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雨苍黄八十载。它呈现的是一段跌宕起伏的中国历史；呈现的是一个普通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历程。
战火纷飞中颠沛流离的少年时代；热血投身革命事业的青年时代；在一次又一次“运动”与“斗争”中饱尝辛酸的中年时代；年届50毅然投身法学，大胆突破禁区，不断提出创新理论，为提升“幼稚”的中国法学水平，廓清蒙昧的法治观念而大胆立言。
敢说真话，敢说朴素的真理，一头白发的郭道晖在法学界始终硬骨铮铮，也正因此，他与江平、李步云并称为中国“法治三老”。
如今，84岁的郭道晖更加活跃于公共知识领域，执着地同那些法学谬论抗争，以人民权利积极倡导者、宪政理念鼎力推进者之姿态立于中国当今思想界。
2012年早春，财新《中国改革》记者走进郭道晖的书斋，仔细聆听他的人生故事，感受其间云谲波诡的历史沉浮，纵目法学风云。
流亡与革命
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也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革命真的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财新《中国改革》：“惟楚有才，于斯为盛”。湖南“世代书香”的家族背景，给你整个人生刻上了怎样的烙印？
郭道晖：要说影响还要追溯到我父亲郭德垂的祖辈，其祖父郭仑焘与大哥郭嵩焘、二哥郭昆焘，并称“湘阴郭氏三杰”。
其中，郭嵩焘被评价为中国“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先驱中第一位亲身考察西方政治社会制度、民情风物的人物。他是晚清的进士、近代中国派驻英国和法国的首任公使，积极倡导学习西方政治法律制度，但也因此备受当朝保守人士的攻讦。郭嵩焘认为只有“经世务实”才是当务之急，所以自父亲郭德垂一辈起，子孙大多是工科出身。
我父亲是湖南著名的化学教师。记得他给毕业生纪念册的题字总是“工业救国”四个大字，这对我影响很大，我虽自幼喜好文思，但还是坚持学习理工。
独立思考的个性，追求正义的精神，是家族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
财新《中国改革》：你的幼年至青年时代，整个中国战乱频仍，这段历程对你的人生观有着怎样的影响？
郭道晖：从上小学起，为躲避战乱，我就随家不停搬迁。最难忘的是1944年夏，我和弟弟逃难到广西，考进桂林国立汉民中学，刚读了一个月，日寇进逼，桂林大疏散。父母和妹妹逃往贵阳，我和弟弟则随学校去广西百寿，一家人在火车站挥泪告别，各奔生路。
记得那时桂林火车站人山人海，我和弟弟只抢到车顶的一块地方，为防止打瞌睡掉下火车，只能在眼睛上擦“万金油”。火车走走停停，不到50里就抛锚了，全体同学只好步行到百寿。可是，刚露天上了几周课，日本鬼子又追来了。全校师生徒步600多里，迁校贵州榕江。不过是十五六岁的少年，我们却要背负四五十斤的行李，在湘桂黔边境跋山涉水。
从湖南到重庆，流亡数千里，我亲眼目睹老百姓的苦难和国民党政府的腐败，生活、思想都受到很大磨砺，立志要拯人民于水火，希望见到一个自由民主的新中国。
财新《中国改革》：你这一生似乎总爱说些当权者不太喜欢的话，难道天生便有“硬骨”？
郭道晖：“多言”“直言”是我此生许多磨难的源头，但生性如此，似也难改。
1943年，我初中毕业，名列前茅，本可保送高中，但管训育的考官因我平时对“三青团”反感，又爱批评时政校政、骂奸商，毕业时给我的评语竟是“学行优异，唯体弱多言”。“多言”成了罪状，因此不予保送。
中学时代我主编壁报，常常抨击时局，揭露社会丑恶，17岁开始以“斗非”（与“道晖”谐音）为笔名，给报纸写些杂文和政论，如“谈内战”“谈穿衣”等，抨击时事，呼唤光明。即使在“逃难”期间，我也撰写了长达16万字的报告文学《流亡两年》。
财新《中国改革》：尽管在战乱中求生求学，你还是以优异的成绩考取清华大学。
郭道晖：1947年7月，我迎来了“高考”，那时的“高考”是向各个大学分别报名和考试。大热天，我在武汉一连考了四所大学，筋疲力尽，大病一场，结果被三校同时录取。
最后，我选择了清华大学电机系，一是因为怀揣“工业报国”之理想，二是仰慕清华的民主自由风气，抱着投身到反蒋学生运动中去的志向。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进入清华后，你的“工业救国”理想很快就被“革命”思想所替代，为什么？
