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前人有半部《论语》可治天下之说，这是从“经济”的层面讲的，我这里为了言说的方便和自由，我想抛开传统上对其单纯从政治上解读而造成的误读和简化解读的设限，而从言说本身的角度，在话语层面上做一点思考性解读。

我这里以选取文中几例来进行分析。在《述而》里有这样的叙述：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此言实是道出了艺术追求的心声，追求艺术本是一条永无止境的探索之路，真正的艺术需要人带着一颗纯洁之心去对待去坚守，人也只有真正的投入，真正的倾心于艺术，融其于自己的生命之中，对艺术的追求才不易滑入追求名利的手段，或者仅受一时的好奇而又片刻间烟消云散了。我以为，一个真正倾心于艺术的人，他在追求艺术实也是在追求自我，更是在现实有限之我的基础上求得艺术上的无限之我，也就说在追求自我生命的完美性。换句话说，相对于艺术，现实物化的东西虽有其实存性，人可以直接感知，但这种实存性至多只能回应人的现实而直接的需要，人真正的现实物质需要本也是有限的，但除现实之外还有精神层面的需要，支撑人生存于世的根本点还在于精神，没有精神的存在，人类社会不可想象，只能是一片黑暗。人也只有在个体的努力中不断提升自己，才可能在精神的视野里为自己求得希望和勇气，人才可能在现实中去面对各种困苦，经历和体悟人世的沉潜起伏，人也只有在精神上得到成熟，得到艺术的烛照，当面对坚硬而单调的现实才可能去积极善待现实和善待自己，生活也才可能慢慢变的美而丰富起来。我们也只有在艺术中看到希望看到美看到善，我们的心灵有了安顿，我们也才有勇气去憧憬自己短暂而脆弱的人生。

而于现实，我们看到了太多的争名斗利，我们丰富而美丽的生命早已受制于名利的牵绊，受制于我们不受节制的物欲而变得呆滞，而早已流失了先前人性人情的丰富。

庄子有“物物而不为物所物”之言，大底是说，我们不要为了追求功名利禄而把自己的本性都失去了。荀子也说过：“君子役物，小人役于物。”一旦我们失去自己的本性本心，留下的只是一具没有希望的行尸，那颗单纯的艺术之心若死了，试问存留下的肉身又何贵之有？

这让我又想到了在《里仁》篇里的一句话：“朝闻道，夕死可矣！”孔子此言甚为中肯，可见早在几千年前，古人对一个人精神追求就有如此高的评价。

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人有能力思考，能在思考中追求并超越自己局限的可能。一个人要想变得强大起来，对“道”的追求就决不能停留于或形式或现实的实际需要上，或者说，没有对艺术的执着和坚守，没有对艺术超越名利的持守，人的境遇永远也难以得到改观。

（二）

儒家思想里一个特别重要的内容就是名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各有自己的名分，绝不能颠倒，否则就混乱而不和谐了。《泰伯》篇里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们也可以把这句话换着说：在其位者，谋其政。儒家讲次序，有了次序，各自归位，就会安定和谐。

社会发展是个群体共生的事，但群体也由个体组成的，个体有自己的需要和追求，整个群体就需要一个契约来维护这个集体共事的次序。有人说孔子此言是在向统治者献言，或者说是一点提示（“侧击”），无论怎样，我们从个体的角度讲，这种名分的想法一旦内化为个体的一种认同，集体的共识就有可能上升为一种契约，转而就利于维护现实的安定。《中庸》里有句话说的好：“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一旦各就其位，各尽其职，天地相和，万物自然演化，是为盛世太平。

但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儒家所谓“位”的说法，在言说层面确有其现实和理论的合理性，但我们还应警惕的是，任何言说，它首先是一种观点或看法，无疑也多少会受一定时空的影响，具体说，一旦这个“位”的说法从言说的层面进入制度的现实操作层面，“位”它内在排斥性就会抬头，这就需要制衡机制的产生，否则上下左右永远各自的固守，只能导致内在的腐败而为整体的破坏。也就是说，这个说法本对统治者有帮凶的嫌疑，它基本只能在道德律的集体共识下被运行，更多是一种士人的政治想象。如此，如果它的出发点就是为了维护权力者利益，那么它同时也就为自己披上了权力者的外衣。

无论怎么说，一个社会的进程最终依然而且都必须回到一个个现实的人身上，只有真正关注到个体人的存在的契约才是合理的，也才有一个个个体去维护的基础。否则，集体老大哥式的施压强力，长期下去只可能造就腐败和伪君子。

《论语》里值得细说的东西很多，这里暂不赘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