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的朋友吉姆?罗沃(Jim Rohwer)出了一本书：《亚洲的崛起》(Asia Rising)。几个月后，亚洲崩盘。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使罗沃的书看起来有点愚蠢。上周我突然想起早已在2001年英年早逝的吉姆?罗沃，当时我在听另一个吉姆——曾为高盛(Goldman Sachs)工作的吉姆?奥尼尔(Jim O’Neill)——在接受电台采访时捍卫他看涨新兴市场的观点。

奥尼尔在过去10年新兴市场繁荣期真正开始的前夕发明了“金砖四国”(Bric)这个词，用来指代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他的先见之明，加上他拼凑精彩缩写词的能力，让他荣获大师地位。现在奥尼尔又回来了，极力夸赞下一组冉冉崛起的经济大国，即听上去相当可口的“薄荷四国”（Mint：墨西哥、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土耳其）。但今年他的时机掌握得不是很好。投资者正对新兴市场感到恐慌，而“薄荷四国”中压阵的土耳其处在危机的最前沿。

这些故事的一个教训是，就像投资一样，在发表见解方面，时机是一切。完全有可能在错误的时间点发表正确的观点——罗沃的遭遇就是这样。他的书出版17年以来，他对亚洲的乐观情绪得到全面验证。该书只是在出版后持续数月的关键时期貌似大错特错，当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被迫纾困韩国、泰国和印尼。

亚洲复苏的速度与崩溃的速度同样惊人。韩国再度被奉为模范经济体，自1997年濒临灾难边缘以来，韩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几乎增加了两倍。泰国和印尼也已反弹。

在目前的恐慌中，人们值得记取这些故事的含义。未来一年可能使奥尼尔这样为新兴市场唱赞歌的人看起来像是假先知。但如果放眼未来10年，他们将再一次被证明是正确的。

这其中的原因是，推动非西方经济体在过去40年崛起的各项因素依然存在。这些因素包括：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不断提高的生产率；把它们连接到全球市场的通信和交通获得巨大改进；不断壮大的中产阶层；得益于关税下降的世界贸易繁荣；以及各领域（从管理方法到宏观经济政策）最佳实践的推广，再加上全球各地的人（从工厂工人到企业家）的致富动力，他们意识到，贫穷不是自己的宿命，更美好的生活通过努力是可以企及的。

过去半个世纪里，这些强大的力量使新兴市场国家（如果你喜欢，也可以称其为“发展中国家”或“新兴大国”）的经济增速远远超过发达国家。阿伊汉?高斯(Ayhan Kose)和埃斯瓦尔?普拉萨德(Eswar Prasad)在他们近年撰写的《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一书中指出，自1960年以来，一组最突出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巴西）增长了大约600%，对比之下，比较富裕的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增幅为300%。他们写道，就在过去20年里，“新兴市场在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私人消费、投资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接近翻倍。”

这一切的效应就是改变全球经济的格局。曾经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写道，1950年，世界上只有大约15%的人口生活在发达经济体。自那以来的65年里，工业化、贸易和经济快速增长所带来的好处已经惠及亚洲、拉丁美洲、如今的非洲的大片地区。

这个故事远未结束。

斯宾塞教授认为，我们正处在“全球经济持续一个世纪的漫长旅途之中。终点很可能是这样一个世界：差不多有75%或以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发达国家。”如果说会有任何变化，那便是随着通信革命的影响变得更清晰和更加根深蒂固，前进的步伐很可能加速。

然而，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类危机将会不时地打断新兴市场的崛起进程。这些危机也一直是这个故事的一部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之前还有1994年墨西哥龙舌兰酒危机和1991年的印度金融危机。如果您在谷歌(Google)的搜索栏键入“拉美金融危机”，它便会有用地提醒你：应该在“拉美金融危机”的搜索请求中加上历次危机的年份：1980年、上世纪90年代、1998年和2002年。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拉美领先经济体的大多数——巴西、墨西哥、智利等国——都实现了生活水平的切实提高和贫穷人数的减少。

新兴市场有时也受到政治危机的震撼，导致投资者恐慌。最引人注目的是，19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上相继发生了抗议和镇压。那时谁会预言，尽管发生了这么大的政治动荡，但中国经济规模将在未来10年翻倍，并在随后的10年再度翻倍？

整个故事的寓意是，非西方经济体的崛起是一种根源深厚的历史性转变，能够经受任何数量的经济和政治冲击。将一场暂时的危机与这一强大趋势出现逆转混为一谈，将是一个很大的错误。网络股泡沫在2001年破灭，并不意味着互联网受到了极大的吹嘘——即便当时有人很快得出这个结论。同样，眼下的动荡不会改变这样一个基本事实：新兴市场的增长速度将在未来数十年中超过发达国家。

译者/和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