郭道晖：初入清华，严谨认真的学风叫人不敢怠慢，可是，随着内战趋紧，学生运动一个接一个，我的心不再能平静。
此时，我意识到，工业救国的幻想在风雨飘摇的时刻已不可能，只有革命才能救国。我上课听讲的位子一步步往后移，最后躲在一个角落里，一边似听非听地听老师讲课，一边却在偷看恩格斯的《反杜林论》等马克思主义原著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等。
财新《中国改革》：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曾经对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说：“我参加争取和保障人权运动的历史，比你早得多。”作为朱镕基的同班同学、他的入党介绍人，你正是这一段历史的参与者。
郭道晖：游行、发传单，在国民党军警的坦克车和机关枪威吓面前，无所畏惧地爬上西四牌楼，用油墨写反美蒋的标语，这些经历迄今记忆犹新。
1948年4月，北平掀起“反饥饿、反迫害”的“四月学运”风暴。清华和北大等校师生员工举行了连续半个月的罢课。为保护校园，清华同学组织了护校纠察队，我和朱基都是纠察队员。我们轮流值班，我有时拿着棍棒半夜值班归来，就叫起朱基接替。
这年7月，我加入了中共领导的地下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随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电机系“新青联”分部书记。当时，上级指示将工作重点转移向班级，于是我和其他同志一起，发动班上同学参加学生运动。我们约集电机系湖南籍同学十人同居一室（明斋117），组成“共产主义生活小组”，学习马列主义和办地下油印小报《晓露》，在家乡青年学生中散发，引起较大反响。
1948年冬，我代表组织介绍朱基加入“新青联”，他欣然同意，1949年10月又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
财新《中国改革》：这是一段惊心动魄的革命历程，联系到现代，你又如何看待革命与改良的关系？
郭道晖：去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革命”的话题说得比较热。当年李泽厚说要“告别革命”，最近韩寒的三篇文章《谈革命》《说民主》《要自由》也引发热议。
为什么要告别革命，倡导者的逻辑是“暴力革命导致暴力统治”，此说出发点是好的，但是，他们或未体会过我们所经历过的动荡，或者忘记了。原来我也想改良，从父辈们所主张的“工业救国”，到内战时期幻想尽量避免流血，都体现了这种倾向。但是，当时的国民党真是太腐败了！不采取革命的手段，国民党不会主动下台。
其实，历史上的革命事件，包括法国大革命，也不是主观发动的。所以，你想告别革命可以，力求不通过暴力手段改变社会可以，但是，历史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如果统治者不明智，不愿改良，把革命逼出来了，谁又能制止得了呢？
运动与浩劫
“文化大革命”，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极左思想，甚至企图复辟“文革”的左派人士难以逾越的底线
财新《中国改革》：从打倒皇帝到再喊“万岁”，新中国的成立带给你怎样的感受？
郭道晖：1948年12月15日，清华园先于北平城一个半月宣告解放。我们从地下走到地上，个人追求的目标——建立新中国初步实现，欣喜之情自然比一般百姓更甚。 然而，当十三兵团文工团来清华演出，带领师生在大学堂里第一次喊出“毛主席万岁”，多数群众还是有迟疑的。受过民主自由教育的师生，对这种带封建性的口号心存疑虑，也不习惯，有的私下还嘀咕，“这不是帝王思想吗？”后来经过学习和潜移默化，才慢慢习惯起来。
1950年《人民日报》发布经中央主要领导人审定的“五一”节口号里，就赫然写上了 “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那时正式公布的口号具有政策性。当时，中共是以政策治国的（而非以法治国，而且多数情况下政策高于法律），所以，包括“万岁”口号，具有事实上的法律效力，意味着全国人民都必须遵循。
那时，我们显然不会料到，“天亮”后，太阳出来了，但并非一直是晴空万里，反而常有乌云压顶。
财新《中国改革》：你所说的乌云，是指一浪又一浪来袭的各种政治运动吧？
郭道晖：我经历的最早一拨运动是1951年—1952年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
