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所言“卫星”，特指1958年6月始于中国媒体的一系列令人瞠目结合的小麦、水稻和大炼钢铁等高产新闻。此前不久，苏联发射了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为了与之对应，国内媒体将难以置信的工农业“高产”也称为“卫星”。
谁在那个沸腾狂热的年代里发出了第一篇“卫星”稿件，这消息又是怎样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出，继而引发了一连串的“卫星”？简而言之，荒诞是怎样发生的？
将近50年过去，一位勇敢的新闻记者站出来，细致地叙述这个沉痛的故事，剖析这场荒诞之所以产生的原委，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告诉人们应该永远记住惨痛的教训。她，就是今年85岁的新华社高级记者方徨。
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新闻
1958年6月初的一天，按照推算应该是6月7日，新华社河南分社编委方徨在编辑部办公室接到从豫南信阳地区遂平县打来的长途电话，电话那头的遂平县委副书记赵光兴奋地说：“遂平嵖岈山夏季小麦大丰收，出现奇迹了，你赶快来吧。”
到遂平嵖岈山做什么？当然是去写关于“奇迹”的报道，这是“大跃进”时所有记者的追求。方徨是河南分社分管农业报道的记者，她当下决定，第二天就赶往遂平。
这么急切，和方徨特别盼望赶紧在河南打开农业报道局面是分不开的。就在这年2月，她和丈夫胡敏如一起从新华社浙江分社调到郑州。胡敏如担任新华社河南分社社长，方徨任编委，他们的调动是新华社领导定下来的，意在加强河南的农业报道。当时一身而任新华社社长、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1958年初多次参加毛泽东主持的会议，知道小麦生产大省河南今年必出高产大新闻，这是将要升任河南省委书记的吴芝圃向领袖作了保证的。
由于全家刚刚搬到郑州，孩子多，底子薄，方徨向负责总务的干部借了一个背包，装上一条薄被子，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前往河南南部的遂平。方徨到站下车的时候，已经是下午了。她赶紧来到遂平县委，可是县委和政府机关里只有几个留守人员，负责干部全都下乡组织麦收去了。方徨本想先在县里了解情况，再下乡到现场，看到这番情景，就决定先去嵖岈山。
嵖岈山在遂平县以西近60余华里，是一座风景名山，不过当年并没有人去旅游，沿途多是高高低低的山路。第二天，方徨起了一个大早，背上背包就上路了。在战争年代，她打背包行军是常事，如今也很有底气。一天的步行，在天色擦黑的时候走到了嵖岈山农业社。县委副书记赵光一看方徨这副模样，大声叫了起来，你怎么不在县城打个电话来，我也好派人在半路上接你一下嘛。
不过，一旦到达目的地，洗脸喝水，方徨觉得精神好多了，马上就惦记上了自己的工作，赶紧问赵光，这里的“奇迹”在哪儿？
当晚，赵光和农业社干部向方徨介绍，“奇迹”就在眼前发生着。
方徨没有想到，若干天以前，“奇迹”已经在嵖岈山下冒头了。这个农业合作社有一块5亩多一点的小麦高产田，打场下来一算，平均亩产2105斤，超出这里的小麦平均亩产大约10倍！《河南日报》抢发了消息。就在方徨从郑州出发那天的6月8日，《人民日报》在1版版面中间、算得上第三条的位置也把它登出来了，标题是《卫星社坐上了卫星五亩小麦亩产2105斤》，下边还有一道副题《在过去亩产一百多斤的低产区创造了新纪录》。
