纳入到自己的政治旗帜下。这一段上海工运史，由于以往学者的辛勤探索而轮廓毕具，裴宜理则希望以自己掌握的丰富史料试图揭示出这一段上海工人罢工历史的复杂性，以及上一代左派学者观点的褊狭之处。除了1924年到1927年这一段蜜月期，共产党和国民党作为两股势不两立的势力活跃在中国政坛上，由于他们都对工人阶层特别重视，在这一领域的角力也就格外惨烈，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赤色工会和黄色工会之争，是深埋在上海工人罢工这一社会表象之下的底色，在这中间，青红帮又作为一股见风使舵的势力将局面进一步复杂化，而国民党内部军统和中统之争也反映在工人运动中。
裴宜理以不亚于史家的细致笔触描画出上海工人运动的复杂图景，但她更想表达的是，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逻辑和国民党的工业化梦想都很难符合上海工人运动的实际，一些根深蒂固的观点——比如认为共产党人在大工厂收入低微的非技术工人中更能站稳脚跟，国民党人则被认为有可能在赞成劳资合作，反对激进的共产主义工人运动的白领工人发展势力——只是部分地反映了实情，都经不起细加追究。那是一段令人目眩的上海滩历史，读者通过各种书籍各种角度都多少触及过，但是像这样从工人运动的角度触及这一段历史还是会让人备感新鲜，正如裴宜理指出的那样，强调共产党和熟练工匠的联盟并不能解释革命最终取得胜利的原因，革命胜利的原因更多的来自于农村，而不是上海工人运动，但是建立在工匠而非无产者支持基础之上的中共领导的工人运动，对后来的中国历史显然产生了深远影响。
无论裴宜理在政党政治这一部分如何立意求新，她只是在既有的一大堆材料中整合出一些尚算新鲜的思路而已，就《上海罢工》这本书而言，真正的新意在于第三部分《产业政治》，在这部分，裴宜理对烟草、纺织和运输行业作了颇为详尽的个案研究，从而揭示出不同行业的工人在不同时期针对当时政治形势作出了何等的反应。这部分着作充分体现出实证研究的特点和长处，裴宜理利用中国1980年代刚刚出现还未被西方史学界系统吸收的材料，勾画出上海20世纪上半期工人运动的微观图景，因为是微观的因而也是具体而生动的。作为对较完整的行业罢工事件的描述，其中必然涉及导致工人之间差异的地缘和政党因素，只是这二者不再被从事件中抽离，而是被裹挟在事件中作为被观察的对象，同时也作为观察的视角。罢工作为复杂的社会现象的一部分，它本身也是极为复杂的，就上海罢工而言，通货膨胀和民族主义激发了多次大规模罢工，而且导致大规模斗争的动员通常都是建立在原已存在规模较小的基础之上的，也就是说，工人阶级行动主义很大程度上是植根于前工业化时代长时期形成的习惯之上的。
在书的末尾，裴宜理将这种延续性观点伸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后，社会主义企业并不是凭空冒出来的新鲜事物，在许许多多方面，它延续着“旧时代”工业及其行动主义的特征。全书结论部分最后一节《中国工人运动的遗产》中，有许多令人期待的观点——比如建国后社会主义企业和解放前的工匠行会之间的比较和联系，建国后国家对工业和工人的政策的源流等等——尚未展开，也许那正是裴宜理计划中的有关中国工人政治研究的第二卷将要面对的问题，在这卷中，裴宜理将要探寻工人运动与现代中国政府之形成和演变的关系。
在书的末尾，裴宜理特地描写了1967年，从上海国棉十七长发迹的王洪文等造反派对从前的中共地下党工运组织者，后来是上海总工会领导人的张祺（曾领导1934年美亚丝绸公司工人运动）发起的一连串进攻和羞辱，一种可怕的历史循环论几乎活生生地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们立刻意识到，这本《上海罢工》不是满足读者好奇心的传奇故事，它富有生命力的根须早已伸展到我们此刻的生活之中，带着它持久的活力和晦暗。裴宜理实际上是交给我们一把观察当代中国社会的钥匙——从工人运动的视角，以它自身的复杂性折射出当代社会的复杂性。而当我们急于沿着社会的裂纹画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时，她似乎又在告诫我们：“必须追溯普通工人因来源和地方传统不同而形成的差异，及其对现行政治制度所产生的影响。”
来源: 《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