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尔.贝尔：经济论述中的模型与现实[30]
经济理论——由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和保罗.萨缪尔森一脉相承形成德剑桥（英国的和美国的）经济学派——在长达三十五年以上的时期里在指导经济政策方面曾经显示了强大的威力。[31]今天，大家普遍承认政府的经济管理和经济政策处于混乱状态。许多经济学家认为，从以前的历史状况得出的处方已经不再适用了，但对于新的处方则看法很布一致。确实，当前一个优先考虑的问题涉及到新古典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假设——关于竞争均衡模型的假设，以及关于指导个人、企业和政府如何行动的假设（也就是如何取得最大的效用）。对于一个伊斯兰教徒来说，不管是濯足的浸礼会新教徒还是托马斯主义者，所有基督教徒都是一样的。尽管弗里德曼与萨缪尔森之间在理论方面的分歧十分明显，从理论分析得出的政策主张大相径庭，但是仍然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争论双方的理论结构本身是否充分完善。简言之，不仅经济理论中出现了危机，而且经济理论本身也出现了危机。由于这个原因，人们必须回顾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追溯其逐步演变的过程。
Ⅰ
从道德到手段
现代的（过去二百年以来）经济思考方式，对被贴上“经济的”（这个词直到1890年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一书出版时才定型，在此之前所用的术语是“政治的经济”）标签的那一套人类行为的看法，从两个方面来讲是完全新颖的，同以往的所有思考方式截然不同。首先是它把经济学从传统意义的道德活动中分离出来，并把所研究的对象确立为可以纯粹用达到目的的手段作出判断的一套人类行为。其次是把实行经济交换的世界，在理论分析上看作是自发地趋于和谐一致的领域，是由一套结构性关系组成的一个系统，在这当中，人们可以从对该系统的假设中取得对经济活动的理解。
这些发展变化有两个知识方面的原因。与第一点有关的是，经济学是与现代自由主义及其基本信条结合在一起的，按照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人被看作是从家庭、部族、阶级或民族分离出来的单个个人，是独立的、自我决定的生物，每个人对他自己的行动作出判断：这一信条的一个必然推论是，制约个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规则是程序性的，而不包含道德的实质。就这方面来说，适用于经济学的原则也适用于法律、宗教和文化。艺术本身就是艺术的目的，并不受到道德规范的制约；法律和道德被看做是独立的领域。伦理道德被视为与个人的私人行为有关，而法律则是规范人们的公共行为的形式化的一般规则。在经济学中，每个人都恰当地寻求自己的利益。
所有这一切几乎有二百年之久。当亚当.斯密的老师弗朗西丝.哈奇森出版他的《道德哲学简论》时，“经济学和政治学原理”的开头几章，谈的是结婚与离婚、父母和子女，以及主人和奴仆的义务——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希腊关于“经济学”的概念，在当时“经济学”被视为管理家庭的一些原理。[32]亚当.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是在《国富论》之前撰写的，尽管有些学者断言，这两部著作有共同的基础，只是在内容上着重点不同。前一本著作涉及不谋私利的道德行为，后一本著作则是谈论个人私利。
随后，在它的第一个七十五年期间，英国经济理论向功利主义方面发展，它假设最大多数人的幸福即使不是独立自主的经济选择的目的，也是它必然带来的结果。但是，正如剑桥大学伟大的道德哲学家亨利.西奇威克在他的《伦理学》一书中所指出的，利己主义和功利主义如此容易地和谐一致（“除非借助于宗教”）或者说，“所有的人的利益就是每一个人的利益”是一个明显的真理，这种看法决不是不言而喻的。然而，马歇尔以后的经济学离开了功利主义纲要，变成了主要是考察利己主义的每一人的福利。
第二点，从知识方面讲有所不同，但从历史上讲有联系，即它发展了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新观点。但是，当时流行的关于科学的看法，是要阐明一些常数的基础结构，阐明位于不断变化的表面现象下面的恒定不变的关系，以及列出用来表达这些常数的相互关系的一套方程组。这就是古典力学的模型。伽利略从研究具体的物体转向考察物体的抽象的性质，如质量、加速度、速度以及处于一个统一体之内的这些性质之间的相互关系。与此相类似，人们也是从原来研究一定历史条件下的社会状况的政治经济学，转向抽象地考察经济变量的相互关系，从而发展成为适用于任何生产和交换体系的经济学的。换句话说，人们开始探索一些常数，这些常数据认为是与稳定的、作为经济基础的“现实”相一致的。
简而言之，经济学从本来具有道德的（或政治的）和规范的特点的学科转变成作为工具的和科学的学科。这一成就的伟大结构就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的新古典大厦和里昂.瓦尔拉的“一般均衡”理论中描述这一组关系的数学方程式。
经济人
从亚当.斯密到约翰.穆勒的古典经济学家所关注的是财富和经济的增长。衡量经济福利的尺度是产品的数量，后者又是劳动的数量与它的生产率的函数。对古典经济学家来说，测量商品的“实际”尺度是它们的“价值”，而不是它们的效用。其理由可以追溯到有名的“钻石与水的佯谬”，对于这个问题，斯密论辩说，由于象水这样的有用物是可以自由取用的，而象钻石这类无用物品却价值昂贵，效用不能成为决定价格的一个因素。商品价值在短时期里可能由需求决定，但在长时期里是由生产成本决定的。实际上，斯密基本上撇开了需求问题，并且声称“自然价格”是由市场上供给一方的生产者的成本决定的。
