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文明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最壮丽的奇观。短短几百年间，在一片不大的海域周围，人类天才勃发，引起的智力活动大爆炸，其范围之广，影响之深，以致于西方有人不无夸张但也不无道理地称“一切文明国家在一切有关智能的活动方面，都是希腊的殖民地。”当人们使用着希腊人创造的术语，徜徉在他们开创了的各个领域，并在他们已经奠定了的基础上去进行新的探索时，总会有一个问题要伴随着对希腊智慧的惊叹反复出现：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为何会在希腊发生？法国著名哲学史家韦尔南在《希腊思想的起源》中对这一千古聚讼之谜作了有助于把思考引上新轨的阐释。

希腊的智力成果是一场思想变革的直接产物。这场作为西方理性思想起源的变革以公元前六世纪初出现在爱奥尼亚城市米利都的哲学和科学为开端。它一起始就以自身独具的和崭新的特征在整个古代文明世界卓然于世。韦尔南颇具独创性地把它们概括为世俗性、平等性和几何性。这是一些真正配得上冠以“划时代意义”一词的特性。因为，当世界各地人们的思想和情感还被紧紧包裹在神话思维的襁褓之中，人的精神还处于宗教的严格监护之下时，在爱奥尼亚清朗的天空，一个世俗的、非宗教的思想领域横空出世。一批勇敢的人抛弃了神话，开始了心智上的冒险。他们试图按自然的本来面目去研究自然，探求对宇宙起源和自然现象的解答。在这世俗性思考中，一种关于宇宙秩序的新构想提了出来：大自然各组成部分处在平等关系中，任何部分都不能统治其他部分。这种平等的宇宙秩序是从宇宙自身的内部规律和法则中引伸出来的，它迥异于当时正统治着人类精神世界的那种由一个至高无上的神加诸于宇宙的等级秩序。而大自然各组成部分之间的平等关系投射在空间背景上，表现出的相互性、对称性和可逆性使这种关于宇宙秩序的抽象构想具有几何学性质。

希腊理性思想何以会呈现出这样的特性？这是韦尔南在他那引人入胜的小册子里着重揭示的。他注意到，事实上共同构成了希腊文明奇观的两大创新——城邦的建立和理性思想的诞生之间关系异常密切，以至于理性思想的起源不可能不涉及城邦所特有的社会结构和精神结构。由是，他循着希腊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探讨了引导希腊由王宫文明走向城邦的过程和条件。

公元前12世纪多利亚人部落闯入大陆希腊，摧毁了那里仿东方体制的迈锡尼文明。希腊出现一个与外界相隔绝的、成为历史断层的漫长时期。然而，历史是一个多面神。多利亚人入侵纵然对已经高度发达的迈锡尼文明是一场灭顶之灾，却因彻底埋葬了秘密宫殿中不受限制的王权、埋葬了以王宫为中心的社会生活形态而使另一种文明的诞生有了可能；至少，没有了王权对社会生活的绝对控制和监视，希腊人有了发展自我意识和个性、发展他们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的空间。这对于希腊人将来要进行的重塑社会形态的活动至关重要。迈锡尼制度瓦解后达几个世纪的与世隔绝也并没有凝固社会生活，而是使希腊得以在东方文明的强势影响之外去蕴酿自己的特性，一旦重新恢复与东方的交往，这个阶段的蕴酿使希腊文化可以以新形象面对亚洲。所以，历史断层不是空白，希腊社会在这期间孕育了变革的条件，为城邦和理性思想这两种影响深远的创新作了准备。当希腊与东方恢复接触，走出隔绝状态以后，希腊已经站在了一个新起点上，充满自信地去探索属于自己的道路。

