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将近40年来，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经济总量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名，但是与经济高速发展不相匹配，同时也制约经济发展的是社会建设、发展的落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很多问题。那么，中国社会究竟出现了什么问题？又有什么表现？正如医生看病一样，对于这两个问题的回答是我们分析问题原因并找出药方的前提。总体上讲，当前的中国社会出现了四个非常鲜明的“症状”。
一、社会高度分化，固化趋势明显
社会学有一个核心的分析概念，就是社会分层。从分层的角度看社会结构，就会发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是高度分化的。具体而言，高度分化又有三个特征：贫富分化，社会个体化、社会空间分割。
第一，贫富分化十分严重。目前，学术界比较公认的中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估计在0.5-0.55之间。如果以财产为标准估计，其基尼系数则可能高达0.7左右。
第二，社会的个体化也很严重。现代社会一个明显变化趋势就是个体逐渐脱嵌于社会。在中国，随着单位制的解体、城市化进程的推进、网络技术的进步，传统的家庭、社区和社会组织越来越难以整合流动的个体，社会的个体化趋势也越来越明显。
第三，社会空间分割，不仅体现在城乡之间，也体现在城市内部之间，社会空间的分割有财富分化的因素，也有民族宗教的因素。这些分化又叠加在一起，导致中国社会出现了特有的高度分化状况。
此外，社会结构出现了固化的趋势。虽然没有任何实证数据可以证明中国社会固化了，但是社会学家们公认的是社会出现了固化的趋势。那么，社会固化的最主要表现是什么呢？主要是社会下层精英无法通过常规方式获得上升途径，在教育获得、职业获得、财富获得等资源的获取途径上，出现了所谓“精英通吃”或“精英垄断”现象，优质资源越来越难以被分配到社会中、下阶层群体。例如，近年来出现的中产阶层的教育焦虑，以及社会舆论广泛讨论的学区房、教育阶层化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都是阶层固化问题的表现之一。
当然，一个有意思的现象是，一些学者发现，2012年之后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程度（基尼系数）有所降低，但是大家猜不出原因（可能是经济危机或者反腐败），但这并不会影响到我们对阶层固化趋势的判断。
二、社会极端思潮泛起，改革共识破裂
社会极端思潮泛起，主要表现是关于中国社会的未来改革方向，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具有代表性的思想观点，简单讲就是“左”与“右”的分裂。这一点上，互联网上的舆情、舆论的表现最为突出：一些人要重提阶级斗争、甚至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而另外一些人则鼓吹极端民族主义，文化基因决定论，有的片面宣扬西方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这些极端化的思潮的背后又都有相当的社会基础，令人警惕、也令人深思。
很多历史、社会科学的相关研究都告诉我们，社会主流观念需要稳定持续的演进，而不能极端化、倒退或者割裂。社会主流观念的左右分裂的一个后果就是改革共识的破裂。如今，中国人很难像“文革”刚结束时那样拥有全民一致的改革共识了。
但是，这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社会进步的表现。社会极端思潮的泛起，有许多复杂的因素，历史的、阶层的、国际的、技术的因素都会作用于社会观念。但是总有一个因素是最重要的，结合一些调查显示，我觉得这个因素就是阶层分化。
在改革过程中，社会的中、下阶层群体，尽管获得了不少改革红利，但是由于相对剥夺感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权威主义价值观念。也就是说，他们将改变不公平的社会现状的希望诉诸于一个强有力的政治权威，并呼吁更多的社会保障和公平正义的政策出台。而与社会中、下层群体不同的是，社会的中、上层群体则出现了更明显的权利意识和参政、议政诉求，他们有的要参与政治保障财富，有的则十分担心财富的继承，其选择要么是“用脚投票”移民海外，要么是保守沉默，但很少成规模和系统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他们的这种态度与行为又反过来加剧了社会主流价值体系的分化。
三、社会组织体系不完善、不健全
中国的社会组织体系（广义上的）尚不完善，处在一个尚需发展的初级阶段。我说的社会组织体系，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社会信任体系、社会组织体系（狭义上的）和社会教育体系。这三个体系的建设不仅与市场经济的良好运行高度相关，也对国家治理的现代化具有不可缺少的基础性作用。
社会信任体系不完善，表现为社会信任的缺失。市场经济的运行不能离开一个良好的、基于信任而形成的社会体系，当社会信任体系丧失时候，就会出现各种市场痼疾和问题。例如，食品安全问题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由于缺乏行业内部的自我监督和自律，缺乏基础性的社会信任，在食品生产阶段的各种问题往往防不胜防。再如，当前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如医疗、教育等所面临的社会信任体系构建的问题，十分突出。由于缺乏信任，这些社会关系出现了某种扭曲，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医改”、“教改”的进程。
其次，社会组织体系尚不发达，这使得行业内部的有效自发约束没有建立。中国社会慈善和社会服务方面的发展尽管近年来取得了很大进步，但是总体看，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相比，仍然相对滞后。在一些发达国家，非政府组织、行业协会、工会、慈善机构等发挥着政府、企业所不可替代的社会功用。虽然，近年来中国的社会组织发展呈现了数量快速上升的趋势，但是仍然缺乏相应的制度性规范，仍有相当的制度限制和资源限制。
最后，当前中国教育体系重视大学教育，而不是职业教育，这导致了较为严重的“职业技能缺口”，使得教育与经济脱节。历史上看，现代工业的崛起与完整的教育体系、职业协会自治体系密不可分。优良的现代教育体系，不仅会造就人才资源基础，而且为社会的发展、经济的增长创造社会心理意义上的成就动机，从而为国家的经济转型和创新发展提供持续的动力基础。
四、社会创新的活力总体上仍然不足
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过程中释放了大量活力，各种市场创新、技术发明和专利不断涌现，整体上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社会的创新活力跃升了一个台阶。但是，体制、机制的束缚仍然是限制社会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目前，社会反应比较激烈的体制性障碍，如户籍制度、金融信用体系、财税体制、基础性资源行业的垄断、医疗卫生体制、教育等等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体制、机制性问题，仍有待进一步破除。
即便在如此具有限制性的条件下，互联网及其技术性的创新，已经开始革命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交往和运行的方式，各种新型公司、商业模式层出不穷。但是，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其背后所凸显的正是国内贸易体系的不平衡、不完善，统一的国内市场体系尚未完全建立。我们设想一下，如果政府能够不断改革、破除旧有体制机制的束缚，不断培养社会创新的文化与社会土壤，那么中国的创业、创新必将创造新的奇迹，“中国制造”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成为“中国创造”，中国经济也就能够顺利完成转型。
中国社会正处在一个发展的关键时期，如果能够闯过这一关，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也许将是不可估量的。从某种角度讲，社会创新的活力就代表着中国国家的“软实力”，一种需要主动去培育的实力。
（作者是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教授。发表时删去原文注释若干。来源：FT中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