1951年春，我已担任清华党委委员兼宣传部副部长，还在电机系毕业班读书，被党委要求提前毕业，调到全校教师学习委员会，担任学习组长（相当于教学组）。起初只是就马列主义ABC、社会发展史编写学习、讨论提纲和学习书目文件，组织各系教师讨论，还找了中宣部理论局的著名历史学家黎澍同志做我们的顾问。开始时只是坐而论道，比较平静。可是，到1952年5月，教师的理论学习转变为“思想改造”运动。凡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教授，人人“洗澡”，即作自我检讨，清理旧思想。以后运动就由校党委和各系党总支领导。在清华，学生对老师开展起群众性的严厉批评，老师们说“洗澡水是滚烫的”。
记得数学系教授华罗庚刚回国不久，检讨老过不了关，硬说他回国是投机。当时的党委书记何东昌找了数学系党支部书记，批评了他们，才让华罗庚过了关。
清华民盟支部主任委员潘光旦教授就没这么幸运了。他是费孝通的老师，是中国社会学的开山祖师，但因为他是民盟中央常委，和罗隆基关系密切，都被看做“英美派”，因此被视为异己势力，成为“洗澡”的重点。
当时批判潘光旦是由北京市委统战部直接领导，统战部一位干部后来对我说“这是中央直接掌握的，就是要敲打一下民盟的右翼，担心他们挑战共产党的领导权”。借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这为后来1957年“反右派”斗争整民盟埋下了伏笔。
总体说，教师思想改造运动还算是平稳，但发动学生群众去批判老师，有悖师道尊严；运动中对隐私权、名誉权的侵犯，有违法治精神；同时也开创了解放后以群众运动方式“解决”思想问题和批判知识分子的先例。
财新《中国改革》：后面的运动如何到了愈演愈烈的地步？
郭道晖：与教师思想改造运动同时并行的是“三反”“五反”运动，在机关学校重点是“打老虎”。所谓“老虎”，就是1万元（相当于后来的100元）以上的贪污犯。也是采取“大张旗鼓、雷厉风行”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的。党委的另一些干部被调去“打老虎”。
当时，清华大学校内一下子“老虎成群”，不经公安机关就自行集中关押了好多“老虎”，日夜疲劳审讯，变相逼供。
这个运动开创了在运动中主观规定数字指标的恶例，也是建国后在机关内部搞“群众专政”的开端。
20世纪50年代还有轰动全国的两大冤案，即“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和“潘汉年、杨帆反革命案”。其中，胡风案严重侵犯公民的学术研究与文化创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以及通讯自由与通讯秘密的宪法权利。
这些大批判大运动都是以党的名义由毛泽东个人发动，没有经过人大审议通过或其他法律程序，无论实体上和程序上都有违1954年宪法。
财新《中国改革》：虽然你是电机系毕业的，似乎并没有从事本行。
郭道晖：我主要是搞党的宣传工作和教本科生、研究生的哲学。只在1953年带领电机系学生去东北抚顺发电厂实习过一次。1953年，蒋南翔任清华校长，派我创办校报《新清华》。1953年至1957年，我兼任该报第一任总编辑。1956年，清华第一次党代会上，我当选为党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财新《中国改革》：可是，随后而来的1957年就成为包括你在内的大批中国知识分子遭遇最大打击和挫折的灾年。你现在怎么看当时反右运动的演变？
郭道晖：1957年的“反右”运动，我认为毛泽东的本意还是要整风的。他作为农民革命家，有一种“李自成情结”。他在延安就让干部学习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担心党员干部掌权后会腐败，像李自成那样断送江山，也总想靠群众运动来改变。
1957年初，我听过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原始讲话录音，称大规模的阶级斗争已经过去，今后是人民内部矛盾为主。
5月，我曾代表清华党委，参加过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和副书记刘仁召开的一次北京市各工厂、高校负责人会议，布置党内整风。彭真说：“不整就会亡党亡国。”
当时一位工厂党委书记对群众的批评有抵触，彭真在会上狠狠地批评了他。彭真还说，“有的高校领导摆官架子，居然给教授下命令，末了还来一个‘此令’，你为什么不说‘此致敬礼’！”