对斯密来说，经济学这门科学的任务，是探讨扩大资本存量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方式，以便扩大产量，从而增加财富。经济是一个“系统”，但“系统”一词只是一种比喻，而不是从具体的意义上讲。前提是，一个人不值得自己去生产他能够更便宜地从别人手中买到的东西，因为“对每一个私人家庭来说是慎重的行为，在一个伟大的王国中很少会成为一件蠢事”。要是每个人按照他拥有的资源的比较利益行事，那末，假如不受到阻碍（“天然自由之明显而简单的系统”），所有人的财富总量将达到极大值。
然而，斯密没有谈到的是关于决策的“细微差别”，也就是每个人是怎样使自己作出最大贡献的。对于这一点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边际主义革命”中由W.斯坦利.杰文斯和其他一些人作了补充修正。一位后来的阐述者菲利普.威克斯蒂德写道：
……通过增加任何一物品的供给，我们减少了任一追加单位在我们的偏好尺度中的边际重要性并使价格下跌；适当地追加供给量可以使它降低到你乐意的任何价值。这样，家庭主妇在市场上发现的任何商品，不管其价格如何，只要对她来说该商品的边际重要性超过价格，她将；但她的使她持有的商品量增加，这就减少了该商品的边际重要性，她买进越多，（边际重要性）越低。使边际重要性的量值恰好与市场价格一致的商品量就是她将买进的数量。
一种商品的效用随该商品存量的增加而减少这个假定，意味着威克斯蒂德描述的是一种均衡过程。当一种商品的存量发生变化时，每一追加单位的价值也发生变化，由此产生一种能使边际价值恰好等于价格的状态。这样，尽管水的总效用无疑大于钻石的总效用，那些石块的边际效用之所以高是因为其存量少，而水的边际效用之所以低是因为其存量丰富。
边际主义者所做的事情是使相对价格和相对稀缺成为经济分析的支柱。正如莱昂内尔.罗宾斯所重新系统地阐述的那样，经济学变成了如何把既定数量的稀缺资源分配给各种相互争夺的途径，以便使这些资源得到最有效率的或最适度的利用的科学。威廉.布赖特和罗杰.兰赛姆写道：
稀缺这个事实引起了选择的必要性和谨慎地权衡比较各种可能的用途。因之，一个关于人的本质的一个新观点进入新古典经济学家著作的核心之中。个人被设想为置身于一个深思熟虑地权衡比较他的边际支出和边际效用的固定不变的过程中。清楚地出现在门格尔《国民经济学原理》一书中的这种有理性的、计量其苦乐的人，也呈现在新古典经济学家的大部分著作中，包括杰文斯，帕累托和威克斯蒂德的著作。
总之，我们在这里谈到的是关于人类的一种抽象，即：“经济人”的概念——一个由帕累托最先引进经济学的名词。
Ⅱ
一个均衡系统
被称为新古典理论的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是单个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结构上的来龙去脉是一种包含如下观点的市场理论：在各向一端的买主和卖主中间进行着能使买卖双方都满意的合乎理性的协调。艾里克.罗尔对此写道：“假如……我们把经济系统看做是一个无数独立的市场组成的庞大的混合体，经济研究的中心问题就变成阐述交换过程，或者说，特别是说明价格形成的问题了。”
第一个新古典的交换的总合是艾尔弗雷德.马歇尔系统地提出的。马歇尔借助于他的巧妙的图形得以阐明，相对价格是怎样通过供给方面的生产成本与需求方面的边际效用相互作用被决定的。对马歇尔来说，价格理论就是经济学要考察的全部问题。他从价格理论推导出需求曲线，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消费者剩余的性质，长期分析和短期分析的应用，局部均衡，以及旨在理解贸易条件而由他塑造出来的分析机器的其他组成部分。
马歇尔也最先对经济均衡的性质进行微量差别的分析。古典的理论结构是“萨伊的市场定律”，粗略地说，即所谓“供给创造它自己的需求”的定律。因需求不足而引起失业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人的需要被认为是永远不会达到饱和状态的。生产者支付给消费者或投资者的金额，通过商品的出售返回生产者手中，通过这种循环流转，任何供给也同时滋生出需求。暂时的过剩或短缺也许经常发生，但是通过每个市场上的工资和物价的变动会使它们得到调整。
新古典经济学，紧跟着马歇尔之后，通过运用边际分析决定实际产量水平，对萨伊定律进行了加工。生产者付给一个工人的工资，决不会大于这个工人所能增加的产品的价值，所以，一个企业所雇用的工人人数，将被决定在这一点上，即支付给最后增加的一个工人的工资恰好等于那个工人生产的产品的价值。运用同样的推理，约翰.贝茨.克拉克在《财富的分配》（1899）一书中力图说明，同一原理不仅适用于工资，也适用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市场，即适用于地租和资本收益（利息和利润）。克拉克的结论是，在完全竞争条件下，每种生产要素的报酬将正好等于它自己的贡献，即生产要素得到的报酬等于边际产品的价值。克拉克在这个模型中再次引进一个规范的原理，即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和资本得到了“公正的收益”。
在成百个不同市场上进行着成千上万个交易的既定条件下，一个产品市场的价格总和必须与一个要素市场的价格总和相对应，在这里，生产者付出的价格等于生产要素获得的收入。那末，所有这一切是怎样完成的呢？马克.布劳格指出：
……我们有什么理由设想这整个过程是结合在一起的呢？企业作为产品的供给者进入产品市场，同时作为生产要素的购买者进入要素市场；另一方面，每个家庭则是产品市场的买主和要素市场的供给者。产品市场的均衡，必然是同要素市场的均衡协调一致的吗？市场机制能够保证趋向一般均衡的解答吗？假如是这样，均衡价格是唯一的吗？或是还存在着几个都能满足均衡条件的价格？假如存在着唯一的一般均衡的解答，均衡是不是稳定的？就是说，假如任何原因导致均衡的背离，经济系统是不是会自动地产生出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将推动系统再返回到先前的均衡状态？
