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社会发展离不开国家职能的有力实施。国家建设旨在服务社会利益，而真正的民主则是其必要条件。
真正的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能仅在表面上进行复制。社会必须为民主机制发挥作用而做好准备。如果民众希望感受到自己是国家的公民，那他们就要做好准备定期在国家管理上花费时间和精力。换言之，只有在人们准备好为民主做贡献的地方，民主才能发挥作用。
在九十年代初，苏联一党专政行政领导体系的解体大大鼓舞了我们的社会，我们仿佛立刻就能过渡到一个人民政权，更何况文明而成熟的民主典范就在近在咫尺的美国和西欧。然而，将国家引向民主形式的道路，却立刻导致了经济改革的停滞。再后来，就连这些所谓的民主形式也被地方和中央的寡头精英们侵占了，他们恬不知耻地瓜分国家和全民财富来中饱私囊。
据我所知，即使在这段时期，在权力机构中也有不少诚实、智慧而又一心为人民造福的人。多亏了他们国家才没有灭亡，那些日常琐碎的问题勉勉强强得到了解决。尽管断断续续而又非常缓慢，某些亟待实施的改革也取得了进展。但从总体上来说，原有的社会制度仍然更有优势。
九十年代，在民主的大旗下，我们得到的不是一个现代国家，而是宗派暗斗和封建割据，不是高质量的新生活，而是庞大的社会花销，不是自由公正的社会，而是一些公然蔑视普通百姓利益的所谓精英。所有这些都破坏了俄罗斯向民主和市场经济的转变——因为大多数人对这些概念本身都有了根深蒂固的怀疑，并且不再愿意投身公共生活。
俄国哲学家、法学家巴维尔·诺夫格罗德采夫（ПавелНовгородцев）在上世纪初就预言说：“不少人以为，实行普遍自由和全民选举拥有某种神奇的力量，能将生活引向新轨道。但事实上，它在生活中确立的往往不是民主，而是在寡头政治和无政府状态之间循环往复。”
在九十年代，我们与无政府主义和寡头政治都作过斗争，这一时期的治国思想也危机四伏。仅仅将其原因归咎于寡头的自私贪婪和政府官员的玩忽职守是很天真的。九十年代初，我们的人民刚刚摆脱共产主义，仍习惯等待国家的好意施舍，还没有学会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他们时常被幻觉所迷惑，不懂得如何反抗他人的操控。因此，直到现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起作用的依然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样肆无忌惮的谬误原则。
但是社会经历了困难的成熟过程，这使得我们要共同将国家拉出泥沼，共同为国家注入勇气，共同恢复真民主的基础——人民主权。
我想强调一点：我们是用民主和宪政做到这一点的。在本世纪前十年推行的政策完全体现了民意。每一场选举以及选举之间的民调都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我们审视一下，我们的人民过去和现在最看重的是自己的什么权利，那么遥遥领先的便是劳动权（获得劳动所得的可能）、免费医疗权和儿童的教育权。重新保障公民享有这些迫切的权利，这是我和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担任总统期间，国家一直致力于解决的问题。
和本世纪初的十年相比，当今社会已截然不同。许多人在生活上更有保障，获得了更好的教育，并有了更高的需求。人民对权力机构的需求改变了，中产阶级不再局限于个人利益的小圈子，这都是我们努力的结果。过去我们正是为此而努力。
政治竞争是民主的中枢，民主的动力。如果此竞争反映了社会团体的切实利益，它就能不断加强国力，保持经济发展，调动资源参与社会建设，保障公民的安全与公平。
今天，我们的国家素质落后于公民社会参与国家事务的准备程度。我们的公民社会无疑更成熟、活跃和负责。我们应当革新我们的民主机制，使其能够“容纳”日益增长的公共积极性。
论民主的发展
现在一系列关于发展我们的政治和政党体系的提案已交由国家杜马讨论。其中包括简化政党登记制度，取消参选杜马和地方立法机关时搜集签名的规定以及减少参选总统时所需要的选民签名数量。
政党登记制度、政党活动规则和选举程序的运行操作无疑都很重要。“政治环境”就像投资环境一样，需要不断的完善。但与此同时最需要关注的却是我们的政治机制是如何考虑不同社会团体的利益的。
