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思想的解释
思想可以用各种不同的方式来探讨。我们可以探究这些思想的正确性。我们可以把思想的起源作为一个人的传记中的事件，或作为社会历史中的力量来加以研究。我们可以把这些思想的内部联结关系揭露出来，加以巧妙安排，以使得掩盖在修辞手法下的逻辑或不合逻辑的形式成为显然可见的。我们可以研究各种思想被接受或被拒绝的原因，把它们同个性和文化的其他方面互相关联起来，把它们作为需要和利益的表现来加以解释。
所有这些处理思想的办法都是正当的。但是这些办法并不是对一切领域和任何一个领域的一切问题都同等地适切的。物理学说史对自然科学家的问题似乎就不像经济学说史或法律学说史对社会科学家那样关系密切。有无关联，当然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但是只有当我们对于我们所要求获致一种答案的那个问题有了比较清楚的概念时才能把这种程度估计出来。正是这种不能把问题—我们且不说是要解决的，而是说要进一步澄清的问题—确定下来的情况，才使得当今流行的知识社会学中关于各种思想观念的性质有那么多不严谨的糊涂想法。
读一读麦克斯·勒纳(Max Lerner)的《作为武器的思想》一书便能使以上这些思考得到检验。它在好多方面都是一本奇妙的书。在组织上奇妙，在书的原文意义上奇妙，甚至在作者的意向上也奇妙。其所以把八年的时期中作成的、从关于最高法院直到关于达斯·帕萨斯的小说这样题材范围极广泛的这些杂文和评论放在一起的原因，似乎就是勒纳先生所声明的，它们显示出“一项把它们结合起来的观点的内在统一性”。这种观点就是书名所说明，并在以《思想就是武器》为题的第一章中所申述的。
要来了解勒纳先生这本书，一种经过考虑的办法，至少也必须以某种方式注意到，作者所坚决主张的乃是该书的统一的特色，即使结果就某些他所论及的思想家来说，他的观点既不明确也不前后一贯，而且他的目的也是和他所想象的不一样。了解这些论文的更为自然的办法，要不是勒纳先生强调所谓加以统一的观点的重要性，那么就会把它们当作偶然集合的片断，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不好的，有些则无可无不可，并且对勒纳先生与其是作为一个政治思想家，毋宁是作为一个作家的品质来作一般的评价。
第二节、思想和直觉
我想采取这种更为自然的方法来开始，因为勒纳先生作为一个作家的天赋不是无可取之处的。这些天赋主要是在于文笔有一定的新颖性，使他能把平凡的话说得清脆而够味，而且有一种具同情心的解释能力，这在介绍作家们本身就很晦涩的学说时是特别可贵的。勒纳的《在维勃伦思想中什么是有用的东西》一文就是这些能力的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使读者处身于维勃伦的一切主要思想从之辐射出来的那个视野的中心。他用这种方式来引入对维勃伦思想的整体作一种富有想象力的领会，没有这种领会力则维勃伦的著作对普通的读者来说便是枯燥无味的读物。
《作为思想家的希特勒》一文或许就是具有解释能力的一个更为高明的例证。希特勒之所以如此固执着魔，是因为他的个性、他的背景和战后德国的贫困交织在一起而形成的，文中对此情景也作了描述。我们懂得了为什么恰恰是那种不把话说得有意义的情况才使《我的奋斗》一书获得效果。批评也不是没有，但其要点不是在于证明希特勒的思想不合理智—这是一件容易的工作，而是在于使他的情绪上的紧张状态和思想结构成为可理解的。他不是作为一个怪物而是作为一个被人理解的病号出现的。我们的理解包括着社会的和文化的传统，在这种传统中这样一个病号能建立起显得健康的正常标准。“在某种意义上希特勒是政治思想上的爱德华·李尔。’他曾教给我们：正如一首五行俗谣把莎士比亚逐出我们的深心一样，根据一条类似的格雷欣法则，“不合逻辑的政治思想也要逐出合逻辑的政治思想。”这代表了勒纳的解释手法的最好的情况。