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这是吉迪恩·拉赫曼在伦敦书展“中国浪潮”高层论坛的发言。拉赫曼说： 福山说只有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就是西方的民主。恐怕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到了2012年中国将会是世界经济第二的国家，每年经济依然会增长8%-9%，并且还一直是一党制国家。但即使以经济增长的名义，中国人对贪污腐败与西方人同样不能容忍。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种方式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而那时中国政治会类似于西方民主。

非常感谢。关于中国道路的独特性，我们已经讨论了很多，因此，我想如果我抛开普世性的理论，可以说，中国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独特。

的确，中国非常独特。但任何一个国家从某些程度上来说都是独特的，正如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一样。中国拥有非常伟大的文明，正因为中国悠久的文化传统，也许就会使得中国和其他国家大不相同。问题是，当谈论到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时候，有没有一种强有力的普遍规则对全世界都适用，甚至对中国这一特殊国家也适用呢？我想，答案也许是肯定的。

我觉得中国并没有独特的经济发展模式，或者说是独特的政治模式，能够防止来自亚洲其他国家与西方国家的民主浪潮。可以明确的是，中国颠覆了许多西方国家的预言，他们以为中国若不实行政治改革，那经济也就会崩溃。

我觉得，关键的时间点是在1989年。1989年柏林墙倒塌，我们在西方发现，选择了民主以外的社会体制遭遇经济衰退；1989年还发生了天安门事件；也是在这一年，福山说只有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就是西方的民主。我觉得这一切都体现了西方非常有力的观点，而此时中国是可以选择的，中国可以投入经济繁荣西方民主的怀抱，也可以继续遵循经济衰微的东欧和苏联的道路。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这个选择事实上直到现在还没有做出。恐怕当时的很多西方知识分子都会感到十分惊讶，到了2012年中国将会是世界经济第二的国家，每年经济依然会增长8%-9%，并且还一直是一党制国家。他们会觉得这简直不可思议。

目睹中国的如此未来，我们意识到，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谦虚一些了。但我认为，尽管中国没有走西方民主的道路，没有遵循一些发达国家的道路，但中国崛起的模式却并不是非常独特的。我第一次作为记者来到亚洲时，第一站不是中国，而是东南亚。从90年代起我第一次关注中国时，中国经济发展的模式对我来说就不是独特的。在中国南方的由海外资本主导的经济发展，与东南亚的一些经济发展非常类似，例如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其模式就是欢迎海外直接投资和向西方出口，以此来促进经济的快速增长。

亚洲的经验的确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的经济快速增长之后，会产生社会和政治影响。看看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台湾、韩国、泰国、马来西亚等，都是在接受了资本主义以后实现某种程度上的自由民主体制。我在写给李世默的邮件里也谈到了这个问题。李世默说，你要记得，当台湾和韩国政治转向的时候，是有美国方面的因素在里面的，他们处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是的，比方说1986年的菲律宾。的确是存在着这样的情况，但也有不受西方和美国影响而转向西方民主的例子，比如90年代末的印度尼西亚。当然西方势力的确存在，但当时民主运动是由内部力量推动的。我在90年代初曾经到过印度尼西亚进行新闻报道，当时很多人说印尼的文化不同，倾向于随大流而不是自由民主，但在这表面和谐之下，民众中间有着强烈的反腐败情绪推动政治改革。

不仅是在亚洲，在全球，由弗朗西斯•福山在《历史的终结》中所形容的这样一种民主趋势同样在蔓延。

1790年，世界上只有3个国家拥有民主议会，到1848年，变成了5个国家，到1960年，有39个民主国家；1989年时有69个；2009年（阿拉伯之春以前），全世界有119个民主国家，约占总数的62%。我们可以看到，这是一股全球性的大趋势。最近又发生了阿拉伯之春，而中国和俄罗斯的政治体系似乎也并不如看起来的那般稳定。有趣的是，在今年初的几个月，我首先去了俄罗斯，又来到了中国。在俄罗斯，大街上进行着游行，我认为人们似乎觉得，俄罗斯中产阶级们关于俄罗斯将会保持屹立不倒的这样一个假设，的确是被几个月前发生的事情所动摇了。而在中国，使我感兴趣的是，微博的影响力异常巨大，人们能够在微博上公开自由地表达。因此共产党也不能像当初电视和报纸时代一样，控制关于民主的讨论。这只是一个开始，我们拭目以待。

当然，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中国获得了很大的成功。因此，现在让中国人坐在这里听一个西方人说民主，是很不现实的。你们会说，我们知道什么对中国是合适的，我们不会坐在这里听你们的一面之词。不过，我对这样一个表述的出现非常感兴趣：西方人更倾向于程序民主，而中国更关注目的正义。对此我想反驳的是，民主的程序和自由的内涵是难以分割的。因为，如果没有自由选举和自由新闻，将会很难防止贪污腐败。当然，我们现在既有自由，也有贪污腐败。但至少我们相信，我们有办法改变体制。我们所选择的体制不一定会给我们带来经济上的成功，也不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我认为，西方民主真正带来的是对民众要求的回应（responsiveness）。我知道此时你们一定会提出“占领华尔街”运动。当然有人会把此运动当作一场革命，但是没有人觉得这会是美国或英国政治体制的终结。但最后他们回家了。现在，让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有人占领天安门广场，我们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比起西方体制来说，在中国进行这样的游行是更可怕的。所以，尽管你们看到英国、西班牙等国经济衰落，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整个体系在崩溃。我认为中国现在需要担忧的是如何宽容社会上的各种思潮而不引起社会恐慌。相较之下，西方体制更具弹性。

中国的确在经济上取得了极大的发展，消灭贫困，但是你们要知道，西方所选择的民主并不单指经济的增长，民主也包括给人以尊严和自由，给人以为通过法律来保护自身的能力。当我和中国友人交谈的时候，我感觉到，即使以经济增长的名义，中国人对贪污腐败与西方人同样不能容忍。我相信，中国会找到一种方式来解决贪污腐败的问题，而那时中国政治会类似于西方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