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哈佛大学的肯尼斯·罗高夫（Kenneth Rogoff）和马里兰大学的卡门·莱茵哈特（Carmen M.Rcinhart）在2009年2月曾发表一篇论文，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我们发现经济衰退一般要持续3—4年。很不幸，人称“后危机时代”为时已三年多了，可我们并没有见到全球经济复苏的那些可喜的种种迹象。

几乎绝对多数的经济学者都认为财政刺激手段很重要，美欧甚至直接砸钱进去拯救那些正在苦熬的银行系统，几乎绝对多数的经济学者都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是营造宽松经济（增长）环境的基本政策措施，而且大多数的经济体为抵御危机都通过低利率（即接近于零利率甚至“实际负利率状态”）来营造这一宽松的经济环境，然而，尽管所有的经济体几乎用尽了刺激经济的措施促进经济增长，有个别经济体还不惜以行政手段操控市场达到这一效果，可现实在告诉我们，时下依旧无力撬开“新一轮经济增长”的窗口。

面临全球经济萎靡不振状态，很多学者借1929年的大萧条说事。其实当时与现在的危机背景没有可比性。1929年的大萧条是由美国经济泡沫破灭所引发并在全球经济层面产生了连串效应，当时美国经济占到全球经济总量40%以上，打击面也主要集中在美国经济之上，经济拯救也从美国的局部市场做起。时下美国经济占到全球经济总量25%左右，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状态下上演着群雄并起的态势，推动全球经济走向复苏则有待发达经济体之间博弈的最佳效果和科技层面的新突破。因此，我们假设通过研究得出了应对19929年大萧条的方法，可时下也无法证明这一答案就是可行的、正确的。所以，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和研究现在的经济特征，以务实合作的姿态去寻找解决方法，而不是一味的回想1929年的大萧条。

在这里必须提及二大基本因素。第一是充分利用信息时代的产业革命带来的颠覆效果，重组资源的全球配置，当然包括“科技资源的全球配置”；二是克服“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体事务自主化”的矛盾，进一步整合全球市场，让全球市场以一种更恢弘力量推动科技创新和经济发展。只有有效地提高社会总体效率，才能踏上新一轮经济增长的大周期。下面，就这二大基本因素从三方面加以探讨——

首先需要的是产业革命的颠覆性效果。就如工业革命到来让农业社会进入工业社会一样，后工业社会的信息产业革命同样全面性地改造着所有的产业。从IT产业的兴起与互联网时代的到来，让服务业全面腾飞，让全球市场有一了个全面合作的基础平台，从而让社会分工的空间延伸到时整个国际社会空间加以演绎，让整个国际社会的效率上升到了一个前所没有的水平。要说明的是，信息时代的起步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至今只有二十年的历史进程，在较为落后的非洲国家依旧以农业为支柱产业，信息产业革命优势远未普及并改造这些国家的农业经济体系，更谈不上工业化全面起步。其实，这里举非洲国家经济之一例,只是说明非洲区域市场与发达国家的效率差距，而区域市场的效率差距也是导致整个国际社会总体效率提升的障碍性因素。这一方面，时下虽有不少的工作可做，但见成效可不是一二年之功。

其次需要谈及的是“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体事务自主化”的矛盾的问题。不过，时下的现实是：在能共同获得经济红利之时，经济体之间的合作总是更欣然愉快，在共度时艰之时，则变得自私与保守，并高筑藩篱。有人问及，如可才能遏制保护主义抬头和弱化货币之间的博弈?很显然，只有全球经济走向复苏，这二者才会得到一定的改善。而共建规则是提升国际社会的合作水平基础工程。而这一工程则有待“经济全球化与经济体事务自主化的矛盾”的逐步化解。这是与时俱进的问题，也是需要时间才能得以获取的社会进步。

第三要谈及的是孕育全新产业引领经济发展的问题，就如二十年前IT产业全面兴起和互联网横空出世一样，而这则有待市场的持续激励而导致科技进步产生突破性效果，这更是多因素反复影响促进的结果。

总之，当全球市场以一种更融洽和紧密的状态运行之时，国际社会的分工才能得以深化，全球市场才能聚集到更恢弘力量以推动科技创新、经营模式创新和合作文化发展，才能孕育全新的产业引领下一场产业革命。而这一切，都要不是三五年之功！现实看来，我们期盼全球经济再有三二年之功就能步上新一轮经济增长周期是不现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