坛主小传 张维为 复旦大学外文系毕业，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博士,曾为英国牛津大学访问学者。80年代中期曾担任邓小平及中国其他领导人的英文翻译，走访过100多个国家。曾任美国韦伯斯特大学日内瓦校区国际关系教授，现为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人民网》专栏作家，复旦大学兼职教授。
核心提示
衡量一个国家人民的财富，有两个指标非常重要，一个是货币实际购买力，另一个是家庭净资产。
中国的崛起是传统文明国家与现代国家叠合的崛起，用民主、专制两分法对世界进行简单分类，套到中国身上，一定会误判中国。
中国的故事很精彩，但是我们没有讲好，背后的原因是我们缺乏话语和话语自信。
中国政权的合法性，首先是民心向背，得民心者得天下。其次是一套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
主讲人：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 张维为
10数亿级人口国家的崛起
中国崛起了吗？关于这个问题，前不久有个新闻，说的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超过了日本。在国际上，这个消息非常引人注目，几乎所有主要媒体都在第一版上发表了评论，认为这是中国发展的里程碑，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将因此而改变。
反观国内媒体，几乎是一致的谦虚，认为虽然我们GDP超过了日本，但质量还不够高，因为我们的人均GDP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我想，持这样观点的大致可分为两种：一种是认为我们中国应该继续谦虚谨慎、韬光养晦；还有一种是不相信中国能发展起来，他们从根本上不看好中国模式。GDP第二又怎么样？1840年，中国GDP超过英国，但还是被打败了，甲午战争的时候，中国GDP也比日本多，但中国也还是被打败了。
对此，我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中国GDP超过日本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实，所有关于中国的排名，只要融入两个指标，都要发生变化。第一个指标是货币的实际购买力。我们现在计算的GDP用的都是官方汇率，而官方汇率的计算实际上是失准的。比如在日本吃一碗面，比上海贵10倍，也就是说吃一碗面在日本创造的GDP， 比上海要多10倍，按此推算下来，结论自然失真。所以，真正经得起考验的应该是购买力平价基础上的国际比较。享誉世界的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安格斯·麦迪逊，用购买力平价进行了国际比较，他得出的结论是，早在1992年中国经济规模就超过了日本，到2009年的时候，中国经济超过了包括英国、法国、德国在内的12个欧洲主要国家的总和。他还预测，到2015年，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第二个指标，就是家庭净资产，也就是一个家庭的住房、储蓄、股票等减去所有债务之后的资产。中国人是世界上置业传统最强的民族，非常重视安居。中国现在住房自有率已超过了所有的发达国家。国内民调显示：90%的人认为有了自己的产权房，才有幸福感，而在国外，比如瑞士，房屋自有率只是36%，在我认识的瑞士人中，没有在35岁前买房子的。大部分发达国家的人，一辈子工作得到的最大资产也就是一套房子。据美联储统计，美国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水平，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已经降到了2004年的水平，为9.3万美元，约合人民币62万元。现在中国多少家庭的净资产达到或超过62万元？我看，至少有数千万甚至上亿吧。从这个角度说，过去30年中国人的财富增长，没有国家可以比拟。凭此一点，中国模式就值得肯定。
中国GDP超过日本，最大的意义在于，我们已经找到了一条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中国太大了，其人口规模等于100个中等的欧洲国家之和，历史上中国也是一个“百国之和”的国家，所以看中国的问题，要有板块概念才看得清楚。改革开放伊始，我们的思路就是让一部分条件比较好的地区先发展起来，同时带动其他地区。现在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大约3亿人口的“准发达国家”板块。有了这个板块的存在，中国不同地方就会学习，从而带动整个中国的发展。这个板块的硬件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软件与发达国家也可以一比，例如上海、北京人均寿命均超过纽约，社会治安普遍好于西方国家，这个板块的居民住房水平超过了日本和中国香港。当然，有些方面要赶上发达国家还不容易，比如市民的文明素质，这需要更多的时间；再比如我们一些环境指标，与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我们看中国崛起时，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要以偏概全。其实，中国人口比美国多4倍多，理论上说，中国问题比美国多4倍也是正常的。但美国的问题不会比中国少，美国的监狱囚犯人数比中国多，尽管美国的人口连中国的四分之一都不到。美国今天还有多少大城市的居民晚上敢上街散步。这就是美国现在的治安水平。
