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中国国家预防腐败局发布的一组数据引起热议：中国民众对防治腐败成效满意度由2003年的51.9%上升到2011年的72.7%；对消极腐败现象得到不同程度遏制的认同由2003年的68.1%上升到2010年的83.8%。这是该局副局长崔海容11日在香港廉政公署第五届国际会议上透露的。

“我不相信！”人们大都持否认态度，感觉自己被耍弄了，该官员当即成了众矢之的。

一个与现实感受有霄壤之差的数据，为何就这样堂而皇之地“调研”出来了呢？

崔副局长称据“民意调查”，这民意是哪家的民意呢？

当医患纠纷愈演愈烈之际，卫生部发布了居民对医院高满意度的调查结果；当大众为房子而焦虑的时候，住建部发布了九成人有房住的报告；当人们为通货膨胀而头疼的时候，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发布报告显示，城市人均资产达到247万……大众忧虑什么，喜鹊便端出一盘吉祥的阿拉伯数字。

一个个组织机构摇身一变为吉祥鸟，专门制造祥瑞——阿拉伯数字变成召之即来的灭火器，再大的愤怒在这一串优雅起舞的数字面前，也发作不起来。你或许会想，也许我只是那百分比之外的孤例，属于不幸中最不幸的那一个；如果别人都那么幸运且幸福，我也何妨委屈一下、被代表一次呢？

中共对自身机体所产生的毒素有一个“认识过程”，起初叫“不正之风”，“腐败”是很晚才兴起的词汇，而且是引进的国际术语。当老人们痛心疾首痛斥政府腐败时，我并不以为然。在主旋律宣传笼罩下的年轻人，自觉地跟党站在一起，认为那只是发展中的问题，有蛀虫揪出来不就了了？能不断揪出自身体内的坏组织，更加证明了执政者的能力和魄力。事实上，这也与我尚未知晓上层腐败现状有关，一个年轻人眼里看到的都是表象，即使不满意，也觉得只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来不及推想。

当一个个惊天大案由刘宾雁、麦天枢他们揭开之际，虽有震惊，犹把那些事情当传奇来看，而且视作个例。我不敢相信，制度性的溃烂早已是事实。

八九之后，中国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腐败急速靠近每一个人。身边的人突然暴发了，高升了，有一批人骤然控制了某个行业和领域，成为新贵。这些人品行可疑，无来由地暴发，然后建立了自己的帝国，名正言顺地瓜分国有资产，堂而皇之地运用政策资源，攫取更丰硕的财富。在他们身边，形成了一张张紧密的人际网络，依附者不绝于途。这些私帝国的崛起，伴随的是弱势群体权利的全面丧失：你感觉在这个社会生存越来越难了，到处都是高不可攀的门槛；空有力气和理想，一无依傍，你将寸步难行。心头盛满了失败感、挫败感和无力感，在一个成功者即代表社会进步的国度，公平、正义踪迹难寻。高楼起，灯红酒绿，自在且逍遥，那是他们的。

腐败，身处腐败中的人，是不会有罪恶感的。

远远看过去，每个官人都煞有介事，在公开场合和媒体上，他们总是义正词严、忠心可鉴，而生活中遇到的、听到的大都是他们不义、不忠的故事。谁能告诉我们：哪个才是他们的本来面目呢？

非常不幸的是，腐败已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要做某件事时，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请客送礼，给人好处；如果找不到这样的关系，就忐忑不已。人们常说，如果对方愿意收下你的红包，说明事情有戏。失败者何谓？一个找不到收钱关系的人是也。

我们都被迫通过不正当的关系赎买法律和政策，以小钱博取便利和利益——其他人，就在我们得到好处的同时被挤压、盘剥，丧失了应有的机会。想起来，似乎有那么一点不道德，可谁又把道德当饭吃？一个慈悲的人，是无法在这个社会生存的。

中国人出入电梯，只管自己，不顾他人，老外评论曰：急躁，无公共意识。仅仅说出了一部分原因，我想，更重要的是，不给别人机会，和别人在一起，就有丧失机会之虞。所以，每个人都是急吼吼赶电梯、赶公交车，赶一切有竞争的事情，无规则保证的社会，人们露出了身上最原始的动物性。一个文明人在此会相当尴尬，你必须变成动物，才能跟他们相处而不受伤害。

官方发布的那些喜庆的数字，表达了其抚慰人心的“美好”初衷，他们相信在事实之外，存在一个自足的大同世界。那些信手拈来的数字，当然不会有什么可信度，那不是他们操心的事情，定期发布一些让上司满意的数据，只是交差罢了。几十年如一日地操作下来，他们从未遇到过质疑，他们以为戏可以一直演下去。

他们不会意识到，这是在诋毁大众的智商，蔑视其最真实的生命感受——什么都可以被剥夺，但感受却难以收买，让大众去相信一个不存在的东西，已经变得越来越难了。

这么多部门此起彼伏的数字游戏，瓦解了大众对政府的最后一丝信任，那些阿拉伯数字成为自我嘲讽的符号，把羞耻烙在官家的脸上。

阿拉伯数字是无辜的，本来用于计数的发明，如今成了中国官方须臾不可离开的护身符，他们被当作最有说服力的东西装饰一个漏洞百出的时代，已经到了连这个把戏也演不下去的时候了，该另想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