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段时间，和几位朋友们合写了一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的小书，试图从各个层面来讨论中国经济增长的可持续性与模式转换。书的题目初定为《在刀锋上起舞：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没想到几经波折，经过多方博弈，题目被迫改为《2012：直面危机的中国经济》。可谓神韵全无，令人遗憾。
在刀锋上起舞的说法，来自英国经济学家哈罗德的“刀锋式增长”。根据哈罗德增长模型，一个经济体要维持在稳定的增长路径上，其经济增长率必须既等于有保证的经济增长率(即储蓄等于投资的增长率)，又必须等于自然增长率(即人口增长率与劳动生产率增长率之和)。由于上述三个增长率同时相等的概率是如此之低，这种侥幸的稳定增长路径就如同在一条刀刃上行走。用力不足或用力过猛，都会导致经济增长路径偏离均衡。而一旦偏离了均衡，经济增长就如同从刀刃下滑了下来一样，离均衡越来越远。
之所以用这个比喻，是因为笔者对中国中长期的增长前景报以谨慎乐观的态度。诚然，中国经济在改革开放三十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1979年至2011年这33年间，中国年均GDP增速达到9.9%，年均CPI增速仅为5.6%。持续的高增长、低通胀，使得中国经济在2010年超过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如果这一增速能够继续维持下去，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也是指日可待。关于具体的时点，目前坊间关于2020、2025、2030等判断众说纷纭、不一而足。
然而请注意，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的前提是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能够继续保持下去。此外必须指出的是，即使中国经济总量超越美国，中国人均GDP也依然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左右，即使到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太多自满的理由。况且笔者认为，未来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恰如在刀锋上行走，刀锋左边和右边，各有一个陷阱在虎视眈眈。而一旦沦入其中任何一个陷阱，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都完全可能戛然而止，空留遗憾。
日本陷阱
陷阱之一可谓“日本式陷阱”，其核心特征是“泡沫经济+人口老龄化”。日本经济在1980年代末期产生了股票市场与房地产市场的双重泡沫，当这两个泡沫在1990年代初期相继破灭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不景气。当日本政府花费九牛二虎之力，不惜以零利率与高政府债务为代价，帮助金融机构、企业与家庭修复了资产负债表之后，人口老龄化不期而至，导致日本经济增长后继乏力。在泡沫经济破灭与人口严重老龄化的双重打击下，日本经济已经经历了三个“失落的十年”。2011年3月日本再次经历地震、海啸、核泄漏三位一体式的危机重创，如果日本政府不采取非常措施，他们可能再次站在了下一个“失落的十年”的门槛边上。
2011年中国的GDP达到47.2万亿元人民币，2011年底中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余额为85.2万亿元人民币，这意味着中国的M2与GDP之比高达181%，远高于全球主要发达国家与新兴市场国家。中国目前的GDP总量约为美国的五分之二，但中国的M2总量比美国还要高出数万亿美元。尽管中国是一个以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国家，与美国的融资结构相差较大，但这还是说明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较高。
为什么中国经济的货币化程度如此之高，但中国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呢?原因之一是中国政府过去将通货膨胀控制得很好，居民的通货膨胀预期较低，愿意把钱存在银行;原因之二是中国居民的投资渠道非常有限，资本账户依然存在管制导致居民只能在国内分散投资组合，而国内金融市场发展不足抑制了居民的投资渠道。然而尽管如此，中国上证综指还是在2007年飙升至6000点以上，中国房地产市场也在2006至2007年以及2009至2010年经历了两轮价格暴涨。
未来10年，中国的GDP与CPI增速均值组合可能由过去10年的10.5%+2.5%转换至8%+5%。一旦管理不善或者遭遇外部冲击，通胀压力可能更大。居民通胀预期的转变可能导致居民资产布局的转变，即大量资金由银行存款市场流向股市、房市等风险资产市场。一旦应对不当，中国的股市或者房市就可能产生非常严重的资产价格泡沫。