我们可以看一看世界上主要国家崛起的历史。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是千万级人口国家的崛起，如英国、法国、德国等欧洲国家；20世纪是亿级人口国家的崛起，如美国、日本等；21世纪是中国10亿级人口国家的崛起，这是一种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至于有人说中国经济总量全球第二、人均统计排在世界上百位之后，这恐怕只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因为很多东西是无法平均的。中国更像一个数百人组成的超大型交响乐团，而小国家往往只相当于一个小提琴手，两者很难比较，因为他们属于不同质的国家。
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
中国的发展究竟是一种什么模式？
国内学者喜欢讲“中国道路”，我这里借用国际通用话语，称之为“中国模式”。
我认为，中国模式有八个特点。
一是实践理性，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入世的、务实的。中国的改革开放，其基本思路就是“摸着石头过河”，先试验，然后总结经验教训，坏的进行调整，好的进行推广。在此基础上，修改相关法律条令，最后修宪。西方指导下的变革则不同，第一步肯定是修宪，然后再是修改法律和条令，最后才是实践。当然，我们的方式虽然并非十全十美，但至少让中国避免了大的折腾，避免了大的颠覆性灾难。所以我认为，实践理性是中国成功的主要原因，是中国模式的哲学基础。
二是强势政府。在中国这么一个超大型的国家，没有一个强势型的政府，很多事情很难做。据《瞭望》杂志报道，2010年的春运总人数达到25亿人次，这相当于在一个月时间内把整个美洲、非洲和欧洲的人口都挪动了一下，这是很不容易的。说白了，发展中国家，采取西方政治模式，就成了“软政府”，要想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几乎不可能，因为这个政府缺少凝聚力、整合力和执行力。要建个桥、修个路，各个党派会争论不休，结果牺牲了多数民众的利益。当然，强势政府也有自己的问题，但总体来说利大于弊。强势政府是中国的核心竞争力，强势政府出现的问题需要逐步纠正，也可以纠正。
三是稳定优先。我们比较好地处理了稳定、改革和发展三者的关系。中国近代史上充满动荡，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改革开放的1980年，140年间，我们最长的太平年景没有超过9年的，现代化进程一次一次地被打断。改革开放以来的3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跨长度的持续稳定的发展，我们创造了让世界震惊的中国奇迹。实际上，走到世界任何一个有华人的地方，只要当地有比较稳定的政治环境和较为宽松的政策，华人总能通过勤劳致富，成为较为富裕的阶层。非西方国家采用西方模式的最大问题，就是没法保持社会稳定。
四是民生为大，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为政府工作的首要目标。这也是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民以食为天”等理念的延续。我们提出的“温饱”、“小康”等目标，都是这种传统理念的延续。虽然现在中国贫富差距很大，但讨论这个问题时，我们要分清两个概念，一个是绝对的贫富差距拉大，一个是相对的贫富差距拉大。穷的越来越穷，富的越来越富，这是绝对的贫富差距；穷人的情况也比过去好了，而富人好得更多，这是相对贫富差距拉大。我认为，中国属于后一种情况。所以，我们一方面要处理好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要理直气壮地指出，我们“穷人”的日子也比过去好了很多。
在这种共识的基础上，积极处理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处理好这个问题，对中国很重要。中国有很强的平等主义思想。从过去儒家的“不患寡而患不均”，到后来无数次以平等为目的的运动，都表明了这一点。这个问题处理不好，中国的发展就会受到挫折。但同时，我们也要辩证地看这个问题，如果没有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整个国家是发展不起来的。
五是顺序差异，也就是比较正确的顺序。我们的改革开放，和其他国家相比，比较有章法，这和中国人长于整体和全局考虑的思维观有关。中国文化是最讲究顺序的，不喜欢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邓小平在上世纪80年代为中国进行战略设计时表示，他的目标是到2050年完成中国的现代化，时间跨度长达70年。西方的政治制度，产生不了这样目光远大的领导人。我们改革的总体顺序是，先农村后城市，先沿海后内地，先经济为主后政治，改革不求一步到位，甚至允许走两步退一步，但总体上保持了改革的连续性，最后通过积累来完成改革大业。
六是渐进改革。我们这个国家人口众多，幅员辽阔，情况复杂，各项改革只能十分谨慎。现在看来，我们改革最精彩的就是我们拒绝了“休克疗法”。“休克疗法”在前苏联、东欧都造成了巨大的代价，所谓“休克”就是一瞬间完成私有化、市场化的经济改革，政治上从一党制变成多党制，现在证明，这是十分幼稚的。当然，我们说渐进改革，并不是说改革的步伐都很慢，而是说指导改革的总体战略是渐进的。但一旦做出了决定，我们的效率是非常高的。比如，建设四个特区，我们是今天决定、明天推土机就开始工作了。当然，这也有利有弊，要求我们的方针和政策比较正确。如果大的方针和政策出了问题，也会造成很大的麻烦。但我们通过渐进改革和不断试错的方法，就减少了出大问题的概率。