第一个全面的理论答案是由法国经济学家里昂.瓦尔拉在《纯粹经济学概论》（1874）一书中提出来的：所有各种产品的价格和各种生产要素的价格，是同时被决定的，通过解一组联立方程式就可以决定一般均衡。如同熊彼特所声称的，瓦尔拉的《概论》的意义不亚于精确的经济学的一部大宪章。
然而，假如一般均衡是存在的，那么，有没有其他标准可以用来检验这种均衡是否是最适度的？瓦尔拉的体系由他在洛桑大学的后继者意大利的工程师兼经济学家维尔弗雷多.帕累托作了进一步阐述。帕累托采用更复杂的数学表达方法阐述了瓦尔拉的一般均衡体系，同时引进了一个新的规范含义的追加检验标准。针对最大多数人最大量使用的产品（这一点依存于对不同事物的数量进行比较）这个想法，或者说，针对寻求在不同个人之间不同效用的比较这个想法，帕累托放弃了社会最适度有一个唯一的解这种想法，引进了补偿支付，或我们今天所谓的“此长彼消”的观点。这样，社会福利的此消彼长或所谓的“帕累托最优”是指达到了这样一种状态，即已经不可能在无损于任何人的前提下使任一个人处境更好。帕累托的这个原理长期为人所忽视，直到1934年阿巴.勒纳才使它再受到人们注意。今天它已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
帕累托受到经济交换的一般均衡这个观点的引诱，他还力图把这个观点从经济生活推广到整个社会现象。在他看来，经济学只是人类行为的一种类型，即逻辑的和理性的行为，他在《论一般社会学》一书中企图建立一个把非逻辑的行为也包括在内的复杂全面的体系。例如，他企图表明，“杰出人物的流通”（他认为这是政治的基本特征）也可以象产品的流通那样精确地用图表来表示。
理性与现实
让我暂时撇开把人在社会中的一切行为统括在一个理论之内这个问题，只考察从利己心推导出来的逻辑的和理性的经济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作为一门实证科学的发展提出了两个认识论方面的问题。十九世纪时来自传统哲学的关于科学的观点认为，事物的表明现象下面存在着实在的结构。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市场的“无政府”下面存在着社会关系的结构；对弗洛伊德来说，在行为的理性化下面，存在着无意识的冲动；对帕累托来说，在理智的判断下面，存在着感情的余波。同样，新古典经济学也把市场的一般均衡结构作为它的主要关键问题。
但由此引起了第二个问题（这个问题深入到作为科学的社会科学的特定的核心）：人们可以明确下定义的一般均衡，在理论上，究竟是一种虚构，或者说，是一种据以判断现实经济的规范标准，还是一种描述，即按照经济学的“规律”描述经济交换（在不受到阻碍前提下）是如何发生的。理论是现实的模型吗？对经济学家来说出发点是要把“实际”量值同“名义”量值区分开来。
现实世界每天发生的情况是价格的剧烈波动，产品的过剩和短缺，价值比率的变动不已，等等。为了对这些进行测量，必须有一个其本身固定不变的计量标准。常识可把一种商品的价格或者一个人的美元收入同他在一段时间内的购买能力区分开来，并用货币价值的变化进行矫正。经济学家把前者叫做名义量值，但认为在它下面存在着由决定相对价格的均衡力量在长期内建立的实际关系，这种相对价格是所有市场的供求趋于平衡，从而是整个系统处于平衡状态。当代经济理论中最主要的问题是，这些均衡力量是否确实能使经济回复到“实际的”（有些人称之为“自然的”）关系上去。
当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谈到“商品的名义价格和实际价格，或者用劳动来表示的价格和用货币来表示的价格”时，他并不是在试图区分购买力与货币的价值，而是给经济福利下定义，即一个人在一段时间内是否生活得更好或不够好。当代对斯密的这个概念的理解环绕着实际收入的增长、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人们能够买到的物品的增加。然而，在斯密的心目中，福利的增加同使人厌烦的劳动中所包含的“辛劳与困苦”的减少是一致的。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当斯密矫正名义（货币）价值时，他是把名义价值同货币工资率而不是同价格水平的变化联系起来。
亚当.斯密信奉自由市场，但与现代实证主义经济学的理由不同。斯密认为自由市场的作用，即市场的讨价还价力量，是通过工资的“此长彼消”使工资代表的效用消除劳动的负效用，或者说使两者趋于平衡。他认为市场的有点并不是人们假设的它在资源配置方面的效率，而是在于通过比较利益、专业化和分工来扩大经济化（即生产率）的范围和规模，从而增进财富和人类的福利。斯密认为，在自利心的推动下，并不会创造出什么社会的“自然和谐”（他的苏格兰气质太浓了，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幼稚的说法）而是通过经济增长可以减轻令人厌烦的辛苦劳动。[33]
艾尔弗雷德.马歇尔完全意识到（正如塔尔科特.帕森斯差不多在四十五年前在他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中所指出的），人的动机和需要是千差万别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和有责任感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伟人，他想要改善人类的命运。但作为时代的产儿，马歇尔还想要推进经济科学，后者被他定义为人类行为的规律性的发现和测量。尽管人们在许多方面经常不是按理性行事的，但经济生活的行为则比较容易描绘，因为它们受到成本计算的约束，被一种心理上的享乐主义所加强（就是说，递减的效用），并可以用价格来衡量。这样，对马歇尔来说（有别于斯密或马克思），经济分析的范围和价格理论有了共同的边界。