每当他重述像霍尔姆斯(Holmes)那样的著作不完全的思想家的观点时，或是当他论及像达斯·帕索斯“那样用间接方法来发挥思想的文学界人物时，这种手法也产生了某些卓见。在另一方面，每当他碰上一种明确地说出来的观点时，勒纳作为一个作家的缺点是臭名昭著的。他对于那种以明白说出的假定为依据，其逻辑含义已发挥出来，并且把有效性寄托在被断定的证据之上的论证，就无能为力。在这一意义上，勒纳的书中并没有对任何一种思想所作的分析。他似乎准备好去探索一个人的思想的几乎每一方面，而唯独对科学的理解和行动这种目的来说，最为重要的方面却除外。由于以直觉的和诗的方式来对待思想，在那些思想对科学探究和分析提出挑战的地方，勒纳甚至把十分显明的东西也说错，并把原来早已弄清楚的事情也弄糊涂了。他把别人的思想作感情化的处理，甚至弄到完全失去了这些思想的轮廓的地步。对一个诗人来说是可能被原谅的事情，对一个要被认为是政治学家的人来说，就是一个严重的缺点了。
勒纳对思想的直觉解释将怎样引入歧途，可以用他论列宁《国家与革命》一书的文章来作例证。不管对这本书能说些什么，它的论证总是清楚的。这是为一切批评家所承认的，即使当他们认为论证是显然错误的时候也是一样。留待麦克斯·勒纳去发现，而在人民阵线的那些最熏熏然的日子里也从未有人如此大胆敢于提出过的是，认为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能被解释成是为人民阵线的这种阶级合作的变种作论证的。不论正确与否，列宁的论证从头到尾恰恰通篇是要反对这样一种观点的。但是照勒纳说来，列宁的这本书包含有两条分歧的方向路线……这些语调(！)之一，便是暴力革命的不可避免性。另一种语调是各国民族经验和经济发展、各国政治形式和革命气质的独特性……前者导致严厉的反改良主义……后者导致强调“民族问题”，强调民族传统和民族气质，以及，在恩格斯的著作中，强调“工人阶级只有在民主共和国这种政治形式下才能实行统治”的论点……根据列宁自己的推理……诸如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以及新政革命等多数派的革命，如果有勇气地和巧妙地加以引导的话，到头来势必使一种反民主的资本主义冲击仅仅成为自杀性的冒险主义。
在这里成为问题的仍然不是列宁思想的真相而是这些思想的意义。而为勒纳所曲解得完全走了样的，也就是思想的意义。列宁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把他关于必须怎样取得国家权力的理论和各国民族经验的独特性对立起来。他之所以强调民族经验的区别，只是为了论证这些区别并不影响资本主义发展规律、阶级斗争、国家的理论，以及在金融资本时代夺取政权等等本质上的正确性。勒纳不仅没有抓住列宁的意思，而且也没有抓住恩格斯的意思。在他所引证的恩格斯那句话后面紧接着的就是指出这样一点：“这种民主共和国甚至是适用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点已经被法国大革命证明了。”而且如果他不是满足于列宁所引证的恩格斯的话，而是去查看一下恩格斯本人的著作，他就会看到恩格斯在这里正是批判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未能为一种民主共和国去作斗争，以及批判他们关于可以在德国和平地达到这样一个共和国的信念，更不必说进一步关于一个民主共和国可以和平地成长为社会主义的信念了。
因为勒纳关心的不是思想本身的结构，而是把这些思想凭自己的想象加以重新构造，连很容易获得的资料也没有用来对证一下，这样他就把那些虽有联系但又须仔细加以区别的问题都混在一起了。因此就难以确切地说出他所讨论的究竟是什么问题。在他论列宁的这篇文章中，至少有四个问题他当成一个问题来处理了，那就是：是否能和平地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否应当通过人口的绝对多数的委托来加以实现，多数统治的形式是否应当是一个阶级的专政；这后者是否包含着一党专政。列宁对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观点可以是错误的；但他对其中每一个问题的观点也的确都是很清楚的。即使当它们同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不同(如在某些方面确是如此)时，也还是这样。