如果这时真有所谓“阳谋”，彭真作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应当是知道的，可是，会上并没有透露也看不出任何要“引蛇出洞”的意思。即使到5月11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来清华，同我们党委常委座谈时，还问蒋南翔为什么不发展钱伟长教授入党，也没有要整知识分子的意思。这时，离5月15日毛泽东发表《事情正在起变化》提出反右“阳谋”只有四天。
财新《中国改革》：你认为“反右”并非出于“阳谋”，那又是什么促成了事态的最终走向？
郭道晖：诚然，毛泽东要打击民主党派中的某些“右翼”人士是早有预谋的（如1947年就致信斯大林要抛弃民主党派；又如1952年批潘光旦、敲打罗隆基）。至于整广大知识分子“右派”的所谓“阳谋”，是毛泽东在撰写的《事情正在起变化》和据此写的人民日报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中说的，我看未必早有洞见和预谋。
更直接的原因恐怕倒是对党群关系存在的严重问题估计不足。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偏差伤害了不少人，特别是1954至1955年，批胡风、搞肃反，严重违反法治，造成许多冤案，在群众中积压了一些矛盾和不满，一旦以群众运动形式来整风，就释放或爆发出来。其无序的状态，不完全为领导人的主观意志所能控制。
而一些党员干部一向以“打天下者坐天下”的心态，凌驾于群众之上，我就常常听到有的高层干部说，知识分子是“吃我们共产党的饭”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我也是个知识分子，老实说，对此我当时就很反感。如今高高在上的领导人、基层干部受到群众前所未有的这么厉害的批评、冲击，便承受不住。据传不少省委给毛泽东发来电报，认为党组织受攻击，快抵挡不住了。
毛泽东看到这种形势，一则群众鸣放中批判的矛头并非针对他原来想排除的与他的左倾路线持异议的高层人物，反而针对他自己；再则为了安抚党内干部和推卸自己发动鸣放的责任，怕有损他“一贯英明正确”的形象，于是他就说自己早有“阳谋”，是故意要把“牛鬼蛇神”放出来好抓。
财新《中国改革》：你本人被定为“右派”，罪名是什么？
郭道晖：我的罪名，据当时党委的决议，第一条是“坚决抗拒中央暴露右派的方针”。当时，我的确有抵触情绪，反对利用鸣放，在校报上摘其所要刊载偏激言论以设置陷阱、故入人罪的做法。
第二条罪状是说我“顽固坚持反党的右派立场”，这是指开展反右运动前一天，蒋南翔校长（兼党委书记）和五位党委副书记找我谈话，因为第二天《人民日报》就要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号召“展开反右派的大斗争”。他们要求我负责的校报立即转入对“右派”的反击。我却坚持认为不能把群众帮党整风中提出的意见和批评，当做“阶级斗争”“敌我矛盾”对待，明确声明，对开展“反右”斗争和把有些教授划为“右派”持保留意见。
当天我和六位领导人从上午10时到下午14时，连午饭都没吃，整整辩论了四个钟头，真有点“舌战群儒”的味道。
但是，从此我被打成“右派分子”，开除党籍，打入另册，沦为“贱民”。当时我年仅28岁。
财新《中国改革》：在“反右”中，法律界、法学界也是一个重灾区。
郭道晖：“反右”是对法文化和法学者的一次大扫荡。当时，政法干部与法学者中被打成右派的比例是惊人的。司法界、法学界几乎一半以上被打成右派，律师几乎全军覆没。
政法界、法学界的“右派言论”实际上是针对执政党轻视和践踏人权、民主和法制而发出的法治呼吁和启蒙，却因“早说了40年”而横遭摧残。比如1954年宪法确认的“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也被批判为“敌我不分”。“法院独立审判”被批判为“同党闹独立”。主张法有继承性，则是“为反动法律招魂”。主张尊重法律的科学性，就是“反对法律为革命的政治服务”。主张完善人大制度，就是“吹捧资产阶级议会制度”。主张实行法治，不能以党代政，反对“以政策代法律”，竟然被批为“企图篡夺党对国家的领导”。难怪现今一些青年人看到这些言论后说：“如果共产党当年按照这些右派言论去做，我们早就建成法治国家了！”
财新《中国改革》：从宪政的角度你如何看待这场“反右运动”？
郭道晖：整风和“反右”应当区别评价。1957年的整风运动，是由党中央发动的；后来毛泽东却转而大搞“反右”，是历次党内外残酷斗争传统的继续，特别是歧视、恐惧和整肃知识分子的继续。