这天的《人民日报》还没有送到嵖岈山，不过赵光他们已经知道消息上了《人民日报》，却远远没有满足。赵光告诉方徨，之所以打电话叫她亲自赶过来，就在于农业社又发现了一块2亩9分地的高产试验田，平均亩产可能超过3000斤，不仅超过了刚刚发现的高产典型，而且可能是河南全省小麦的最高亩产记录。这就需要新华社记者亲手来写这条消息了。
赵光的介绍激情四溢，听得方徨激动万分，感到好新闻就要出在自己手里了。她从小在安徽桐城长大，知道小麦产量要比水稻低许多，当年家乡的一季水稻亩产不过几百斤，小麦亩产平均达到百十来斤就算很好了。可是现在居然能达到3000斤！那么现在她面对的，正是创造“奇迹”的人，想抓新闻的记者不就是要找这样的题材吗？
赵光的介绍使得方徨一下子兴奋起来，第二天清晨就由赵光和几位农业社干部带着，到几里地以外做现场采访。
方徨去的地方是打麦场，因为那创造奇迹的土地里的小麦连夜收割，运到这里来脱粒称重。需要方徨在现场看到的，就是验证最后称重的结果。
那确实是壮观的丰收景象。打麦场四周高高地垛着几大堆金字塔形的麦垛，在阳光照耀下闪耀金光。靠麦垛排着一溜装满了麦粒的鼓鼓囊囊的大麻袋，场地中央铺着厚厚一层等待复打的麦秸。打麦场上空弥漫一股浓浓的麦香。
方徨不由地一声惊叫：“有这么多麦子呀！两亩地能插下这么多麦秆儿吗？”这惊呼完全是发自内心的，在战争年代里转战农村的方徨从来没有见过这番迷人的丰收景象。
她不叫唤还好，这一声喊把周围已经忙碌了一阵子的男女农民都不约而同吸引过来了，对方徨没大没小斥责起来。有的说：“你不相信我们吗？”有的人说：“你们这号连麦苗和青草都分不清的人，咋知道一亩地能打多少麦子？”
其实这才是第一个破绽，按说方徨一身女干部装束，由县领导陪同，淳朴的嵖岈山农民怎么会一见面就这样没有礼貌的说话呢？
而随后一个女社员的话更让方徨吓了一跳，她对着方徨大声喊道：“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
这句话才真正打到了方徨的痛处，她马上解释，不是不相信，是自己从来没有见过，太兴奋了。
整整一天，方徨都守在打麦场，看着农民把新收获的麦子运来打场。但这里藏下了第二个破绽，没有人领着方徨到丰收试验田边上去看一看，那小块地里的割下的麦子怎么源源不断呢？
运麦子和打场劳作持续到深夜，入夜后打麦场上挂起了几盏汽油灯，照得四下里通亮。方徨在打麦场奉陪了一夜，不时和亢奋的农民和干部交谈。
“卫星”消息登上《人民日报》头条
第二天清早，脱粒之后最后过秤的结果出来了，2亩9分地总产量为10238斤还多一点，平均亩产3530斤7两5钱，大概精确到了最后落地的那个麦粒，肯定是当时河南全省，也是全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方徨立即回到农业社办公室写出一篇消息。为了快点见报，她直接将电话打到了北京《人民日报》编辑部，找熟悉的老资格女编辑李克林，她们都曾在战争中经历过长期的农村生活，彼此信赖。方徨口述文稿，把稿件传到了北京。
只隔了两天，1958年6月12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方徨采写的消息。这个头条标题做了3行，第一行引题《卫星社放出第二颗卫星》，第二行主题大大的，非常醒目：《二亩九分小麦亩产3530斤》，底下的第三行题是发自湖北的“卫星”消息《湖北幸福社十一亩亩产3215斤》，显然是被嵖岈山“卫星社”压住了。刊出的800多字消息原文为：
