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吾友于建嵘先生发表一条微博：又一个扯淡的改革。“首个村级市，濮阳西辛庄市今年5月8日挂牌。”媒体来电问这一改革的重要意义。我告诉他，这不叫改革，这是瞎胡闹。他说，有高层领导支持。我说，他们就不会错吗？那先改了宪法的规制，让全国60多万个村长都成为市长，或者干脆叫某某国，村长全叫国王，不是更威风？！

这大约是看到这个新闻的人们的主流反应。对此，我发表了一条评论：老于啊，不怕您笑话，我正做一个研究，要点之一正是，一些已经完成工业化，人口、资源聚集达到一定程度的村、镇设市，县辖市。这正是国际惯例。这也是正常的城市化之路。

说实在话，对于嘲笑那个农民观念的人，我有点不解甚至悲哀。现行设立建制市的制度是扭曲的，长期生活于这样的制度下，公众，哪怕是关心公共问题的专家学者和知识分子，也都被这个体制的逻辑所控制，按照它来思考问题，而忘记了正确的城市管制制度是什么。

城市(city)是什么？作为一种人类聚居形态，相对于乡村，城市是人口和工业、商业高度集中之聚居区。城市是社会、经济、文化集中的产物，只要人口、工商业集中到一定程度，并有一定的公共设施支撑居民的生活，一座城市就诞生了。人间大多数城市就是如此形成的。在汉语中，城不同于市，但即便是城，也通常以原来的自发形成的人口与工商业聚居区作为基础。

当然，接下来将是一个城市的政治学问题：城市可以自发生成，但城市的命运不可能不受政府所设定的法律制度的巨大影响。关键的问题是，城市如何获得其法律与政治身份。

城市与乡村各有其自然，优良的社会治理应当顺乎自然：乡村当顺乎乡村之自然进行治理，城市当顺乎城市之自然进行治理。事实上，乡村社会自会演化出适合于自己的治理机制，城市社会一般也总会演化出适合于自己的治理机制。比如，明清时代人口较多的市镇之治理模式，明显就不同于乡村。

不过，这样的治理机制能否正常运转，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所在区域的政府的态度。也就是说，顺乎城市之自然的社会治理模式能否现实地治理城市，取决于政府是否承认这里是一个城市，从而让这个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城市获得城市的法律与政治资格，也即成为建制市，按照城市的治理机制进行治理。

也正是在这里，中国的城市碰上严重的制度障碍。过去30年来，中国出现了快速城市化，但城市化的观察者们经常存在极大偏差，他们聚焦于北京、上海、深圳这样的大城市之兴起、扩张。其实，这些大城市的城市化反而不是真正的城市化，因为，人口、工商业之所以异乎寻常地集中于此处，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这些地方被授予了特权。省会城市和地级市的扩张，相当程度上是由驻于本城的政府汲取其所辖区域的资源而实现的。

中国真正的城市化，自发秩序意义上的城市化，发生在这些耀眼的大城市之外，那就是镇一级的城市化，以及若干村庄的城市化。这些现象在南方地区十分普遍。中国已成为世界工厂，这个庞大工厂的车间主要就分布在南方的镇、村。同样，在计算城市化率时被统计入内的农民工，大部分也都是在这些镇、村就业。这些镇、村已完成了人口与工商业的集中，全国也许有成千之多。

但是，这些自发形成的社会经济意义上的城市，却没有完成治理机制之城市化，最大的制度瓶颈是，政府不承认这些城市是城市，这些城市没有城市的法律与政治资格，无法像城市那样生存、治理。用学术词语来说，这些镇、村完成了工业化，却始终无法完成城市化。

中国城市化的最大问题正在于此。过去30年的城市化呈现出一幅奇异景象：权力人为地批量制造了不自然的城市，真正的城市却不被赋予城市身份。后一点可能正在侵蚀中国工业化之基础。承载着世界工厂的镇、村，因为城市化迟缓，无法展开产业结构升级，无法完成社会治理模式转型，更无法完成市民群体及其文化形成。希望之地曾有的光芒，正在黯然失色。

生活在这些镇、村的民众当然不甘心于本地的沦落。所有这些镇、村居民都有改市的期望，有些地方的民众还做出过大胆的努力。比如，温州龙港镇企业家们在上世纪90年代就曾展开社会、政治活动，争取政府改设该镇为市。这一次，濮阳西辛庄人再度发出呼声。

这样的呼声一点都不可笑，可笑的恰恰是不合理的城市管制体制。从行政等级的角度理解农民的这个呼吁，恰恰堕入不合理体制之逻辑，这个体制完全无视城市之自然，而把市变成了一种行政等级概念，比如地级市、县级市等等。按照这样的逻辑，龙港人、西辛庄人要求设市，就被理解成要求提高行政等级。

面对西辛庄人的呼声，必须走出扭曲的城市管制体制之逻辑，回归正常的行政管理原理，据此对西辛庄人做出回应。城市就是城市，与行政等级没有关系。如果那里已经具有城市的基本要素，为什么不承认它是一个城市？当然，也应当用这个正常视角对待全国成千镇、村：如果那里已经具备城市的基本要素，不承认它们为城市，就是政府之失职，就是学术之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