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斯大林起，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六任领导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六次错过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遇，以致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得愈日深重，拖延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解体，建立93年、执政74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解散。

苏联六次错过体制内改革的机遇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取得胜利，1936年基本建成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苏联是把马克思、恩格斯于19世纪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变成现实社会制度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曾照搬苏联模式，包括它的成功经验和当时尚认识不清的各种弊病。苏联率先消灭了旧的地主贵族阶级、城乡资产阶级，实现了国家工业化电气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路，使劳动人民翻了身，又打败了法西斯德国的入侵，帮助了东欧东亚多国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包括十几个国家的世界社会主义阵营，显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苏联又长期夸大自己的成就，百般掩饰苏联模式的病象病征，更不探究病源病因，讳疾忌医，拒不改革。从斯大林起，历经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戈尔巴乔夫六任领导人，长达半个世纪之久，六次错过进行体制内改革的机遇，以致各种社会矛盾积累得愈日深重。深受苏联模式影响的众多社会主义国家，也都同样有过延误改革或改革很不得力的经历。拖延到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包括苏联在内的11个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转轨到资本主义制度。建立93年、执政74年、拥有近两千万党员的苏联共产党也于1991年8月25日自行解散，没有多少人起来维护、保卫这个党。

自从苏联亡党、亡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亡制（社会主义制度）之后，10多年来国内外众多学者已写出上百部、几千篇文稿，从不同立场与视角探究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失败的原因，寻求克服苏联模式弊病、探索社会主义新生之道。要冲出苏联模式的“百慕大”，首先就要彻底弄清形成苏式社会主义危险区、死亡区的真正原因。

“三大矛盾”导致“三个灭亡”

苏共、苏联败亡的根本原因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在这个重大问题上主要有两种见解，只要认真加以比较，不难辨明真相。一种见解是从浅层次强调近因，认为主要是从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或者再上推至赫鲁晓夫起推行的右倾错误路线，造成了恶果；另一种见解是从深层次强调远因，认为主要是从斯大林起长期推行过左错误路线和过度集权体制，埋下了病根与祸根。还有人把这病根与祸根上推到列宁甚至马克思，这未免又走到另一个极端。苏共领导人自己也对苏共失败的浅层原因和深层原因分别作了不同的分析，这值得我们首先参考。例如原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曾任政府总理的雷日科夫认为：斯大林时期虽然有缺点和错误，但成就是主要的，苏联的解体始于赫鲁晓夫时期，完成于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激进”改革。这种观点没有看到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与斯大林之间的继承性和一致性，因而是肤浅的，无法令人信服。而1990年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主席久加诺夫则从苏联整个历史和整个体制来探究问题。

他在1995年8月10日和10月24日回答记者提问时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苏联和苏共垮台的基本原因是对财产、权力和真理的垄断，导致国家上层的腐化和变质，直接出卖民族利益。”这里所指明的“三垄断”，道出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主要弊病在于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全面过度集权，这个见解是很有深度的。叶利钦则认为马克思和列宁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根本上是错误的。这种极端观点是无法解释苏联74年的历史的。

笔者从1950年中国人民大学创办伊始，一直在人大执教马列主义政治理论课，主要讲授苏共党史。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揭发斯大林搞个人专断、个人崇拜、严重破坏法制等错误，使笔者思想上深受震动。1991年苏联的剧变更使我痛定思痛，痛定思改，深入思考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和避免重蹈覆辙的新路。在笔者看来，苏共灭亡的深层原因不在列宁，更不在马克思、恩格斯。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首先在比欧美落后的俄国领导工农大众取得了政权，初步探索了在落后国家逐步建设社会主义之路。列宁虽也犯过急于求成的“左”的错误，但是他有民主思想，党内有民主体制，所以能够及时改正错误。如在1921年他就提出以推行国家资本主义的新经济政策取代急于实现共产主义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而斯大林缺乏民主思想，破坏党内民主，实行个人集权制、职务终身制和指定接班制，这“三制”明显带有沙皇君主专制体制的特征，以致他推行的急于过渡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左”的错误路线，好几代领导人都无法改正。他还从上世纪30年代中期起培植了一个党政高薪特权官僚集团。这个集团为维护其特殊权益拒不进行体制内改革，它是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真正掘墓人，党的几任领导人无非是这个官僚集团的首脑。过左的急于求成的路线使苏联社会的生产力难以持续发展，过度集权的体制使苏联社会长期缺乏社会主义民主与自由。苏联自1936年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起，就一直存在三大矛盾：过左路线和过度集权的党政领导体制同社会主义社会要求大力发展生产力、发展民主自由的矛盾；党政官僚集团同人民大众的矛盾；大俄罗斯主义势力同各民族人民的矛盾。斯大林培植的官僚集团、形成的三种党政领导体制、社会出现的三种矛盾，都是严重背离马克思主义、背离科学社会主义的。苏联的“百慕大”灾难区就是这样形成的。正是这三大社会矛盾的深化和激化导致经济、政治和民族三种危机的全面爆发，终于造成“三个灭亡”（亡党、亡国、亡制）。戈尔巴乔夫执政的头三年依然推行过左路线，1988年7月以后才转向右的方面。苏联是长期“左”、后期右，右是对“左”的惩罚和反动，再加上外部资本主义和平演变战略的催化，结果是先“左”后右、内外夹攻，合葬了苏联模式社会主义。这就是苏联葬身“百慕大”的根本原因，其中既有近因更有远因，既有外因更有内因，内因和远因更带根本性。

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已彻底纠正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我国的经济体制已从苏联模式的单一公有制和计划经济，逐步转轨到中国特色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市场经济。对外关系体制已从苏联模式的对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闭，逐步转轨到对世界全面开放。

社会管理体制已从苏联模式由国家垄断自上而下统一管辖各个企业和事业单位以及所有社会人，逐步转轨到缩小国家管辖范围，大力发展社会自主自治，使人人回归社会。毋庸讳言，至今我国的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还有浓厚的苏联模式烙印，诸如以党代政、党政不分、权力过分集中于党的第一把手的体制依然存在，官本位的现象依然严重，特殊利益集团依稀可见，对媒体的舆论控制过严。要认清苏联未能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过度集权，在于太缺少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因此广大人民被迫转向去寻求资本主义的民主和自由，去进行体制外的另一种改革。“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当今中国只要加快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改革，尤其是党政领导体制改革，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和自由，切实贯彻宪法党章，真正实行宪政，推行民主选举，扩大人民的言论、出版和创作自由，维护宪法所赋予的各种人权，就必能彻底冲出苏联模式的“百慕大”，取得全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圆满成功。

填一首“十六字令”小词作为本文结语：轰（作者按：轰掉教条主义、极权主义的屏障），冲出百慕大水宫，汲苏鉴，华夏定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