本报郑州11日电 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第二生产大队五亩小麦平均亩产二千一百零五斤的消息传开以后（这个消息登在本报６月８日第一版），这个社的小麦经过继续打场脱粒，10日第一大队二分队又有二亩九分地总产量达到一万零二百三十八斤六两，平均每亩亩产三千五百三十斤七两五钱，比二大队的最高产量每亩多一千四百二十五斤，超过这块地去年每亩亩产七百五十斤的三倍多。这个丰产奇迹，是二分队队长陈世俊、副队长梁友仁、团支委曹玉娥、技术员陈根和保管员陈红运等六个同志在小麦丰产试验田里培育出来的。
这块二亩九分地的小麦长的特别好：穗大且长，籽粒饱满，稠密均匀，每亩平均有一百二十多万株。在麦收前，全县各地许多群众和农业技术员都来此作了参观评比。10日，这二亩九分地的小麦脱粒时，在打麦场上监督打场、扬场和过秤的有中共遂平县县委委员、农工部副部长陈丙寅，卫星乡乡长银宗武，卫星社社长钟清德和这个大队的干部。另外，还有好几十个社员。脱粒后产量经过多次核算，土地进行数次丈量，丰产的事实完全可靠。
这块二亩九分地获得高额丰产奇迹的主要经验是：第一，肥料多，分期施，从种到收一共施了十次肥。播种前施三次底肥，第一次施三万斤，第二次三万七千五百斤，第三次施了十担人粪尿，播种后，每亩又追施厩肥、人粪尿七十担，以后又分期上两次杂肥四十二车、两次化肥共三十五斤。在麦子拔节前后，为了防止小麦倒伏，连续上两次草木灰，每次是二千斤，这样使麦子生长五尺多高，没有一株发生倒伏现象。第二，普及良种，加大播种量，实行匀播密植。每亩平均下碧蚂一号良种三十斤，比过去增加一倍，全部种子都经过可湿性六六六粉拌种，并且还全部采用了五寸见方方格密植播种法。第三，分期浇水四次。浇水方法是采用小水畦浇，播种以前，浇了一次抗旱底墒水，播种以后，又浇了三次水。第四，及时地战胜了各种自然灾害。往年这个地方吸浆虫非常严重，今年吸浆虫快要繁殖的时候，先后喷射了三次药剂，免除了吸浆虫对麦子的危害。当小麦遇到冷霜的时候，还及时熏烟防霜两次。
这个高额丰收的喜讯传出后，全省人民都欢欣鼓舞。现在不少地区正组织干部、群众前往卫星社参观学习这一先进经验。
不过，“卫星”这个词汇，在方徨原稿中原本没有。消息的最后一段话在原稿里也没有，因为嵖岈山的新消息，如果报纸不登，并没有多少人知道。看来这就是编辑的生花妙笔了。
让方徨吃惊的地方在于，这天的《人民日报》还为她的消息配发社论《向创造奇迹的农民兄弟祝贺》，社论以打油诗起首：“前年卖粮用箩挑，去年卖粮用船摇，今年汽车装不了，明年火车还嫌小。”然后大说了一通“大跃进”必然创造奇迹的理由。不仅如此，1版上还刊登一幅漫画：一个硕大的麦捆上写着“3530”字样，把一顶写有“低产”的帽子扣到一个小人物头上。显然，社论和漫画都是赶出来的，怪不得消息晚登了一天。
已经写出了《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消息，方徨意犹未尽，又写了一篇小通讯《麦场上的风波》，文中增写了一个“老保守”信服了“卫星”的故事。这回，稿件是邮寄给李克林的，在6月21日的《人民日报》2版登出来了，不过题目改成了《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事后她对李克林说，改成这个题目我有意见。李克林说，稿子已经登出来了，就算了吧。
对“卫星”往事的反思
自从1958年6月遂平县高产“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从地方到中央的各级媒体，掀起了一场竞放高产“卫星”的大竞赛，蔚为奇观。方徨报道的“卫星”纪录仅仅保持了4天，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报道消息，湖北谷城县《王明进创小麦亩产4353斤》。过了7天，《人民日报》于6月23日又报道谷城县有小麦试验田亩产4689斤。此后新“卫星”层出不穷，到这年9月22日，《人民日报》刊登当年小麦卫星最高记录《小麦冠军驾临青海出现亩产8585斤纪录》，算是为20世纪的小麦高产“记录”画上了句号。