第三节、思想和行动
勒纳先生告诉我们，把这些论文统一起来的观点就是“思想是武器”。这是一句简单的话，直到勒纳先生开始说明他用来指什么意思以前，本来似乎是清楚的。而如我们将见到的，经他一说明，情况就变成作者所用“思想”和“武器”这些语词是令人惊讶地不明确的，他自己对思想发展经历的特点的说明是前后不一贯的，而他谦虚地作为思想上“一次哥白尼式的革命”来提及的观点是那么地混乱，甚至玷污了作者的目的。
谈到他探讨思想的办法时，他说：“简单说起来我把我的办法看作是一种工具性的办法；我越来越企图把思想看作是每一个人为解决他的紧张状态而作个人斗争时的武器，以及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所具有的为权力和秩序而斗争时的武器。”而在他的第一章中又说：“这种办法看到思想只有在一种为权力和价值而斗争的周围联系中才有意义。”除去不幸在最后一句中所用的“只有”一词外，这是够直截了当的。在不论为社会的或个人的权力而进行的斗争中，一切思想都是武器。但是要注意：虽然“思想所采取的形式是相对于思想在其中发展和被运用的文化与时代而定的，但是思想本身仍然还是有其正确性的内在标准的。这些内在标准的总和便是我们由于缺乏更好的术语而称之为‘科学’的东西，虽然哲学家可能更喜欢称它为‘真理’”。因此，科学的思想就也是在个人和社会的斗争中取得权力的武器。作为武器来看，它是怎样同非科学的武器相区别或相比较的呢？知道这点是很重要的，因为照勒纳看来，“最终将使法西斯主义失败的，要算它的反科学的偏见比其余一切都起更大作用”。那么显然当赢得权力的工具(思想)是不科学的(假的)时，长久保持权力的机会就不会像它用科学的(真的)思想来取得的时候那样大。但是这不可能是勒纳的意思，因为这是和他整个讨论的主旨相矛盾的，这种主旨是说：思想之是否被接受，同思想的真假无关，如果有某种关系的话，则就是一种思想越诉诸“非理性的”东西，它就越有希望为自己开辟前进的道路。
勒纳的意思是什么呢？其所以难于说出他究竟是什么意思，是因为在这一点上他的议论中有一种双重的混淆。他有时谈到那些思想之所以是“正确的”或“真的”，是因为它们是有效力的，而有时又不顾它们是否有效力而称思想为“正确的”。
他似乎是从使用某种武器(思想)来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可以有效力这一点是真的那个陈述滑落到在达到夺取权力的目的方面有效力的武器(思想)是真的这一陈述上去了。但是从某种目的可以用一种谎言、一种半真半假的道理、一种口头的咒语来达到这一真的陈述，却丝毫也不能推论出这些思想(武器)本身就是真的。
还有，从他的思想是为权力而斗争中的武器这一论点，应得出一切社会的理论和学说都是意识形态，即权力政治的工具这一结论。但是勒纳似乎又从这个结论缩了回来，并且不顾他所明白表示的“思想必然是武器”的说法而斥责现实政治(realpolitik)用思想来作武器的厚颜无耻。在谈到他承认使他感到突然的苏德条约时，他说：“我们所谈论的是现实政治的厚颜无耻，这种情况仍然一如既往贯穿着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不是因为这些考虑是不恰当的，而是因为它就像我们得以使用和放弃武器那样来使用和放弃思想。”难道这不是非常奇怪的事情吗？