从人民立场和民主的宪政思想来审视和评价，1957年的“大鸣大放”，应当说是知识分子精英的一次民主宪政的诉求，是多年受到党权至上、舆论一律、官僚主义、教条主义、宗派主义的压抑后，人们初次思想解放的尝试，是人民行使对执政党的监督权和言论自由、批评建议权利的一次群众性民主运动，是知识分子企图摆脱臣民依附地位，走向公民意识的觉醒。
财新《中国改革》：“反右”也仅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序曲，“文革”时期你的境遇如何？
郭道晖：“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空前浩劫，我再次被当做“牛鬼蛇神”“摘帽右派”被专政，受“二茬罪”。当时，清华两派武斗步步升级，由长矛石块到真枪实弹，造反派不时到教职员工住宿区抄家、打砸、持矛抓人，有一晚还包围了我们的住房。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人性丑恶大暴露的运动。在“极左”路线高压下，有的人为讨好“工作组”“工宣队”，或为自保，几次把我抛出来实行“专政”、挂黑牌。我的老伴受到株连；两个年幼女儿作为所谓“黑五类子女”也受到歧视。
1969年5月，我随清华许多老师下放江西南昌鲤鱼洲劳动。这里本是一个劳改农场，后来因为血吸虫肆虐，劳改犯迁走了，却把清华、北大的教师“下放”此地。我们住在自己砌的茅草屋里，在南方酷热的夏季，搞所谓“双抢”，有时连续干36小时不休息。不过，我因有逃难吃苦的锻炼，所以对这种境遇尚能应付。
财新《中国改革》：听说你的整个家族在此过程中也遭受灭顶之灾。
郭道晖：在我被划为“右派”的同时，我父亲在湖南师范学院（现为湖南师范大学）也被打成“右派”（他原是接受地下党领导的民主人士，他的家就是地下党的联络点）。我弟弟郭道尧原是湖南解放时派去接管衡阳市的地下党员之一，却在1959年-1960年湖南“反右倾”整风运动中被迫害致全家自杀。我哥哥郭道西是1947年“五二○”南京中央大学反饥饿反内战运动的组织者之一，“文革”中却被当做“走资派”和“特务”，被红卫兵绑在树上打断几根肋骨，九死一生。
其他四姐妹，解放初期都已入党入团，参军参干，此时也莫不株连。1957年前，我们全家被称为“红色家庭”，到“文革”时期，则被污蔑为“牛鬼蛇神窝”。历史颠倒竟至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历程，我们一家也可算是一个缩影。
财新《中国改革》：“文革”无论是对你，还是对整个中华民族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需要不断地反思。是否正因如此，你2010年发表了《四千老干部对党史的一次民主评议“党的若干历史问题决议（草案）”大讨论记略》。
郭道晖：1980年10月，我以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公检法机关党员领导人小组秘书的身份，亲历了四千高级干部对《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草案）的大讨论。
这是党内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解放，确认“‘文化大革命’不是也不可能是任何意义上的革命或社会进步”，而是“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决议》批判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理论”，从而为彻底否定“文革”和实现党的执政方向上的拨乱反正提供了理论和政治策略根据。这也是迄今仍然坚持极“左”思想、企图复辟“文革”的左派人士难以逾越的底线。
在事过30年后的今天，基于一个暮年老人对党对历史的责任感、使命感，为避免我所知悉的一些党史情况泯灭，才择要公示于众。
财新《中国改革》：以史为镜，你提出在中共十八大召开前重点要做“三个开放”？
郭道晖：是的，我们需要开放建国以来以及建国前的历史档案，包括涉及毛泽东的有关档案和1980年四千老干部讨论决议草案的简报；开放对建国后的前30年的党史问题和全面评价毛泽东的大讨论；开放对执政党自身改革的大讨论。而且，这些开放的成果应当吸纳和体现于十八大的政治报告中。 ■
下篇将刊发于《中国改革》第五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