瓦尔拉从一个市场中价格的决定移向所有市场的均衡价格，使这个体系变得更加圆满。瓦尔拉解决问题的办法是采用形象化的“拍卖喊价”的理论，在其中，买方和卖方摸索前进，一直到建立起一套均衡价格（这与作为市场“基础”的由方程式表达的“实际”价格相对应）。瓦尔拉作了两个假定“其一是所有市场处于完全竞争状态，其二是没有技术进步，因为技术进步会使方程式的参数发生变化。那个理论是完全静态的理论。在他所假定的前提之内，经济学家现在能够做的事情就是对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下明确的定义，并建立经济行为的几何的、后来是代数的模型。
瓦尔拉以后，一般均衡理论经过阿罗、德布罗和哈恩等人运用完美的数学形式加以修饰，已经变得更加完善。当他同希克斯和萨缪尔森重新塑造的新古典模型结合为一体时，就得到一个对于商品和劳务以及生产要素的相对价格，这些要素在不同用途上的配置，就业水平，以及物价水平等作出解释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更明确地说，经济学发展成两套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一是相对价格和资源配置（微观经济学），另一是就业和物价水平（宏观经济学）。正如凯恩斯在纪念马歇尔的文章中所说，正是这样一个逻辑严密的体系导致“完整的哥白尼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济宇宙的一切因素通过相互抵消和相互作用而各得其所”。
领域的混淆
在经济理论的历史中，上边谈到的这些发展被看作是科学知识的进展和分析技术的更趋精致深奥（特别是应用了数学时），是累积的增长的标志。但是，几乎完全被人们忽略了的（如果理论要作为政策的指导的话，其后果是关键性的）是这些“范例”（我用这个词来划分对现实下定义的不同形式）所研究的主题各有不同的假设。“自然”、“自然率”、“经济规律”、“经济科学”等词出现在所有的体系之中，然而，这些假设变动如此剧烈，以至使人很容易发现它们反映了四种不同的哲学的和认识论的模式，并且这四种模式相互混淆，模糊不清。
当亚当.斯密使用“自然”这个词的时候，其含义是古典的（即古代的）哲学。自然意味着一种目的，一种客体固有的目的，是人们要去认识的东西。自然的自由权利并不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即所谓由欲望、凶恶的自利心和扩张欲所驱动的机械的世界。它是这样一个世界（否则《道德情操论》就毫无意义了），在这里，人们致力于寻求包含“同情心”的不谋私利的普遍的道德准则（亚理士多德所谓的phronimos）。斯密的世界是个人主义的世界（因为意识把一个人从顺从的镣铐中解脱出来），但不是利己主义的世界。存在着被他称之为“伟大的社会”这样的世界。经济学作为这样的世界的一个方面，是与规范的和道德分不开的。
马歇尔重视道德的推动力量也是明显的。他的《原理》一书包含了对改善人们的福利的关注。他甚至提出了一种衡量福利的尺度，即“消费者剩余”，或者说是消费者为了一定量消费品本来愿意付出的金额同他事实上付出的金额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消费者剩余”一度成为福利的指数。
但对马歇尔来说，道德与货币是被截然分开的。由于科学是“归纳的”，经济学必须把它的研究范围限定在可以用价格来衡量的现象上。由于人类在“日常生活事务”中力求为自己寻求最大利益，经济规律表述的是那些能够用货币来表示的人类行为的规律性。在效用的衡量（马歇尔在当时认为这是可能的）既定的条件下，人类行为的规律性是可以观察到的和加以计量的，并可据此对未来事件作出预测。[34]
这样一来，经济学所处理的问题就是效用的极大化，以及个人据以安排其欲望顺序的不同的序数效用尺度。于是，效用变成了与福利完全相同的东西。但是，这种观点存在着四个方面的问题：（1）“需要”和“欲望”的区别——需要是一切人所共同的，而欲望则是因人而异和心理上的——被抹掉了，一切需求都被当作欲望来处理；（2）社会福利只是用个人福利来下定义；（3）每个人是他自己的福利的最好的判断者；（4）各个人之间的福利可能是无法进行比较的。然而，即使道德与货币被分隔开来，也不能据此推论，传统的道德问题可以弃置一边，不予顾及。
瓦尔拉的“拍卖喊价”这个观点，即人们对外在环境发出的信号做出反应而进行讨价还价摸索前进，是无意识的但完全的达尔文世界的一种想像。在这里，社会有如自然界，在这中间，适者生存是一种自然过程，通过这个过程，发生了选择。没有任何一个集团可以控制这个过程，因为欲望和愿望如此众多复杂，以至没有人能够通过某些巨大的交换台或计算机，有意识地作出与之对应的计划。
“拍卖喊价”这种想像的东西的社会学的和哲学的构想曾由奥地利经济学家卡尔.门格尔予以证明，门格尔同杰文斯一样是边际效用的众多的发现者之一，也是所谓“奥地利学派”的创始人。在门格尔看来社会是一个不断变化的系统，在其中，各个人之间的相互适应，产生出“自发的秩序”，整体是通过自然过程形成的机能上的结合，与生物的过程一模一样。人们的计算根本不可能预测和提供多样性，而多样性正是创造性的自然力量的特征和力量，所以计划化是注定要受到限制和失败的，因为它限制了个人作出他们自己的适应性反应的能力。
在当前，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上述论点作了最强有力的发挥，按照他的说法，不仅根本不存在超越个人功过之外的所谓“社会”正义之类的东西，而且，为了使一个社会维持其自发的适应能力以便保持一个有活力的社会秩序，必须让每个人能够对意料之外的和无法预料的那些突然发生的五花八门的事件作出反应，而要做到这一点，个人自由是必要条件。对哈耶克来说，经济学作为自由的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与美德很少沾边的。这是一种与古代哲学家几乎截然对立的观点。