勒纳刚刚告诉我们说一切的思想必然都是武器，但是他现在却完全离开了他自己的论点，并且对现寒尽愉甚至连把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是没有科学保证的—作为武器来使用也提出抗议了。他要是始终如一的话，这恰恰应该是他所期待和拍手赞美的事情。
勒纳现在又跳到另一种区别，来挽救他的思想是武器的论点，而同时又在现实政治和其他形式的政治之间作出区别。他在运用那些思想的各种目的之间作出区别。他问道，“在极权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究竟在运用思想的态度方面有些什么真正的区别呢？”两者都是把思想作为争夺权力的武器来使用，但“重要的区别是在把思想作为工具的办法和用思想来操纵的办法之间的区别。工具性的办法承认那些思想都是为一种生活方式的利益并在为取得它的成就而进行的斗争中所使用的。但它也是人道主义的。操纵性的办法只把普通的人看作那么多供使用的材料正确性如果你把思想从工具性的观点来看，你首先注意的是思想的以及将从之产生的社会团结的结果。如果你把思想从操纵性的观点来看，你所注意的只是你对思想能如何加以利用而已”。
如果把这段话同勒纳所说的其他东西结合起来，我敢说没有人能对它讲出什么道理来。以前把“工具性的”说成是一种分析思想的方式，现在却把它说成是一种运用思想的方式。是什么东西使那些作为工具来使用的思想成为正确的或真的呢？是那些思想的目的还是在达到目的方面的有效性呢？如果是那些思想的目的，那么勒纳所说的就是好的目的使思想成为真的，而坏的目的使它成为假的，这是荒谬的。如果使那些作为武器的思想成为真的不是由于目的的性质，而是由于这些思想在达到无论何种目的时的有效性，那么在歼工具性的”和“操纵性的”办法之间来作出区别便是无的放矢。而且为什么要把这些看待思想的不同办法同民主的和极权主义的国家相互关联起来呢？那些“操纵”思想的极权主义国家，难道不是对创造性行动和社会的团结产生效果—而且有时这种效果还太大了吗？在一个民主制度中对思想难道就不从它可以被使用这方面来看吗？而且如果照勒纳所说思想必然是武器的话，任何一个人从可加使用的观点来看思想又怎么能受到斥责呢？此外，勒纳本人就曾坚持民主国家恰恰同极权主义国家一样想玩弄意识形态的，它们之间的“基本区别”是在于后者“掌握军事、经济和宣传的技巧的集团公开地是政府一部分”，而在前者“为了符合民主的修辞学也仍须有很大的巧妙性”。也许就是这样。那么为什么它们的目的突然又被说成本质上不同的了呢？
并不是由于勒纳的著作的缺乏一贯性，而是由于难以对他所用的语词指定自身一致的意义，才这样使人困惑。以上所引证的那些话的作者是否懂得他所要说的是什么，那是十分可疑的。勒纳把他对待思想的办法说成是“工具性的”，那是令人遗憾的事情，因为它能使人误解以为它是同杜威对待思想的工具性的办法有什么关系。在杜威，只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才说一种思想是解决一种困难或问题的工具，即：思想引导我们对符号和事物所进行的操作和实验，结果达到一些观察，这些观察证实或否定了从它的断言逻辑地推论出来的预言。这就使得我们能首先确定我们是否有一种思想；以及其次根据照这思想所作行动的有关后果来确定其真或假的程度。勒纳既不知道一种思想究竟是什么，而对于证实一个思想的正确性的方法也并没有一个适当的概念。
第四节、在行动中的思想
有时一个人的理智活动程序比他的理论公式好，特别是他如果不是在方法论上很老练的话。因此我们且来检查一下，勒纳究竟把他对待思想的“工具性的办法”用来干些什么。他的办法对于“看作是每一个人为解决他的紧张状态而作个人斗争时的武器，以及每个时代和每种文化所具有的为权力和秩序而斗争时的武器”的思想，究竟实际弄清楚了多少？
细心地阅读一下这些论文，就显示出勒纳在发挥了他最好的解释的工夫而揭露出各种类型的情感和理智偏见的地方，他对他的论点所提供的确证就是十分可疑的。而另一方面，在他把思想明白地当作争夺权力的武器来处理的地方，他的解释就随着他自己的态度和政治信仰而转移。有时他的解释是那么地远离目标，不中要害，以致会使人想到他的著作与其说是认真地注意证据，毋宁说是打量着读者大概会接受什么就怎么写的。在他讨论思想的正确性的几个场合，他放弃了他的“工具性的办法”，而并未能在详细说明这些思想的意义方面获得较大程度的准确性。我对每一点都来提出一些例证。