探索的成果是城邦的出现。城邦初期，技术、经济及土地占有方式等方面的变化导致了剧烈的社会冲突和混乱无序状态，社会充满暴力、专横和不公正。在人们对这一状态的普遍拒绝和谴责中，在对包括宗教在内的全部价值体系的质疑中，在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普遍要求中，一种世俗性质的政治伦理思想出现了。在最杰出的人物那里，这种思考的核心问题是公正，其发展路向是以理性型关系取代力量抗衡型关系。这既要求重新整合混乱的和受到质疑的价值观，也要求进行现实的社会变革。那批杰出的智慧人群的伦理思考促成了一套有张力的价值观的产生，它疏导了人身上的狂野力量，而且可以引导人们形成与他们追求的公正、理性的社会格局相适应的公民品质。而在社会变革方面，关于杀人罪的立法是建立新秩序的一个有意义的开端。它以有组织的和在社会监督下对罪行实施的制裁取代了血族复仇，从而否定了私人代行正义。当秩序、法律、平等、公正等观念最终在城邦赢得胜利之日，也是城邦呈现出崭新特征而名符其实成为人类历史上的创新之时。

韦尔南总结的城邦制度特征首先是话语在城邦政治生活中具有压倒一切权力手段的特殊优势：公共决策诉诸演说、诉诸辩论、诉诸听众，由听众表决。话语的优势力量意味着政治生活中理性因素不仅渗入而且占了主导地位。第二个特征是社会公共领域的出现和社会生活的公开化。希腊人的大多数活动是在露天广场进行的。广场是人们集会、演讲、交流、对话的场所。通过广场，城邦将自己的全部生活展示于外，一切活动在公众面前进行，接受公开检查。城邦的这种公开化特征显然与话语的力量相联系。但文字对于公开化也意义重大。经改造后的希腊文字几乎口语般的简单，这使文字由过去宫廷书吏独占的特殊技巧变成了全体公民的共同财富，文字的功能也因此而由过去用于书写对公众保密的宫廷档案转变为赋予一切公众所关心的事物以公开性和客观性。文字促成的公开化，其最重要成果之一是成文法。法律被书写下来公布于众，摆脱了由个人权威“言说”的随意性、主观性；而法律本身又是在希腊人对公正的追求中产生的，而不是按“成王败寇”思维方式由强者制订的。因而不是阶级专政工具或强权工具，而是体现了各方意志的合力，是适用于所有人但又高于所有人的理性规范。法律的神圣性正由此而生。话语的威力和政治生活的公开性都使公民产生出“同类人”甚或“平等人”的观念。这一观念构成城邦的又一特征。它否认东方式人与人关系上服从与统治的绝对分野，否认固定这种分野的等级关系。相反，这一观念相信，人作为政治上可以互换位置的个体处在相互可逆的关系中，适合这一关系的体制须以平衡为法则，以平等为规范。

希腊城邦制基础大约在公元前七世纪奠定的。紧随其后出现在米利都的哲学，其特征正好与城邦的特征相对应。韦尔南认为，是城邦的社会政治条件激发了思想突变，而思想突变所具有的前述特点，是一批哲人把城邦的政治伦理现实投射于宇宙、自然的结果。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宇宙本原和宇宙构造这类高远宏阔的问题，又创造性地把在城邦赢得胜利的那些观念运用于构筑他们的宇宙新模式。其中，阿那克西曼德的宇宙构想既是最严谨的，也最鲜明地表现出城邦现实对哲学思想的深刻影响。如同城邦否定了王权和个人统治而以平等为基础建立秩序，宇宙也同样：秩序不再是等级，而是各种相互平等的力量之间的平衡，任何一种力量对其他力量实行最终统治，都将导致宇宙的毁灭。大概基于这种认识，阿那克西曼德拒绝把作为万物本原的第一实体设想为任何具体元素，以避免打破各种元素在宇宙中的平等关系。

由米利都开端的思想变革迅猛而深刻。人们当然有理由认为，是一批天才凭借自身的存在体现了这次突变。然而，如果没有城邦社会格局的启示，没有城邦提供的条件，这样的突变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韦尔南要说，希腊理性是城邦的女儿。这个结论与他在书中展示的希腊理性思想特点和城邦的特点一样，都是标新立异的但又十分严谨的，是出人意表的但又是与我们过去了解的研究成果相吻合的。这使人在接触本来就迷人的老话题时又增添一份豁然打开一条新思路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