很多人把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原因归结于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对美元的大幅升值。这其实是对日本教训的误读。日本泡沫经济的真正原因，是广场协议签订之后日本政府长期实施的超宽松货币政策。相比之下，过去10年中国的货币政策整体上也是相当宽松的。2012年1月至2011年12月这10年间，居民实际存款利率为负的时期恰好占到一半。尤其是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全面爆发后，中国政府全面放松了人民币信贷。这一轮信贷狂潮催生了由地方投融资平台推动的基础设施建设热潮，这极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内带来新一轮银行不良资产的上升。
在经济货币程度已经如此之高的背景下，如果不对宽松货币政策的危害心存警惕，一遇到经济增长率有所下滑或新的外部不利冲击时就再次过度反应的话，那么等待中国经济的，就很可能是一场资产价格泡沫的盛宴。一旦盛宴落幕，中国经济的增长潜力也可能被耗尽。
更为严峻的是，如果中国发生资产价格泡沫，则资产价格泡沫的破灭很可能与人口老龄化的拐点相互重叠。从2007年起，中国沿海劳动力成本就开始显著上升，这意味着中国的人口红利开始下降。尽管业界依然存在争议，但中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将在2015年之后明显加快，则是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当日本泡沫经济破灭之时，日本已经进入了高收入国家的行业。对中国而言，则有可能陷入“未富先老”的怪圈。如果不利的情景发生，则中国经济可能在人均收入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经济的冲击。
一旦泡沫经济的破灭摧毁了金融机构、企业与家庭的资产负债表，政府就必须花费巨大的资源来修复这些资产负债表，这意味着私人部门的债务将转变为政府债务。而一旦人口老龄化加剧，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所依赖的由高储蓄推动高投资的发展模式也就难以为继了。老龄化将导致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增长缺乏动力，甚至整个经济社会缺乏活力。
而一旦中国经济在人均5000美元左右遭遇泡沫经济与老龄化的双重打击，那么中国的人均收入将会停滞不前。这意味着中国将同时陷入另一个陷阱，即拉美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
拉美陷阱
2012年4月2日是英阿马岛战争30周年。尽管阿根廷总统总统克里斯蒂娜仍在重申阿根廷拥有马岛主权，并敦促英国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但看过了太多类似争端的我们都明白，这样的要求通常会无疾而终。尽管英国已经不再是叱咤风云的日不落帝国，但即使在当前这个全球化时代，强权似乎依然是公理。事实上，阿根廷可谓我们这个星球上最为命运多舛的国家之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1913年，阿根廷人均GDP达到790美元，约为英国人均GDP的75%，远高于日本的332美元(以上数据均按1965年的美元价格计算)。然而到2011年，阿根廷人均GDP为9138美元，仅为英国人均GDP的25%，以及日本人均GDP的21%。不难看出，一个世纪之后，阿根廷在全球经济中的相对地位急转直下。政治上的窘迫，自然与经济上的衰落息息相关。
阿根廷只是大多数拉美国家的一个缩影。在1960年，拉美的巴西、阿根廷与东亚的韩国、台湾、新加坡等同属中等收入经济体。50年之后，韩国、台湾、新加坡成功地晋级高收入经济体，而巴西、阿根廷依然在中等收入经济体的行列里停滞不前。世界银行近期发布的《中国2030展望》报告指出，在过去50年间，只有13个国家或地区成功地从中等收入经济体晋级为高收入经济体(有趣的是，这里面居然包括希腊!)，而大多数在1960年就成为中等收入经济体的国家或地区，到今天依然如是。这一现象被称之为“中等收入陷阱”。由于拉美国家在这方面表现得格外突出，因此拉美陷阱也就成为中等收入陷阱的代名词。
从经济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当由低成本适龄劳动力构成的人口红利与由资本匮乏构成的收益率红利逐渐消逝之后，以及当本国科技水平显著低于国际平均水平的“追赶效应”耗竭之后，由于本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体制不鼓励个人与企业的创新，以及在教育与科技研发方面乏善可陈，导致该国失去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引擎(该引擎通常由人力资本或全要素生产率驱动)。长期潜在增长率的下滑导致这些国家与韩国、台湾、新加坡等东亚经济体的差距越拉越大。