勒纳先生在1933年谈到包括新政在内的一套思想和制度实践时说，这些东西代表着“走向组合国家(corporate state)的一种办法”，其实那在实际上构成一种“半独裁制”。勒纳在1936年又把新政认为是一种危机时代的民主，那几乎就是人民阵线的美国的对等物了。而在1939年(但在纳粹某条约缔结以前)，他又提到“某种称作‘新政’的东西使今天美国处于那些进步政府的前列”。勒纳先生并没有承认他在1933年的看法是错误的，而仅仅承认他的词句是“过于强烈”了。但是他若不是在1933年时是错误的，就得是在1939年春天时是错误的(或者是两个时候都是错误的)。一种对待新政的工具性的办法，能在这样短促的时期内提供我们这样互不相容的读物，对于表明思想怎么是争夺权力的武器是没有很大帮助的。
勒纳先生对待思想的“工具性的办法”怎样能变成理解思想的方法，在他对帕累托的傲慢议论中，以及在他对美国思想家的社会过程学说所作的评语中都表现得很明显。他承认帕累托具有辉煌的直觉，但是当他加以论述的时候，这种直觉便又都化为人类的行为是非理性的这样一句平常话了。虽然帕累托的方法，与其说是一种成就，毋宁说是一种纲领，但勒纳既没有抓住这种方法的重要意义，也没有抓住其主要的弱点：忽视假设的作用。他干脆不理环绕着社会特选人物的循环这种学说四周的一整串问题。这些都被作为帕累托轻视民主的一种表现而被抛开了，纵然有很多爱民主的人也都把它当作一种正确的历史真理(不是像帕累托所认为的心理上的真理)，它使民主主义者不得不去发现特殊的机构来控制官僚主义的滥用权力。至于对勒纳的解释.的顶峰，即他的“帕累托的共和国现在已是一种现实一一}a就是希特勒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一主张，我们只能说这是“废话”！或是要更加描写清楚一点的话，我们只能说这是处于麦尔康·考利’所使之著名的那种批评的水平上。
美国的社会学家将会大吃一惊，知道社会过程学说和它的附属物，即对因果关系的多重因素的信念，“通过它的使坚持现状和害怕革命行动的状况合理化的作用，……已在各种事件的运动中带有一种明确地反自由主义性质的涵义”。由于篇幅的限制不能对这种论述及其假定作适当的分析，这种假定就是：像勒纳所设想的，代替革命行动的唯一选择就是为现状辩护。只要说一下这一点就够了：勒纳不论对社会过程学说还是对因果关系的多重因素的学说都作了错误的论述。对前者的错误，是在于把一种关于不断的和逐渐的一连续性的学说归之于它的提倡者，这种学说也许是在萨威尼‘的著作中发现，而不是在黑格尔、马克思、齐美尔料、库利(Cooley)、杜威以及其他对发挥这一观念做得最多的人的著作中发现的；对后者的错误则在于把这样一种信念归之于它，即相信在解释特殊的问题时一切因素都是同等有关并有同等分量的—这是一种真正异想天开的想法。进一步来看，即使照勒纳论述这些理论的错误形式，也能很容易地指出这些理论并不必然包含着对现状加以接受或推崇。它们在逻辑上是同对一定社会秩序所抱不止一种的态度可以相容的。
勒纳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说明就是对待思想的一种非工具性的办法的例证。这里不是对于个人或社会争夺权力所使用的武器的解释，而是对于如勒纳所了解的一种学说的叙述，同时也是以这种学说是真实的为根据而吁请加以接受的一种主张。但是在这里勒纳对真实性是怎样理解的呢？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之所以真实，是因为“它给人一种预言的基础，这种预言虽然决不是不会犯错误或很精确的，但却提供了一种行动的出发点”。要注意为之而采取行动的那些目的是并没有指明的。我们推断，这种理论的正确性是同行动有无“创造性”或是否产生“社会团结”的结果无关的。如果是正确的话，它就能为一个具有想了解社会的任何政治信念的思想家使用，比如说用来预测各种事件并根据预言行事。