我相信，我们不需要低俗的滑稽戏，也不需要比赛开空头支票。打着民主的幌子，摇着“人民政权”的大旗，用“博出位”的声明和互相谩骂把严肃的选举变成一次性娱乐政治秀，把选总统变成选达人，却把真正的政治引向幕后交易的阴影中，不把做出的决定与任何选民进行沟通——这种局面我们不需要。我们要避免走入这条诱使人“简化政治”，其实只是“投人所好”创造假民主的死活同。在政治中一部分政治技术的确必不可少，但那些“造型设计师”和“炒作大师”们不应该掌控政治。我相信，人民也不会再买他们的账了。
应当完善政治机制，使其能及时地捕捉并反映广大社会团体的利益、保持这些利益之间协调一致，并能保证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以及人民对权力机构公平性的信赖（其中也包括这些人仅占少数的情况。）
我们需要一个机制，来自社会各阶层有责任感的人、专家、对国家和民族发展有所关怀的思想者和那些有实干能力的人将由人民推举入权力机构。该机制研讨、采纳和兑现各种决定——无论是战略上的还是战术上的决定——的过程对于社会而言都将明白易懂、富有成效并公开透明。
对我们而言，重要的是要创造使人民能说真话且必须说真话的政治体系。提出决议和规划的候选人要为兑现它们负责。选择他们的选民们，要明白选择的是谁，意味着什么。这将使社会和权力机构之间互相信赖、尊重，并展开建设性的对话。
新的参政机制（Новыемеханизмыучастия）
我们应该具备对社会需求作出反馈的能力，这些需求在信息时代中变得越来越复杂，并逐渐具有根本上的新特点。
数量庞大的俄罗斯公民已经习惯于轻点鼠标来获得即时信息，且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长。国家事务信息的获取自由，更重要的是不受审查，这自然而然地要求公民持续不断地参与到政治和行政工作中去，而非只是参与一次又一次的选举。
所以现代民主就和人民政权一样，不能仅仅简化为“去投个票”就完了。在我看来，民主之为民主，不仅在于民众能有选择政权的基本权利，也有不断影响权力机关及其采纳决策的可能。这意味着民主应当有持续而直接行动的机制，应当有有效的渠道来进行对话、社会监管、沟通和反馈。
“反馈”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政治信息在数量上的增长应转化为参政、公民自治和监管的质量。最主要的是全民对国家政权各个层面法律草案、决议、规划的讨论，对现行法律及其实施效率的评价。
公民们和各职业和各种社会协会应当有可能来预先“检验”所有的国家公文。现在，来自企业家、教师和医务人员等各种协会的建设性意见正帮助国家避免不正确的决议，并反过来帮助找到更好的方案。
举例来说，去年在与企业家协会共同完成的“评价调控效果”过程中，仅仅在初步拟定阶段就几乎有一半的管理法案计划因为会恶化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而被摒弃。这种“过滤器”能起作用是一个好现象。必须关注它是否已完全包含了重要的商务领域。
法律制定的语言必须要改善。它即使不是悦耳动听的（在古代，为了方便记忆，法律常常写作成诗歌），也应当对法律的制定对象明白易懂。为了充分反映和讨论计划、规划以及监控其施行的结果，有必要在公共权力机关入口设立人机交互界面。在这两件事上，我想请语文工作者和网页设计师职业协会帮助国家建设。历史不会忘记你们。
接下来需要明白的是，社会的复杂化是现代世界重要趋势之一。不同职业团体和社会团体的需求正在专门化。国家应当迎接这样的挑战，并适应复杂的社会现实。在这里重要的决定之一是发展自我调节机构，这些机构的权限和能力还应当扩展。另一方面，“自调机构”本身应当更积极地运用所拥有的职权，特别是在有关领域和活动中制定和确立技术章程和国家标准的权利。
必须避免自我调控组织的官僚化，也要防止借组织而生的“自我调控”屏障（主要是在缺乏重大风险的领域，或者该领域的安全已由其他国家调控方法保障的情况下）。为此“自调组织”需要做到信息完全公开，并定期给社会和市场参与者们公开报告。我预计，自调机构会成为俄罗斯公民社会的一大强劲支柱。
现在我们已经将法律草案网络化，每一个人都可以发出自己的意见和修改稿。这些意见被参考进来，而更好和更有意义的内容在法律草案的最终版本中会有所体现。这种对最佳方案的集体甄选机制，也就是专家所称的众包制（crowdsourcing），应当成为各个层面的准则。
