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福山先生在《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的文章，还是坚持去年6月他在上海《文汇论坛》与我辩论中国模式时表述的观点，即中国历史上遇到了“好皇帝”，朝代就兴旺发达，遇到了“坏皇帝”，就一蹶不振。与上次不同的是，他这次以薄事件为例来佐证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除掉了一个潜在的“坏皇帝”，但中国还没有建立一个“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所以还是没有解决“坏皇帝”问题。
上个月在伦敦书展“中国浪潮”论坛上，《金融时报》的一位资深评论员也对我提出了同样的问题，并认为中国模式看来还是靠不住。我坦率地回答了他的问题。我说，薄的事情还在调查之中，与其听信各种传闻，不如耐心一点，等待正式调查结果的出炉，现在就说薄是潜在的“坏皇帝”，恐怕还难以服人。
我还告诉他，西方主流媒体今天也不否认中国下一届最高领导人的人选已经定下，这是第一位的大事；下一任总理的人选也已定下，这是第二位的大事。以我之见，这本身已说明中国高层接班制度的顺利运作。至于薄事件，所涉及的是政治局常委其他人选的安排，这固然重要，但已是第三位的事情，所以薄事件不会影响中国最高领导人接班大局，硬要扯上“好皇帝”“坏皇帝”，实在是过于牵强附会。我还劝他关注一下薄以外的人选：他们几乎都担任过两任省委书记，并都有一定的政绩。我说，中国一个省的规模大约相当于四、五个欧洲国家，治理好不容易，中国这种基于选贤任能理念的制度安排，虽然还有改进的余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已经可以保证中国不大会出现像美国小布什这样低能的领导人。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更好地了解中国是如何解决所谓“坏皇帝”问题的。中国基于自己的政治文化传统，也借鉴了西方的有益经验，在过去30多年里进行了政治制度的一系列创新：首先，中国最高领导人不是世袭的，而是靠政绩干出来的；其次，中国已经废除了领导人终生制，建立了严格的任期制，最高领导人最长任期为十年；第三、中国最高层实行集体领导，这意味着任何一个领导人的观点明显地偏离集体共识是要被拉回来的；第四、基于选贤任能的历史传统，中国最高精英决策团队或者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资历基本上是两任省部级的履历，而且是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的，所以总体上看，中国领导人的治国理政的经验和能力都明显地强于西方政客。第五、在选贤任能的基础上，中国还引入了不同形式的“选举”。这种“选拔＋某种形式的选举”模式很有竞争力，中国政治制度虽然还可以完善，但确实已经不害怕和美国的政治制度竞争。
至于历史上的“坏皇帝”、“好皇帝”问题，我去年6月和福山先生辩论时就讲过这样一个观点：“既使是中国历史上所谓的好皇帝和坏皇帝时代，我粗略算一下我们还是有七个朝代的历史比整个美利坚合众国历史还要长，整个西方的近代史也就是两三百年，当中经过多少的战争冲突，奴隶制度，两次世界大战等等，也不能保证现代西方这个制度可以持续下去”。
我当时还坦率地告诉福山先生，我担心的不是中国“坏皇帝”问题，而是美国的“小布什问题”。小布什八年治国无方，美国国运便直线下降。谁也保证不了下一个美国总统能比小布什强，再来个八年国力直线下降，美国也赔不起，整个世界都可能跟着一起遭殃，就像这场源于美国而祸害全球的金融海啸那样。至于福山先生反复强调的“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有其一定的道理，因为西方一些国家的成功确实与这个因素有关。中国自己制度创新的一个主要特点也是更多地重视程序和制度安排，更多地体现法治精神，但我亦认为一个国家的成功与否，主要不是取决于是否有“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而是取决于这些“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是否符合一个国家的民情与国情，是否能够与时俱进。
印度似乎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是印度方方面面几乎都落后于中国，其多数社会治标甚至还达不到中国西藏地区的水平。日本似乎也早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日本像走马灯一样的换政府，十年九相，治国乏力，经济衰退也持续了20来年。美国当然也早就有了“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但这一切似乎日益演变成了一种“僵化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条主义”，这恐怕也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主要政治起因，自然也应该是美国体制中最需要改革的地方。
在这种僵化的制度下，美国共和与民主两党尖锐对立，使美国的各种体制改革步履艰难。在这种法条主义模式下，美国的社会治理成本异常高昂，引来公愤的危机明显增多，例如，一场使美国百姓资产锐减20－25％的金融危机，四年过去了，还是一笔糊涂账，没有任何一个人为这场危机承担责任，而造成这场危机的金融大鳄还可以以“法治”和“合同精神”的名义，心安理得地领取上亿美金的奖金。
西方“正式的制度和真正的法治”今天看来确实需要好好改革了，否则西方将难以避免全面走下坡的命运。美国《新观点季刊》主编内森•加德尔斯（Nathan Gardels）认为西方民主制度屈服于“即时新闻”和“一人一票”的“短期暴政”，导致民粹主义泛滥，“这种制度缺乏长期思考、策划，缺乏持续统治的政治能力，远远无法回应中国的崛起”。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的主持人扎卡利亚不久前也感叹，“在一个快速发展的世界里，其他国家行动迅速且具远见，而我们(美国)的政府却瘫痪了。不停地说我们拥有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体制确实很好，但在其失去功能的情况下还这样说，就很像那些没有脑子的拉拉队了。”
中国人今天的眼光一定要超越西方这种全面走下坡的制度和模式。中国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范围最广的变革，中国正在探索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并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借鉴世界各国的经验，但绝不能失去自我，绝不能失去中国自己的许多优良传统。中国人今天进行的探索必将为世界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未来发展做出宝贵的贡献。
（作者为“中国模式”最坚定的支持者，著有《中国震撼》。80年代曾为邓小平翻译官。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春秋综合研究院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