如果这便是提出历史唯物主义的正确性问题的方法，为什么所有其他的理论不该用同样的方式来检验它的正确性呢？正确性的问题，是可以同下列各问题明白地区别开来的，如果不是割裂开来的话，这些问题便是：某甲怎样会来信仰或发现这个理论的？是哪种文化的土壤和气候促使它被接受或拒绝的？它是为哪种政治的效用和目的服务的？等等。在一种学说意义不是充分明确以使我们能说出哪种证据可以证明它的正确性时，那么在上一句中所提出的这些问题是能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说明它的意义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关于思想所从之产生、盛行和消灭的历史条件、社会条件、阶级条件、职业条件或心理条件的知识，对于决定思想的正确性问题都是不充分的。
不幸，即使是勒纳对待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非工具性的办法也由于犯了一个根本的错误而使它归于无效。他写道，“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来说，生产条件决定生产关系”。不管勒纳怎样力图避免这个结论，这种错误的结果是得到某种与其说接近马克思主义历史观，毋宁是更接近技术史观的东西。他又说，“它们(生产条件)决定一个社会的阶级结构一简言之决定其社会秩序一不是在一种严格的和机械的决定论的意义下，而是在这样的意义下，即它们代表着一个社会中的一种顽强不屈的强制力，这种强制力是社会秩序须加以考虑并必须以之为基础的”。当他这样说的时候，他只是把这些条件降到了一种必要条件的地位。如果我们拿物理因素或生理需要来代替他的“生产条件”的话，他的命题会是同样真或假的，因为物理因素或生理需要也是社会秩序所“必须加以考虑并必须以之为基础的”。
在勒纳详细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他曾承认人类的努力、各种行动可能性之间的选择、机会和偶然性的作用、传统和社会习惯势力，以及包括科学在内的意识形态的要素对社会的经济结构的影响等等的重要性。够讽刺的是：他也陷人了一种关于因果关系的多重因素说，在其中对他所没有清楚地说明的经济因素给予最大的分量，而并没有指出这种分量是怎样被确定的。
第五节、思想和目的
勒纳先生告诉我们说，对待思想的“工具性的办法”是在其所致力的目的上同“操纵性的办法”有差别的。所以我们为此得多亏勒纳先生来考虑一下他的目的。也许这些目的将在某种程度上帮助说明他的工具性的办法。哎呀！他的目的正和他对他的方法的说明一样令人不能理解。因为如果我们从他所建议用来达到目的的方法，以及他所从事促进目的的行动来解释这些目的的话，它们是同他所公开承认的目的几乎完全不相符合的。
勒纳把他自己说成是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一个人道主义者，而且还说成是一个自由主义者，要是把这个词和它经济上的放任的涵义分开的话。对于一个持有这种目的的人来说，他在“舆论工业中的自由”一文中的建议是真正令人感到惊讶的。他也许会把类似证券交易所在买卖证券时所遵循的一种程序适用于舆论市场。他的“舆论真实性法案”规定要组织一个政府的管理局(这就不顾勒纳是接受马克思的国家学说的了)，当然是由明智的好人组成的，其职权除了别的一些事情外，是在于管理“反社会的宣传”并“禁止有害的和伪造的题材”。已故的厄奈斯特·塞色兰·贝茨(Ernest Sutherland Bates)在一篇其他方面对勒纳这本书的温和书评中谈到这一建议时说，“很难想象有比这种斯大林式的建议更为糊涂的东西了”。