由阿罗、德布罗和库普曼等人所完善的“一般均衡”模型，是不断运动的一套珠宝装置，按照拉普拉斯古老的想像，是一个有规律的运动的天体结构，在该结构中，完全竞争和资源的最优配置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发挥着作用，唯一的例外是，这只“看不见的手”既不是上帝、仁爱的原则，也不是自然界的自发的适应，而是一条数学原理，一套“转换系数”，这套系数（如最初由巴罗尼，其后由兰格和勒纳所指出的）对于生产资料私有制或非集中的市场社会主义的价格体系都是令人赞叹地同样适用的。那是一件工艺美术品，所以不得不使人联想起阿佩尔斯的著名图画，画面上的一串葡萄画得如此逼真以至诱来群鸟啄食。但是那是“实际”模型吗？
瓦尔拉曾经认为他的模型事实上描述了竞争市场怎样达到均衡状态。他认为现实市场的成交价格终究要同解联立方程组所得结果完全相同。然而，不同种类的市场的不均衡问题（如各类劳动市场）却是现实世界极为明显的问题。结论是无法避免的。经验事实并不能保证暗中“摸索”的市场会产生出一套“使供给和需求趋于平衡的价格”，而这套价格又是与位于市场现象下面的作为联立方程式的基础的一套实际关系完全同一的。假如由阿罗等人提出的模型是有效的，那它只是作为一种“虚构”——一种符合逻辑的、优美的、自我控制的虚构，但仅仅是一种虚构。
Ⅲ
通向现实的四座桥梁
过去三十五年间新古典理论过度的贪求掩盖了这样的事实，即本世纪最初三十年间，特别在美国，它的声誉曾经下降到不受人们尊重的地步。它被看作是“学术的”（就这个名词的贬义来说）、“理论的”（也是贬义的）、抽象的、与历史无关的、假设的演绎，等等。因此人们对其他学派保有新的希望，如对约翰.康芒斯举例说明的“制度经济学”，他利用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的一些概念；或者对由索尔斯坦.凡勃伦阐明的“进化经济学”，他使用了他从人类学中吸取的有关习惯、风俗、仿效以及诸如此类的概念。赋与新古典理论以新的生命的是两个方面的发展。其一是统计学研究的开始，如哥伦比亚大学的韦斯利.克莱尔.米切尔以及他的后继者阿瑟.F.伯恩斯、西蒙.库兹涅茨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等人的研究工作。这些研究工作力图考察实际经济行为并制订出各种指数——指数的建立本身就是重大成就——来表示经济周期的时间数列，以及创立国民核算体系。然而其中有许多是非理论的：例如国民核算体系这个坚韧而又精巧的结构，“只不过是”表达产量和收入的一些结构性恒等式。但是统计学为理论上的变量提供了各种系数。[35]
第二个发展是从理论到现实的一些“桥梁”。竞争的均衡是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上的虚构，但是务实的人们必须找到把抽象的相象同现实世界每一天出现的杂乱无章的事件联系起来的途径。为打算概要论述一下与新古典理论的生命力问题的争论有关的四种桥梁。
（1）货币数量论 我们假定财富包括土地、机器、商品。但是，货币也是财富吗？信奉传统主义的天主教徒的作家的看法同年轻的马克思的看法一样，认为货币是一种剥夺生产劳动或它创造的使用价值的隐秘的工具。但在约翰.劳（1705年的纸币重商主义者）以及十九世纪末美国人民党的成员看来，“货币刺激贸易”，廉价货币是通向繁荣之路。
从约翰.洛克到米尔顿.弗里德曼，货币数量理论是力图纠正以上这两种观点的一种理论，它指出，货币的作用仅限于反映或歪曲实际关系。洛克在十七世纪九十年代的著作中认为，物价随货币数量按确定的比例变动，大量的货币使每一种物品变得昂贵了；休谟在半个世纪以后试图证明，货币数量同价格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所说的：
经济学中或许没有其他被观察到的经验关系能够象在短时期内的货币存量同价格的重大变化这两者之间的关系那样，在十分不同的条件下极为一致地一再出现；其中之一固定地同另一个连接在一起，并且方向相同；为猜想这种一致性同形成物力科学基础的许多一致性具有相同的数量级。
这种论点的结构是简单的。物价水平本身（一般无价水平）是由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决定的最高界限。单种商品的价格（即相对价格）会由于自然的或外来的原因（如旱灾对于食品价格或卡特尔对于石油价格）而上下波动。但是，只要货币总量是稳定的，一般物价水平不会提高，尽管单个商品的价格会由于需求的移动而作相互调整。因此，当人们不得不在燃料油方面付出更多的钱时，他们会被迫缩减其他产品的消费。基于相同的理由，弗里德曼认为，只要货币供应总量保持不变，工会就不可能迫使工资的一般水平上升（因此，“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是不可能有的）。工会只能影响各个行业之间的工资的“相对份额”，或者影响资本或劳动之间的相对份额，但不能影响一般物价水平。
当然，这个新古典主义的观点对货币的实际价值同它的名义价值作了根本性的区别。实际价值表示的是货币所能够支配的有形资产；名义价值则是用货币单位表示的现存货币数量（假如是象本世纪二十年代德国出现过的那种情况，花一百万马克只能买一杯咖啡，这种百万富翁显然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货币数量论的理论家说，人们的习惯是通常在身边保存一定水平的实际余额（即货币余额的实际购买力）。假如名义余额同实际余额之间的关系不协调，人们将调整他们手头的名义（货币）余额，使之等于通常的或所希望的实际余额水平。
新古典经济学家了解现实世界中经常存在着剧烈的价格波动，也知道纯粹货币的或名义的事件（如巨大的黄金冲击，当然更不用说印刷纸币来支付战争费用了）在短时期内会产生实际效果。但他们坚信，这类经济波动是转瞬即逝的，或者说，这种由纯粹货币冲击引起的变形过一会儿就会消失，因为位于这些骚动的“波涛顶峰”下面的是由资本设备和劳动组成的“实际经济”。这样，由市场规定方向的均衡经济学的逻辑是：假如出现了骚乱，让它们自行其事吧，因为调整（即使有时是痛苦的）在长期内将把过剩的名义货币带来的过剩的水份挤榨掉。