不过到了这个时候，最初赶往嵖岈山采写“奇迹”的方徨正在冷静下来。她开始认真地思考，为什么是自己，最早赶往嵖岈山去“放卫星”？待到“大跃进”风潮过去，终于有一天，她打听到了事实，当时采写的那2亩9分地产量，原来是从20多亩高产麦地里集中起来堆到一起打场的。她顿时感到心灵的巨大创痛。
不仅如此，当时与她合作推出这几篇“卫星稿”的人民日报“三八式”老干部编辑李克林，也很快从思想狂热中摆脱出来，勇敢地站出来批判“大跃进”是“劳民伤财”、是“蛮干”，结果在1959年“反右倾”运动中受到深深的伤害。
方徨和李克林在一起反思，为什么她们推出了“卫星”消息？是她们都年轻幼稚吗？
偏偏不是，方徨和李克林都是在农村成长的革命干部，在此单说说方徨。
方徨，1926年出生在安徽桐城一个文化世家，大家族中有众多兄弟姐妹在抗战前后参加革命。她本人在1943年未满17岁参加了新四军，经历了革命战争的严峻考验。1949年进城以后，她成为新华社记者，先在安徽，后调浙江，参加过解放一江山岛战斗的报道。
来到河南这年，方徨32岁，14级干部，已是5个孩子的母亲。应该说，革命和生活经历都比较丰富，而且她有强烈的志向，热爱新闻工作，希望自己能成为范长江那样的记者，对虚假新闻有着发自内心的厌恶。
1958年2月下旬刚到河南，方徨就赶往古城登封的唐庄镇，参加河南省委召开的“大跃进”现场会。因为采访发稿在路上耽搁，她迟到了一天，结果受到会议主持者批评，质问她有没有“右倾保守”思想，为什么不重视会议？甚至提出撤换她这个采访记者。把方徨吓得不轻。
在这次全面组织和发动河南“大跃进”的会议上，方徨认识了信阳地委秘书长赵光（不久即调往遂平挂职），一位有文化的南下干部，他安慰了方徨，并和她交流农村情况，使方徨很感激。所以当赵光从遂平打来电话，她就很自然地决定赶去采访了。
影响方徨的还有一个原因，登封会议后的春夏之交，省委第二书记、省长吴芝圃领头斗争省委第一书潘复生，扣在潘复生头上的罪名主要是：“反右”运动中包庇“右派”，认为河南没有那么多“右派”，从而使河南的“反右”运动前期发展缓慢；在合作化问题上，潘复生“反冒进”，主张步伐要稳妥一些；在1958年农业生产指标上，潘复生是“保守派”，认为不能把指标定得太高。结果，潘复生被打成河南“右倾保守”代表人物，受到残酷打击，被撤销省委第一书记职务，由吴芝圃在5月间取而代之，随后在全省范围内抓“小潘复生”，这就为河南“大跃进”扫清了舆论道路。
几个月下来，方徨清楚地意识到，河南要拼命创造生产奇迹，这是省委新任主要领导的意图，因为只有创造了“奇迹”才能印证对潘复生的批判，而且迎合了领袖的意愿；另一方面，来自北京的信息也说明，新华社总社盼望河南分社多多报来创造“奇迹”的消息。在嵖岈山那个堆满了麦垛的打麦场上，最令方徨心灵震撼的倒不是那麦垛，而是女社员一声喊：“我看你不是记者，你是‘保守派’吧？”这句话使方徨不敢往深处追究，照着眼前景象写出了消息。
“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嵖岈山的高产卫星，是由登封会议发端，从上到下一层层压出来的，如果没有方徨，也会有别人在狂热气氛中写出“卫星”稿。那时的媒体记者群体中，差不多人人都在抢着写“卫星”消息，即使头脑清醒者也挡不住“放卫星”势头。当时，《人民日报》刊登了遂平高产“卫星”后，马上派出“三八式”记者、国内政治部主任金沙直奔嵖岈山而去，打算以他的笔将那里的“卫星”再好好渲染一番。金沙到了现场一看，发现了大破绽。但是他没有“抗上”，没有将真相挑出来，而是保持了痛苦的沉默，悄悄回到北京。在金沙身后，又不知有多少人涌向嵖岈山赞颂“卫星”和“公社”去了。
