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而言，一种理论，要想经得起时间的检验，必须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必须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提出一种理论，好比判断一个人。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都是不可能凭眼前所见就能立刻提出一种经得起推敲的理论，而这就好比我们往往不能凭第一感觉就能正确给一个作一个人恰当而又全面的判断。如何正确给一个人盖棺定论呢？最好的方式莫过于从这个人一生的事迹以及个人性格、品行等方面自然推出对于这个人的正确评价。同理，提出一个理论，必须首先应该对于影响该理论的各个方面作出一番分析和舍弃，然后再从这些因素中，经过逻辑思考。

可是，假若有些学者在提出一种理论，或者就某些社会问题作出判断的过程中，不是从事情本身的一系列因素中去寻找答案，而是预先作出判断，然后直接从事情的因素中有意选取和夸大几个利于自己观点的几个小因素，而故意忽略不利于自己观点的因素，这样的得出的理论或者判断肯定难以经得起实践的证明。在《淮南子·说林训》中有这样一句话：“夫所以养而害所养，譬犹削足而适履，杀头而便冠。”后来，从这句话中诞生一个成语，叫做适足削履，比喻不合理地迁就凑合或不顾具体条件，生搬硬套。某些学者为了论证自己的观点，故意不顾客观情况，只知道挑选一些小因素并一味夸大其作用，生搬硬套，正是削足适履的学术！

在中国学术界，削足适履的情况非常多。90年代，一些鼓吹文化决定论的学者，加上一大批信以为真的信徒，一度将乡镇企业捧上天，称之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创造，是世界经济的第三条道路。可是，才过几年，即90年代末，吹捧的声音还没停下，乡镇企业“集体进城”的实际行动以及广大农民工潮水般进入大城市的客观事实无不打破了这种观点，以至于现在很少有人提乡镇企业，就算提起，其观点也不同于当年神乎其神的大肆宣传。为什么会这样地情况呢？答案非常简单！这些学者预先设定经济的发展路线是由文化决定的，因此一旦碰上跟中国文化有关系的乡镇企业，便一味夸大其影响力，却忽略乡镇企业盛行的自身原因，于是又沦为削足适履，自然何来正确之说？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学者削足适履，套用观点，一时之间，竟然让很多人误以为是正确的。

一直以来，中国学术界就存在极左派，常常利用各种机会，特别是在网络上为文革，为一些极左错误辩护。论道理，文革的错误和罪恶是全世界罕见的，怎么可能有人相信这些人的辩护呢？可是，实际上，为文革辩护的声音此起彼伏，弄得不少人竟然信以为真。之所以会这样，主要是那些极左学者为了一些目的，故意将文革过程中的某些行为和观点与世界上的一些时髦理论套在一起，自然让许多没有经历那场罪恶的人感觉比较在理。举个简单例子。一般情况下，善良的人往往比较温和，与人相处比较懂得尊重人。倘若有一个辩护者为了替一个大坏蛋辩护，一定可以从这个大坏蛋身上找出相关因素，毕竟人之一生，谁没有某些情况下的温和与尊重别人的时候？哪怕是希特勒身上，肯定也可以找出这样的情况。这个辩护者凭借找出的几个温和例子便断定这个大坏蛋是一个善良的人，能不荒谬吗？但是，假若听众是一些不了解大坏蛋的人，估计肯定会有人相信这个辩护者的荒谬判断。同样道理，极左派借用西方左翼阵营的一些时髦观点，然后从十年文革中有意抽取一些事例，自然容易让许多未经历文革的人感到十分有道理。

最近这段时间，吵闹几年的重庆模式终于落下帷幕。但是，不要忘记一点，在重庆模式盛行一时的那几年，以崔之元、温铁军、李希光、王绍光为代表的一些新左派学者背着良心为重庆模式奔走先后，为其宣传，为其发声。在现在看来，那些左派学者的观点和理论实在荒谬不堪，但是在当时，不知有多少人迷于其中？荒谬的观点，怎么能引起如此大的影响呢？当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政治权力的支持，只是削足适履的因素同样不能忽略。正如中山大学研究员荣剑在《奔向重庆的学者们》中所说的“惟独新左派，从西方左翼阵营找来各种说法，从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到弗兰克的依附理论，从萨义德的东方主义到后殖民学说，从波兰尼的大转变到詹明信的文化批评，从法国年鉴学派到英国的新左派评论，从葛兰西的文化霸权到美国西马，以及法国后现代和后结构主义各位大师，均被中国的新左派作为可以利用的思想资源，综合打包”那样，参与这场运动的左派，将许多西方理论一股脑子的套在中国，套在重庆，让反对学者有些无从置喙。

西方左翼阵营的时髦理论都是建立在平等自由的基础之上，可是中国的一些新左派学者故意忽略这些，不分客观情况地套在不平等不自由的中国重庆身上。唱红打黑的重庆，许多做法不合理、不合法，带有文革的特色，可是那些学者全然不顾这些，一味套用西方左翼理论，再一次沦为削足适履。

除了上面简单列举的三个例子外，整个中国学术界，从文学艺术类到社会科学的各个科目，从过去的整个历史到今天的现实政治走向，都存在许多削足适履的现象，甚至许多学者凭借这些削足适履的学术一跃成为学界达人，能不荒谬吗？可是，现实就是如此奇怪，削足适履的学术竟然还能如此大行其道。

在笔者看来，削足适履的学术如此盛行，除了一些学者的学术道德或者学术素质外，还有两个不可忽略的因素。第一，扭曲的现实政治是这种学术的沃土。中国是全世界各国之中的一朵“奇葩”，而奇葩中国下面又有大大小小不同类型的“奇葩”。奇葩要想继续存在下去，必须需要一些奇葩理论的支持，于是削足适履的学术随之猖獗。例如，前面提到的重庆模式，本来就是重庆领导人的个人政治野心驱使的，也正因为这样，才有那些蹩脚的学术。第二，许多民众缺乏独立思考能力。在中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许多人民的独立思考能力都被摧残得所剩无几。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有什么样的人民，自然就会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正是因为许多民众无法独立思考，容易陷入各种偏见，才使得削足适履的学术更加流行。

自建国以来，削足适履的学术从来都没有停止盛行，弄得我们这个社会一片浮躁，乌烟瘴气。真想那一天这些蹩脚理论早点安静下来，纵然不可能消失，至少不要让整个社会颠倒黑白，鸡犬不宁。可是，那一天什么时候会到来呢？也许会很快，也许还很漫长，一切的一切在于我们多一些坚守和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