在新古典理论中，假如价格是有伸缩性的，削减货币工资即是削实际工资。假如货币工资太高，竞争的压力将迫使工资下跌到使雇主雇佣得起工人的水平。假如货币工资是“粘性的”，雇主也许不会雇佣这些工人，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失业便成为“局部均衡”（即工资率与失业率之间有一种交替关系），但一般物价水平会下降。
瑞典经济学家克努特.威克塞尔把工资与产品市场的这幅图象在资本市场方面作了完善的描述。威克塞尔力图表明货币（以及信用）数量如何影响利息率，而利息率又转过来影响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流量。在他的理论结构中，利息率成为导致资本的供给和需求趋向平衡的工具。
简言之，在凯恩斯之前就已存在着宏观经济学，因为新古典的货币数量理论事实上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宏观经济学。
（2）垄断竞争理论 新古典经济学只把两种市场结构——竞争和垄断——作为理想形式。假如不同市场是相互依存的，厂商进入和退出各个行业是容易的，不同产品的相互替代是可能的，那末，竞争的压力将导致每厂商在最有效率的水平上从事生产。然而，这显然没有反映企业世界的实际情况。试图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是哈佛大学的爱德华.H.张伯伦，他最先在他1927内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分析了这个问题，并于1933年出版了研究结果。
“垄断的竞争”这个词语是一种矛盾修饰法。这个观点是简单明了的，尽管它使得新古典理论的分之复杂化。张伯伦把他研究的重点集中在一个厂商怎样控制其“产品”，而不是控制价格上。他对每个厂商的产品是同质的和市场是互相依存的假设提出了疑问，这些假设是竞争均衡原理的基础。他的著作作为新的厂商理论和新的工业组织论理开创了一条道路。它对马歇尔的经济学概念的核心即价格理论的假设提出了疑问。他在微观经济学中开创的革命有点象人们所说的在宏观经济学中进行的凯恩斯革命。
马歇尔描述的是一个行业的产品的价格行为。他事实上并没有考察单个厂商的行为，或者说只是用一般归类的方法把一种商品等同为一类（如“纺织品”或“香烟”）。但事实上，一家厂商可以通过给自己的产品以不同“上标”来造成产品差别，从而取得一种相对于它的竞争者的准垄断优势，并且在一个行业内部建立起一个特定的市场。对于不同牌子的产品，消费者并不是把所有牌子的同类产品都看作是一样的。
通过把一种产品看作是相对独特的产品，张伯伦指出，一家厂商能够通过广告来影响需求曲线并确立“市场力量”。同一行业内的其他厂商将相互竞争，但是价格方面的竞争将小于各种产品特征方面的竞争。
作为经济理论，张伯伦用一个厂商的价格和成本曲线显示了他对厂商行为的论证。在这种新型的竞争条件下，每家厂商生产的产量将小于在完全竞争下的产量。价格并不等于边际成本，价格和产量曲线是垄断的倾斜的曲线。但由于产品的竞争，垄断竞争型厂商的利润低于垄断条件下所得到的利润。亚当.斯密的市场之手不仅是看不见的，而且是根本就不存在的。从社会善行和消费者最适度的观点来看，出现了一片荒废地带：垄断竞争带来了独占固有的坏处（就是说，价格超过竞争价格），却没有竞争的好处（因为进入该市场要求有新的牌子，因此不容易进入）。张伯伦五十年前得出的这个结论成为今天对资本主义市场活动作更流行的加尔布雷思式的批判的基础。
然而，张伯伦并限于使新古典的竞争观念复杂化。他曾对价格信号克作为不同产品和不同行业之间的“转辙机制”的一些简单假设提出了疑问；而且，通过对各个市场的相互依存性提出疑问，他含蓄地对“一般均衡的答案”或多元市场的均衡是存在的这个论断提出了疑问。尽管张伯伦关于产品市场而不是价格市场的描述的“现实性”很快被人们所确认，由于张伯伦的论点恰好是在大萧条中提出来的，因此包含在他的论点中的尚未解决的一些问题，由于世界范围的萧条、失业和社会动荡所提出的宏观经济问题而被弃置一旁了。[36]
（3）凯恩斯革命 凯恩斯的《通论》是一本普遍较好而又很少人读懂的令人迷惑的著作。在对资本的边际效率进行了专门性讨论后，紧接的一章便大谈投机问题，把证券市场比拟为“叫停”、“递物”和“占位”的游戏。萨缪尔森在1946内的一篇回顾性论文中写道：
那是一本写得粗糙的书，结构松散；任何一位门外汉受到作者先前声誉的欺骗，花费五个先令去买这本书简直是上当受骗……全书充满了杂乱无章的令人费解的东西。在该书中，凯恩斯的体系显得模糊不清，难于辨认，似乎作者本人并没有真正意识到它的存在或者认识到它的特征……洞察力和直觉的闪光点缀着令人乏味的代数符号。一个笨拙的定义突然让位于一个令人难忘的抑扬顿挫的音调。我想我在郑重地作一下断言时我并不是在泄露什么秘密（这是以鲜明的个人回忆为基础的），在该书出版后的一年到一年半时期里，在马萨诸塞州的坎布里奇，实际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它讲的是什么，确实，直到米德、兰格、希克斯和哈罗德的数学模型出现以前，有理由认为凯恩斯本人并不真正理解自己的分析。[37]
虽则凯恩斯被普遍地认为是赤字财政和“经济刺激开支”等观点的提出者，这些并不是《通论》所关注的问题。[38]《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该书的全称）是向萨伊定律展开猛烈攻击的一本书，后者断言，从长期来讲，经济制度的“实际力量”将趋向充分就业的均衡。对此凯恩斯评论说，在长期内，我们都死光了。
凯恩斯提出了两个论点：第一个论点是高度专门性的，它认为，即使萨伊定律在一个静态的（即自我控制的）模型里是有效的，也并不表明充分就业均衡在动态条件下是可以实现的，因为趋于均衡的过程所经历的时间取代了均衡本身。
