钓鱼岛是二战遗留问题，邓小平时代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出于国家大战略考虑，对钓鱼岛采取了“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策略，这在当时错综复杂的时代背景下不失为一种最不坏的选择。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特别是中国经济总量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后，日本国内民族主义在日本政客的煽动下高涨，而美国也出于国家利益采用了“重返亚洲”战略，联合盟友对中国围追堵截，试图将中国封锁在第一岛链，于是中国国际环境陡然变换，钓鱼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特别是日本对钓鱼岛的所谓“国有化”，更是严重挑战了中国的底线和原则，丢失领土是中国任何一个政府和领导人都无法承担的责任，于是中国和日本更本质是和美日在钓鱼岛上开始了全面较量。

中日在钓鱼岛较量的第一阶段围绕主权属性上打舆论战、外交战、法律战，在国内国际舆论宣传上开动机器。中国通过第一阶段的暖身，第二阶段的较量集中在行政治理权上进行，中国在钓鱼岛海域把海监船推进去，在海域形成了一个各自半管制的常态化的形态，实际上把一个领土主权问题的纠纷推倒一个国际舆论舞台上，让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事实”。通过前两个回合的较量，日本所谓的“国有化”全面失败，实际上已经将日本实际占领钓鱼岛的事实变成了国际公认钓鱼岛存在主权争议的事实，反倒为中国解决钓鱼岛问题提供了契机，可以说日本是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围绕钓鱼岛的较量，第一阶段中国有被迫应战的味道，第二阶段中国已经开始慢慢调整战略并逐渐清晰化。中国共产党十八大明确指出“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新干涉主义有所上升”，随着中国领导层的顺利换届及中国共产党十八届三中全会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成立，在完善国家安全体制和国家安全战略，确保国家安全上迈出了重要一步，也为钓鱼岛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力保障。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并把钓鱼岛纳入防空识别区实质上已将钓鱼岛纳入中国崛起大战略的大棋局，此举是中国海空战略重大突破，背后深藏的意义在于，中国关注的焦点不再只是钓鱼岛，也不再只是东海中间线的油气田，而是中国突破第一岛链，更深层次的是突破美日及其盟友对中国的遏制，确立中国在亚洲与其国力相当的国家地位。

美日当然明白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战略意图和深远意义，于是，美日联合盟国强烈抵制中国的东海防空识别区，西方媒体也脱去客观中立的外衣，在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问题上指手画脚，试图逼迫中国让步，一时围绕钓鱼岛风云四起，战云密布。美日及其盟国的强烈反应一方面体现了中国周边战略环境的险恶，另一方面也显示了中国设立东海防空识别区的深远战略意义。

钓鱼岛列岛均为无人岛，但处中、日两国间的冲绳海槽（琉球海槽），不仅周边具有丰富的资源，更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和战略价值。

如果钓鱼岛被日本非法占据，中日就得按中间线原则划分大陆架，中国不仅丢失大量的海洋管辖区和海底资源，而且美日对中国的战略封堵线，将从第一岛链又前推到中间线以西，中国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大陆国家，这估计是美日的如意算盘。在二十一世纪，一个不能走向远洋的国家终究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大国，而且钓鱼岛关乎二战反法西斯的成果，关乎中国的民族感情，故对中国来说，钓鱼岛问题的解决关乎中华民族的崛起和复兴。

故在钓鱼岛问题上，是中国崛起大战略的重要棋局，也是美日亚洲战略的大棋局，是中国与围堵势力综合国力和意志的较量。中国对此应有长远的战略打算和短期的应变预案，在有理、有据、有节的防御中寻找突破口，等待合适的机会、合适的时机用合适的方法解决钓鱼岛问题。美日也应认清形势中国全面崛起的客观事实，学会与中国在亚洲和平共处，给予中国与其国力相称的国际地位，而不是对抗。一个和平的亚洲是人类之福，一个对抗甚至战争的亚洲也许会将全人类带入苦难的深渊。（作者莫佳庆系经纬智库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