七是混合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本质上是一种混合经济，就是“看得见的手”和“看不见的手”的混合、市场的力量和政府的力量的混合、“市场经济学”和“人本经济学”的混合。这样一种混合经济虽有缺点，但总体上很有竞争力。我粗粗估算了一下，如果用消除贫困和实现现代化作为指标的话，中国比其他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做得好。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界定为农村人口占总人口30%以上的国家，可以说没有一个国家比我们做得更好；转型经济国家比如东欧和中亚的前社会主义国家，也没有中国做得好。我们现在有不少方面确实开始“叫板”发达国家了，发达国家已经感到了来自中国的压力。
八是全方位的对外开放。中国人有很强的学习传统，“三人行，必有我师”。这和西方不一样，西方是“三人行，我必为师”。人家即使有缺点，我们也能看到人家的优点；人家有优点，我们则看到更多的可以学习借鉴的地方。现在中国有4亿多人在学英语，我们的出版物有20%是翻译作品，这是一种高度的开放。当然，有的方面走过头了，有些人变得非常崇洋媚外。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更多的中国人在开放中找到了文化自信。中华文明是个很精彩的东西，把别人的好东西拿过来，一碰撞、一嫁接，就变得精彩万分。
中国模式是“最不坏”的模式。我们的模式有自己的弊端，但横向比较，其他国家的模式还不如我们的好。中国在过去30年里，完成了一场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和社会革命，避免了两次国际金融海啸。任何一个国家，在过去二三十年中如果做到其中一项，就很了不起了，但我们都做到了。就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自信地、大胆地肯定中国模式。
说好“中国话”，讲好“中国故事”
中华文明是唯一延续到今天的古老文明，中国的崛起是传统文明国家与现代国家叠加在一起的崛起，所以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都是独特的。相比于美国短暂的历史，中国的文化内涵比美国要丰富1000倍。所以，用美国那种“民主”、“专制”两分法分析世界政治，并套到中国身上，只会导致误判中国，而且，这种做法也是非常愚蠢的。
中国的故事很精彩，但我们还没有讲好。我们现在有些所谓“知识精英”，只会重复西方话语，毫无原创力，非常可惜。比如，中国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后，西方很震惊，就编出了各种各样污蔑中国的话，指责中国同非洲“独裁政权”打交道，对非洲侵犯人权的国家给予援助等。我们官方的话语常常是以“不干涉别国内政”来应对，这种话语比较弱。如果我碰到这样的问题，就会明确说：“根据中国模式和中国人的理念，消除贫困就是人权，而且是最大的人权；任何国家不能以任何借口阻碍帮助非洲国家的扶贫。”
如果一定要把世界的政治制度简化为两个类型，那我认为只有良治和劣治的区别。良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的制度；劣治可以是西方的制度，也可以是非西方制度。不管是一党制、多党制、无党制，最后都要落实到我们给百姓提供了什么，为他们创造了什么价值，有没有实现良好的政治治理。
西方政治体制，说复杂也复杂，说简单也简单。它的特点就是先把社会打碎，然后再整合起来，其理由就是社会由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每个利益集团都有自己的代表，这就是多党制的来源。这些政党，在法治的环境下进行博弈，最后通过票决制作出决定，其前提是大家都接受这个制度安排。
中国政治传统中的合法性，就是民心向背的理念，得民心者得天下。现在有些学者认为，搞西方的民主才有利于稳定。但西方的民主制度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只是一个很短暂的东西，两千多年前古希腊曾发明了这种制度，但只局限于很小的城邦国家，所以每个市民都可以表达意见，但占人口大多数的人（比如妇女和奴隶等）却没有这种资格。这个制度被大思想家柏拉图批评，认为是暴民治国。之后的两千多年，西方几乎没有人提民主。直到美国独立后很多年，民主才逐步变为一个褒义词，但即使在美国，“一人一票”也是到1965年才实现的，这离《独立宣言》发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不光是美国，整个西方世界都是在现代化完成之后才实行“一人一票”的。而这种制度现在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希腊、冰岛破产了，英国、法国、美国也危机重重。
中国传统合法性的另一个方面，是“选贤任能”的选拔制度。中国有长期的科举考试制度传统，不分贫贱、不分出身。此外，从秦始皇的时候就实行的郡县制，比西方早了1600年，这在当时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而欧洲在文艺复兴之前，一直是贵族继承制度。所以，中国的合法性理念，既是传统，也是我们的核心竞争力。
如何才能把中国模式用比较清晰易懂的语言讲清楚？我想起了邓小平曾经说过的一句话。他说，“如果说我有什么专业的话，那就是军事。”作为一个指挥过千军万马的大军事家、大政治家，他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军队能打仗，因为我们的军队有自己的理念，有自己的军魂，有自己的战略战术，它善于学习友军乃至敌军的一切长处，但从不放弃自己的优势。这些，不就是中国模式的特点吗？这样的模式，能不成功吗？
（本报记者 葛灵丹 根据张维为在江海大讲坛的演讲编辑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