明白了真相，“大跃进”之后方徨再也不去嵖岈山了，那是让她产生痛苦的地方，她对这段痛苦的反思持续到今天。
当年写“卫星”消息的记者很多，但像方徨这样坦荡剖析自己的，毕竟很少很少。笔者从事这一段新闻史研究，能当面访问方徨老师，听她叙述往事，百感交集，心中油然升起的是对这位新闻前辈的敬重！
对一个锐意前进的民族来说，需要牢记历史教训，那是一个永远给你教益的课堂。
附：
方徨审阅文稿后致作者的信
钱江同志：
大作收到，看了几遍。谢谢你写出了好文章，只是把我评价得太高了。
其实这是我50年前干的一件荒唐事，是我从事新闻工作历程中不堪回首的一大败笔。近些年来，人们逐渐反思、正视过去几十年的经验教训时，差不多都要提到我在嵖岈山放的这颗“卫星”，甚至把我当成罪魁祸首。
我开始是不服，觉得冤枉。当年若不是我的好友赵光打了那么一个电话，也就不一定是我去采访这件事，而可能是由别人来写了。总之这条消息是肯定要发出来的。
不过后来我想通了，我那时是够幼稚的，没有独立思考，在当时那个大的社会背景下，领袖一发号召，我就追逐那个乌托邦去了。
其实1958年“大跃进”乌托邦在1955年已经发端。那年我在杭州参加了社会主义改造的报道，是狂热投入的，杭州工商业改造在一夜间完成进入社会主义的消息就是我采写的。那天浙江省开大会庆贺，会后我将写好的稿子交给省长沙文汉审稿，顺便说了一句：“沙省长，你看这个稿子能发吗？”因为我有些犯嘀咕，我采访的不少被改造的小企业主、小店主，不少人心里不愿意，痛哭流涕，有的全家人抱头痛哭，有人甚至自杀。可是我的稿子没有写这些，而是说一片拥护，敲锣打鼓愿意将财产交出来，实行全民所有制。
沙文汉省长看了我的稿子听了我的话，抬起头来瞪了我好久不说话，最后把稿子还给我，说：“就这样登吧。”看得出来，他心里是觉得不妥当的。这件事在我心里印象深极了。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是“右派”中级别最高的。
接下来就是1958年采访嵖岈山犯的大错了。那时我如同和沙文汉省长对话一样，又问了在场农民一句：“二亩地能插那么多麦秆吗？”这就引起了随后写的《麦场上的风波》。后来我不同意李克林将通讯原题改为《卫星社放“卫星”的故事》，也说明我当时心里是有些矛盾的。但我那时主导的思想还是对“大跃进”的迷信，对虚夸的“高产”也就相信了，那消息就写出来了。
前因后果这样一想，我也就心服了。对稿件引起的后果，我不能逃脱一个正直的新闻人良心上应受的责备，要向读者们说：对不起！以后我虽然也写过站得住的新闻，但这篇“卫星”报道实在是大错。你说我敢于面对和解剖这个错误，我就是这样想的。
嵖岈山这条消息发出后，全国简直是“群星乱飞”。我也奇怪，为什么那时那么多人、那么多记者都写“卫星”新闻，怎么后来都噤若寒蝉，怎么不见多少人出来说清楚自己做的事情了？我最初看到关于我“放卫星”的文字是在一本《中国左祸》的书上看到的，作者说我虚夸报道“巧舌如簧”。我想不如我自己承认并把经过说清楚才好，就写了《一次难忘的教训》一文，由此引来了包括你在内的一些媒体的采访。
我建议你再找一些这样的典型剖析一下，看看这些所谓“奇迹”都是怎么制造出来的。系统、认真地剖析那个荒唐年代的荒唐问题，将为人们留下深刻的教益。才是正确的、真实的对待历史的态度。
方徨
2011年4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