第二个论点则受到较多的注意，这个论点认为，在萧条期间，静态均衡是不可能的，其理由有三：利息作为刺激投资的手段是缺乏弹性的（即投资不会对利息率作出反应）；“流动性陷阱”，或者说，储蓄者（金融机构或个人）持有（“窖藏”）货币的愿望；以及货币工资和物价的粘性。凯恩斯所讲的是，像货币工资或利息率等这类名义数值不会象价格信号那样发挥作用，因而“实际工资”和“实际利息率”不可能回复到平衡。在价格水平相对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名义量值对于实际量值有充分影响。凯恩斯力图撇开货币数量理论来重建经济学，强调收入和就业水平是决定均衡的因素，以及（这个主题在关于凯恩斯的通俗的说明中多半是被忽视了的）把投资作为经济政策的支柱。
对凯恩斯的论点作技术上的论证已由希克斯爵士设计出来——即“IS”曲线和“LM”曲线（投资－储蓄和货币需求），这两条曲线现在已载入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它们表示不同的均衡点，在这些点上不同的利息率和不同的需求表相交，以得出不同的投资水平。[39]
在新古典理论中，利息率是实际变量，而不是货币现象，利息率是由对资本的需求（取决于资本的边际生产率）和社会的储蓄程度共同决定的。但凯恩斯认为，这两种决策是相互独立的：储蓄量是收入水平的函数，而投资的程度[40]则是利息率的函数。在严重萧条时期，货币政策是不起作用的，因为在出现了“流动性陷阱”情况下，贷款人宁可把他的货币“窖藏”起来，除非政府变成了主要的贷款人[41]，廉价货币本身很少有刺激投资的作用。
这个三角架的第三条腿是工资率。凯恩斯假设工资率是粘性的，这是因为“货币幻觉”的催眠术把工人们迷住了。他们为增加货币工资进行谈判并对货币工资的变化作出反应，因为他们仅仅看到他们手边的工资袋，而不想去了解“实际工资”（它将随产品价格的下降而不得不变化）是否会与货币工资同步下降。这样一来，劳动的供给是对货币工资作出反应，并变得缺乏弹性。由于工资具有粘性，雇主在企业不景气时就解雇工人而不是削减工资，总需求随之下降。
随后出现来什么呢？在美国，很快就成为凯恩斯的拥护者的阿尔文.汉森强调“补偿性财政”，即政府通过税收政策或通过扩大政府支出提高总需求来实行干预，这项政策变成了主要的处方。在英国，J.希克斯（在1937年）的解释性论文则强调非充分就业均衡主要是由于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中出现的分裂：为了使利息率在刺激投资方面有效地发挥作用，货币市场的流动偏好表被认为具有太大的利息率弹性，而资本市场的投资表则被认为是利息率弹性太小。
似非而实是的一点是，在汉森的理论中，凯恩斯是激进派，赞成政府作为经济的长期的仲裁人所起的必要作用。用希克斯的话来说，凯恩斯和新古典关于宏观经济行为的观点被吸收到一个统一的经济模型之中，这个模型重新建立了把均衡点作为经济理论支柱的观点。[42]
把注意力集中在凯恩斯理论的专门性分析方面必然会轻视凯恩斯引进的在历史方面的更大的革命。针对马歇尔的传统理论，凯恩斯使宏观经济分析成了经济理论的核心。针对通常把注意力集中在厂商和居民的单个经济单位的决策上，凯恩斯把分析的重点放在诸如投资和工资等总量的相互关系上。他把重点从强调货币和物价水平的货币数量理论转移到重视产量、收入和就业上，因为作为关心的重点这三者在商品资本和劳动这三种市场中是相互协调的。
值得研究的问题（也是争论的关键点）还有均衡的问题。凯恩斯清楚地知道，“实际”经济力量的自动调整并不能使生产资源趋向充分利用这一点在现代分散化社会里是一种符合现实的可能性。但是，非均衡点，以及随之产生的长期停滞的趋势是一个特有的问题吗？
当希克斯发表他那篇把凯恩斯同新古典理论调和起来的论文时（如马克.布劳格所说，迄今仍然是凯恩斯理论的标准解释），凯恩斯在他保存的登有该文的那本书上写道，“作为批评意见来说，他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说的”。然而在《通论》出版一年以后，他在《经济学季刊》发表的那篇旨在答复陶西格、里昂惕夫、罗伯逊和瓦伊纳等四人的批评的文章中，把资源未被充分利用的长期原因，以及经济系统固有的不均衡特点，归诸于知识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无法预见我们的行动的后果，不可能进行预测，因而不可能知道资本收益或资本的折现率是多少。他说，“关于这些问题，据以形成可计算出概率的科学基础是不存在的。我们就是什么也不知道。”
马歇尔曾经假定，通过理性的行为和大数定律，各个人的差异将相互抵消，预见是经济科学的巨大成就。然而，假如象凯恩斯所确信的那样，经济行为是受不确定性和不可决定性支配的，我们就只能在茫茫大海上随波逐流。
（4）菲利普斯曲线 把菲利普斯曲线（由新西兰经济学家、伦敦经济学院的A.W.菲利普斯根据统计资料最先提出的、旨在描述英国1862－1957年间工资与失业之间的相互关系的一条平凡无奇的统计曲线）同诸如货币数量理论，或垄断竞争，或凯恩斯的革命这些重要的概念归为一类，作为从极度抽象的理论通向研究讨价还价杂乱无章的市场的桥梁之一，可能使人感到奇怪。但是，菲利普斯曲线似乎显示了一条能够把持续的（甚至是日益增加的）失业率与日益提高的通货膨胀率这两个令人困惑的迷宫串通起来的途径，而失业与通货膨胀同时并存的情况，在所有的经济学家看来，包括新古典货币主义和新古典凯恩斯主义者，从理论上讲，是一种逻辑上的佯谬，在现实世界里是一个令人烦忧的实际问题。菲利普斯曲线是用名义量值来表示的，名义量值的观点正中凯恩斯主义者的下怀。所以，萨缪尔森（在1969年美国企业研究所的一次专题讨论会上）称菲利普斯曲线是“我们时代最重要的概念之一”，就不足为奇了。
凯恩斯和他的最亲近的追随者所关注的主要不是通货膨胀理论。他们认为，在存在着失业和闲置生产力的萧条期间，价格水平是有粘性的，因而名义量值对于实际数量会有重大影响。但是，一旦实现来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的充分利用，名义量值同实际数量就会分道扬镳，名义支出（工资率或价格）的增加会引起需求拉上的通货膨胀，这就给货币当局提出了控制价格的任务，即通过压缩名义价格水平，使价格回到“实际”价格水平上去。