但在这里只有公民的“消极权利”得到实现，即公民对政权和立法者提出的各种的方案作出反馈。我们也应当考虑公民的“积极权利”，给公民以可能性来自己提出立法议程，提出自己的方案并定义其中重点。
在这方面，我建议，在互联网上征集了十万及十万以上签名的社会倡议，议会必需要进行审议。类似的做法已经在英国推行。当然，尽管网络匿名在很多时候有助于表达社会情绪，对此却不太合适。需要制定程序，正式登记那些希望参与这一制度的人。
网络民主应当与全民选举制度共同发展，并尤其应在地方和区域范围内进行。在每一个市政机构中不应只进行领导人和议员代表的直选，身居要职的其他政府官员也应当得到人民的评价。比方说，地区警察局局长干满一年，就应当建议公民们说一说，他们还要不要此君继续在此地区任职。也可以同样方式就地区住房中心的领导任职提提意见，就非公民选举产生的法官提提意见。
必须让公民们能在地方和区域上投票选举，能把他们自己尖锐的问题交付地区公决或网络质询中讨论，能揭露出薄弱环节并设法将其解决。
首要任务是改变公共委员会在权力执行机构的工作。恕我直言，现在他们的工作只是徒有其表。必须要抵制组建委员会时抱有的本位主义态度，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应由诸如联邦社会院这样的机关来确定，对地方机关则是相应的地方社会院。公共委员会不应该成为领导们的软柿子，应当确保参与其中的是真正独立的专家们和有利害关系的社会团体代表。制定的法律法规和规划不经公共委员会进行初步的、公开的讨论，将不会被采纳。和机关本身一样，参与选拔和鉴定委员会以及解决冲突委员会同样可以被列入公共议会的职权范围内。公共委员会的职权还包括参与选拔、鉴定以及调解利益冲突等。
就“电子政府”这一方案的发展前景我还有几句话要说。现在，诸如议会中的政治辩论、世界市场的状况和好莱坞影星的结婚离婚这样的任何信息，对我们的公民来说都是唾手可得。但是，想在网上获得住房和水电煤支付信息，或是在线查看医保卡，或是了解自己的片区所属派出所，那就什么都别想知道了。
带有政府采购信息的官网已成为反腐败的有力机制，许多国家公共服务信息也已电子化。这很好。但是大多数民众需要的是自己的大楼、大楼周边区域、邻近的公园、学校、自己的地区政府切身信息。要尤其注意电子政府的基础——市政府和联邦主体的网站。
我建议，在这一年里，公共委员会及总统领导下的公民社会和人权发展理事会在这方面深入研究，开展公开讨论，并将必需的草案清单放在教育和医疗机构的网站上，供市民参考。
需要将“电子政府”这一方案更准确地面向公民的困难与需求。尽可能充分地披露关于国家机关和地区政府的工作信息。通过电子技术使国务机制更通俗易懂，更接近社会。
地方自治是民主的学校（Местноесамоуправление—школадемократии）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АлександрСолженицын）曾这么讲述地方自治的作用：“只有在这种环境下，人们才能够没有谬误地选举，从那些熟人中根据办事能力和心灵品质进行选择。这里不会有虚假的荣誉，欺骗的雄辩和政党的推荐也毫无助益……不实行正确的政党地方自治，就不会有良好稳定的生活，就连‘公民自由’这一概念本身也会失去意义。”
在这些话中我们可以把握住一条清晰的脉络：大国民主由“小范围民主”构成。地方自治是公民责任的学校，与此同时也是政治家的“职业技术学校”，刚刚起步的政治家们就是在形成他们的关键能力：与不同社会、职业团体谈判的能力、清晰地将自己的理念传达给人群的能力、捍卫自己选民的权利与利益的能力。我以为，政治家和国务工作者正应在地方自治体系中获得“职业锻炼”。
至于提高地方自治效率的具体途经，那么首先，应使权力保持“近在眼前”，也就是说地方当局切不可盲目扩大。其次，地方当局应在财政上完全做到小康、自主。要有足够的财源来实现自己的职能并解决人们的日常问题。必须克服依靠“上面给的礼物”，因为这会损害独立性和责任感，并滋生依赖心理，这实质上便失去地方权力机构自存自立的意义了。
因此我提议把所有小额交易税转交给地方层面，小额交易现在是处于特殊税制下的。当然，与此同时必须平衡中央和地方这两方的职能。如果后者的资源过剩，那么就连他们的债务对公民而言也会发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