究竟其中什么是斯大林式的呢？说它糊涂倒未必。这建议本身并不是新东西。新托马斯主义者就曾论证说，我们既不许人散布或甚至做广告宣传那些伤害我们身体的病菌和毒物；为什么我们要允许贩卖那些败坏人心的谎言和煽动性的片面真理呢？勒纳重新发现了这个论证，但他不是一个托马斯主义者，而且也当然不会信赖教会来实施那个法案。这个建议的斯大林式的意义-而且这里就是勒纳思想和实践方法的中心关键—是这样的：愿意为公认美好的像“社会主义”那种大事业使用或宽容任何取得和保持权力的方法，而不考虑这些方法对这样取得权力的性质和方向所产生的后果。这就说明了他为什么会对纳粹苏德条约感到“震惊”，以及他为什么相信对于希特勒来说只有权力一政治是他唯一的指导原则性的绝对要求，而对于斯大林来说，则就是“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生存(原文如此！)似乎是绝对要求”。这也说明他为什么总是一贯地弄糊涂了德国类型的专政和俄国类型的专政之间的类似性，以及为什么他相信尽管有这些类似，在这两种专政的目的之间“仍有一条很深的不可逾越的鸿沟”。这还说明了为什么他在同虽然彼此相反，而都以不同的理由反对勒纳此刻所同情的第三个集团的那些集团打交道时{他拒绝对它们作正当区别的缘故。在对奥斯华尔德·加立森·威拉’做野蛮而不公正的攻击时，他就制造出了这样粗鲁的一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说法：“他和反新政的以及孤立主义的反动派从不同的人口处进人反罗斯福的营垒，但却是从同一个门口出来的。”
根据同样的逻辑，这段话对于1933年的勒纳}s」也是照样可以说的。恐怕只有勒纳自己做得那么好的一种细致而富有解释性的心理研究，才能揭露他的思想感是一种机会主义所产生的情的真正根源。我宁愿认为他的思想与其说，倒不如说是理智混乱的结果。我把这种混乱追溯到下面一个事实，就是他虽然自称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未能看(1>社会主义必须不仅以一种比资本主义更为有效的经济来作标而且必须以一种比在最民主的民主资本主义中所已发现的更为广泛：月产到志的民主和文化自由来作标志；(2)重大的历史证据表明：勒纳所赞成的用以促进美好事业的那些方法，其所确立的态度并为实践所铺平的道路，都是既同一种民主的文化也和一种从消费者立场来评价认为有效的经济不相容的；而且不必违背民主程序的精神而来打击那种破坏为多数授权批准的纲领的有组织的图谋是可能的。勒纳宣称，怕关心方法和手段会导致“原则的拜物教”。任何一种的拜物教都是不明智的，包括那种对于证明使用任何手段都是正确的目标的拜物教在内。经验的确往往迫使我们去限制原则。但这恰恰是因为一切原则都是须加限制的，因此我们用以处理任何特殊情况的特殊原则是极端重要的。那适用于科学真理的东西，在这点上也适用于社会和伦理的原则：从它们都是要被改正的这一事实，并不能推论出它们的正确性都是相等的。对伦理原则所加的限制本身必须至少有一部分由具体情境中所包含的其他价值来证明它的正当。每一种情境都可以有它独有的美好的东西，要由此时此地的行动来得到，但是那些情境都是彼此连续的。今天的行动在某一方面决定了我们准备明天要做的事情。这不是要人在行动方面畏缩不前，而是要人在行动时既意识到那近在手边的后果，也意识到更广泛深远的后果。马基雅弗利是一个爱国者，而不是一个犬儒派。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困难不是在于它的犬儒主义或甚至不明智，而是在于不够明智。
这种漫无控制的相对主义，连同知识的社会学及其对道德理想的不恰当的分析，就自然地加强了形而上学的唯心主义者和伦理学的绝对主义者的立场。因此我们转而来讨论一个寻求根据永恒原则来改造社会的思想流派中一位极有影响的代表。注释略 来源: 《理性、社会神话和民主》第五章；2006年7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