从社会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社会资源被控制在少数精英集团手中，而政府与精英集团的结盟巩固了这一格局。个人通过自己努力从草根阶层上升到精英阶层的概率越来越小。用形象的比喻来说，社会阶层的固化导致个人从草根阶层爬升到精英阶层的“梯子”已经被撤掉了。由于害怕熊彼特所谓的“创造性毁灭”冲破现有的利益格局，精英集团并没有动力进行大的变革。由于通过自身努力改变命运的前景变得渺茫，草根阶层也没有太大动力去积累人力资本。换句话说，这种固化的社会格局具有自我强化的特征。
从政治层面来看，拉美陷阱的症状是，历届政府实施的试图取悦选民的不可持续的宏观经济政策，造成拉美地区不断经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在一个全民选举的民主社会中，一个政党要获得更多选票，就必须对社会大众许下动听的承诺。然而，政府与精英集团结盟的现实，意味着政府不可能通过大规模转移支付政策将利益由精英集团输送至社会大众。为了实现眼前的承诺，新上台的政府就只有通过政府举债来提高大众福利。当政府债务攀升至不可持续的水平时，政府就只有两条路可走，或者宣布主权债务违约、或者通过制造通货膨胀来蒸发掉债务。从1970年代以来，拉美国家就在恶性通货膨胀与主权债务危机的交替之中不断循环往复，从而耗尽了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
尽管中国经济在过去30年来获得了年均近10%的高速增长，但过去取得的成功并不必然意味着未来依然一片坦途。事实上，如果不能正确应对，中国依然有重蹈拉美国家“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
首先，从经济层面来看，中国过去依赖出口与投资导向的增长模式已经动力不再。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变以及廉价劳动力由农村转移到城市的潜力下降，已经造成劳动力成本显著上升，再加上国内要素价格改革、环境保护与人民币升值，以及中国经济体量的放大，依靠廉价商品的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做法已经难以为继。目前中国的投资率已经接近50%，无论制造业领域还是基础设施领域都出现了产能过剩的现象，这意味着未来中国经济增长难以继续依靠高投资。中国经济增长模式急需由出口与投资驱动向国内消费驱动转型。但增长模式的转型必须以国民收入分配改革、打破国有企业在若干服务业部门的垄断、要素价格市场化为前提，但由于这些改革会遭到来自利益集团(特别是国有企业与政府)的强烈反对，造成结构转型的前景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
其次，从社会层面来看，社会阶层的固化同样是中国面临的一大挑战。举个例子，在1980与1990年代，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就很有可能跳出龙门，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改善全家人的生活，自己也完成阶层上的跃迁，即所谓“知识改变命运”。
然而在现在，来自农村的青年一旦考上大学，首先会对高昂的学费无所适从，四年的学习生活可能使自己的家庭背上沉重债务，其次一旦毕业就可能面临失业的威胁，甚至导致自己家庭的财务破产。在这样一个“拼爹”的时代，不确定性与焦虑感可能使得平民出身的青少年丧失进行教育、培训等人力资本投资的动力。而一旦社会中大多数青年对未来充满了焦虑感、对社会不公充满了忿恨情绪、对通过自身努力实现阶层跃迁丧失了希望的话，社会动荡就可能接踵而至。青年人的愤怒其实正是中东北非动荡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导火索。
再次，从政治层面来看，正如吴敬琏先生所指出的那样，中国也同样面临“权贵资本主义”的威胁。渐进式改革的最大问题是培育了一批利益集团，他们从现有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模式中获益颇丰，从而会阻挠下一步的改革。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来自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实现从既得利益集团向社会大众的福利转移的话，那么通过提升社会大众福利水平来实现经济增长模式向国内消费驱动的努力就可能沦为镜花水月。举个例子，过去我们是在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的前提下，通过做大蛋糕来使得各方获得福利增进。但现在的挑战是，如果不改变蛋糕分配方式(即更加公平的分配)，那么蛋糕就难以继续做大。当然，短期内政府也可以通过举债或通胀的方式来做大蛋糕，但未来政府将会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总之，未来中国的改革不再是皆大欢喜的增量改革，而必须进入“几家欢喜几家忧”的存量改革阶段。如果中国政府不能克服利益集团阻力，在国民收入分配以及资源配置上变得更加公平的话，中国经济可能失去持续增长的动力，社会与政治改革也可能停滞不前。拉美陷阱殷鉴不远，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并努力避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