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烈批评德国人的组织性，认为德国人崇尚“组织”，英国人崇尚“自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还认为德国人的组织性是纳粹主义的温床。德国人通过深刻反省，完成了对组织性的改造，升华成能为美好社会目标服务的元素。
短时工作政策
2008年金融海啸横扫全球，许多国家的经济受到重挫，GDP大幅下降，失业率大幅上升。德国的表现却与众不同：GDP大幅下降了，但失业率只有些微上升。以2009年德国和美国的数据为例，GDP下降率：德国5.1%，美国3.5%；失业率：德国7.7%（比上一年增加0.2个百分点），美国9.3%（比上一年增加3.5个百分点）。德国的与众不同就业表现被誉为“德国就业奇迹”。为什么德国在GDP大幅下降的时候能够避免失业率大幅上升呢？
德国的就业奇迹是和德国施行的“短时工作”政策密切相关的。短时工作政策规定，企业在经济衰退时不解雇员工，只是减少员工的工作时间；对于员工因减少工时而降低的收入，以及企业因不解雇冗员而遭受的损失，政府都给予一定程度的补贴。
德国在设计和执行短时工作政策时，操作很细密，不是一哄而上。政府因势利导地协调不同行业交错执行该项政策，避免一窝蜂地减少工时，未使大众的购买力突然下降，没造成内需锐减的震荡。
同时，相关部门还精密地设计了“工时账户”，其中包括很多能更有效利用工时的措施。譬如，协调衰退和繁荣时的工资支出，衰退时可以把减少的工时累积在账户里，繁荣时企业可以使用这些累积工时而不必再大幅增加工资支出；工人可以短期借调到其他企业，工时都记录在账户里以便协调交换；员工可以利用减少工时的时间参加技能培训班，提高自己的工作能力，也提高社会的人力资本素质。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
德国采取这样的政策并能创造就业奇迹，有其历史和文化的深层原因。历史原因可以追溯到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模式，而文化原因则深含在其“组织性”的国民性格中。
自二战以来，德国采用的经济模式不同于以美国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德国的经济模式被称为“社会市场经济”（the social market economy），兼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其自由市场经济的特点是：私有制、自由贸易、政府不直接控制市场价格等等；其社会主义经济的特点是：政府对经济进行积极的监管干预，政府负责医疗、失业、养老等社会保障体系，积极介入住房、教育、收入分配、环境保护等领域。
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是20世纪40年代末建立起来的，当时德国正经历着战败后的经济重创。工业设施成为一片废墟，男性劳动力大量伤亡，德国每年还要为美国等占领军支付巨额“占领费用”，并偿付战争受害国大量赔偿金。
德国虽然也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但数量不大。至1954年止，德国多年来累积共获得20亿美元的援助（包括马歇尔计划），但它要支付的“占领费用”每年就有24亿美元。
虽然经济压力如此巨大，但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使得德国经济迅猛发展。德国的经济表现远优于接受了更多马歇尔计划援助的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在1950年至1959年期间，德国的GDP年增长8%左右，被誉为“德国经济奇迹”。1960年代后，德国的经济持续发展，不仅治愈了战争创伤，而且发展成为欧洲最大的经济体。德国的经济奇迹使得德国人对社会市场经济的原则有了更大信心，短时工作政策就体现了社会市场经济的“重视社会，平衡市场”的原则。
短时工作政策的细密操作，还表现了德国人良好组织性的文化特征。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强烈批评德国人的组织性，认为德国人崇尚“组织”，英国人崇尚“自由”，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思想理念，还认为德国人的组织性是纳粹主义的温床。
即使真如哈耶克所言，组织性助长了纳粹，德国人也没有因此抛弃自己的文化特性，让自己变成“英国自由人”。相反，德国人通过战后的深刻反省，使组织性完成了升华式的改造，升华成能为美好社会目标服务的元素。当一个民族犯下历史性的错误、遭到毁灭性的浩劫，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是自暴自弃、全面否定自己的一切，还是进行深刻的理性反省，保存自己的文化特点并使之升华？这是对这个民族的考验。德国对待自己文化传统的态度，使它能够劫后重生，获得再发展的机会。
走自己擅长的道路
德国的短时工作政策遭到了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他们认为这项政策不利于经济结构的调整，认为只有通过裁员解雇，才能使劳动力按照市场信号进行配置，才能调整好经济结构。分析短时工作政策和经济结构调整的关系，可以看到结论并非如此简单绝对，短时工作政策也能为结构调整提供机会。
譬如，员工有机会通过培训获得新技能，使劳动力以更优良的素质进入新的经济结构；不解雇员工还能培养凝聚力，在企业进行调整转型时，凝聚力可以降低交易成本。
德国实行短时工作的政策已有很长的历史，在二战后的几次经济不景气时期，以及1990年代德国统一后的经济震荡中，短时工作政策都帮助德国缓解了失业压力，同时也没有造成经济结构调整的问题。调整经济结构可以有多种途径，擅长“自由”的民族，擅长“组织”的民族，可以各自走各自擅长的道路。
德国的经验能够给中国什么借鉴呢？他们的体制模式和组织管理固然可以提供宝贵经验，但他们对待自己文化特点的态度、根据自己的特点发展出自己特有模式的做法，则更有启迪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