凯恩斯的理论结构中“缺少的方程式”就是著名的菲利普斯曲线，正如罗伯特.索洛不无讽刺地说，自从菲利普斯在1958年发表的论文中提出那条曲线以来，由于建造伊利运河，它提供的就业量（在这场合是指经济学家）超过任何公共工程。索洛描述了菲利普斯曲线的重要含义：
必须注意到（菲利普斯）是在把工资的变动率（一种名义量值）同失业率的百分率（一种实际量值）进行比较。假如实际事件同名义事件之间并不存在长期的联系，那末，这两种时间数列之间就不应该有联系。假如凯恩斯模型的粗糙的两分法是现实世界的正确描述的话，那末，除非是在充分就业条件下，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率应该接近于零。而在充分就业时，假如能够观察到什么的话，那就应该是剧烈的通货膨胀。
菲利普斯发现的事情实在令人惊异。这种仅仅把一个实际变量和一个名义变量联系起来的简单的双变量关系，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能很好地持续存在，而在这段时期里，英国的工业和劳动的性质有着剧烈的变化。它证明了名义事件同实际事件之间存在着强有力的和明显的相互依存关系。它看起来并不象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的主流宏观经济学所设想的那样，是一种短时期的转瞬即逝的事情。它似乎也不是象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偶然的图景所提供的简单的两分法。看来可以十分明确地认为，工资推动的通货膨胀率——因而可能还有价格推动的通货膨胀率是总量经济紧张程度的平滑函数。
菲利普斯的研究是“直接”经验性的。但它对政府政策和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具有的理论意义是在本世纪六十年代由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提出来的。[43]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这两位经济学家汇集了美国的类似的时间数列，并据此提出一个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之间的关系的假说。他们写道：“这表达来从过去二十五年间美国的资料中粗略估算出来的在不同的失业水平和价格稳定性之间挑选的菜单。”
菲利普斯曲线所表达的这种关系，以及理查德.利普西对这种关系所作的进一步通则化，迅即得到了美国经济学界广泛的承认。马萨诸塞理工学院的弗朗科.莫迪利安尼指出，它有助于“解决那个无所收获的成本推动－需求拉上的争论。它也有助于加强如下信念：人们现在能够甚至更加果断地‘管理’经济，因为有了这份‘选择的菜单’”。在理论的水平上，甚至可以使它符合货币理论。莫迪利安尼在1976年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会长演说中谈到：
接受菲利普斯曲线的关系意味着凯恩斯主义理论结构的一些重大变化，这一点直到后来出现货币主义者的攻击时才多少引起注意。由于工资变动率随着失业率而平滑地减少，这就不再只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充分就业了，而宁可说有整个一组可能的均衡率，每一个均衡率都同一个通货膨胀率相联系（这大概需要有相应不同的长期的货币增长率）。它还使得稳定的就业不足的均衡这种看法受到损害。需求下降依然可能引起初始的失业增长，但这种失业增长，由于缩减来工资的增长，最终会增加实际货币供应量，从而促使失业率回复到与既定的长期货币增长相一致的均衡率。
但在实际的政策措施的水平上，菲利普斯曲线并没有减轻如下论断的分量：为了抵消持久的扰乱需求的因素的作用，宁肯通过稳定政策，而不是以持久失业和不稳定的价格为代价，依靠工资调整的缓慢过程来完成这个任务。的确，稳定政策的领域在如下意义上看来是扩大了：稳定政策当局具有选择某一失业率的权力，就业将环绕这个失业率被稳定下来，虽然这样一来它不得不接受与之相伴随的通货膨胀。
然而，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大部分讨论把两类极不相同的问题模糊起来来。其一是沿着菲利普斯曲线的运动，它假定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存在着交替关系，即通货膨胀率上升一定的百分比可换取一定百分比失业率的下降（反之亦然）。其二是曲线本身的斜率的移动，在这种情况下，曲线所表达的关系接近于“垂直”的，以至于无需通货膨胀就可以使就业增加，或者在不削减工作机会情况下使通货膨胀下降。[44]
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的经验（人们可以拿约翰逊总统1967年的物价稳定委员会为例证）表明，宏观经济政策能够让我们沿着曲线运动，但无法移动曲线。[45]移动曲线的有气无力的努力是采用工资与物价的“指导线”方案以缓和价格变动。对于过去几年来日益沮丧的经济学家来说，菲利普斯曲线似乎变得平坦起来了，以至于选择的菜单沿着曲线上下运动的交替关系，似乎正在消失之中。
索洛指出：
我们知道，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通货膨胀中，菲利普斯曲线家族中的任何一条曲线是相对平直的；为了把经济推向下面的任一条曲线，你就不得不接受很多失业。
大部分严肃的估算指出，失业率额外增加百分之一并保持一年，将可使通货膨胀率减少大约百分之零点一六到百分之零点五。这样的交替关系不是十分有利的。我们也知道通货膨胀过程具有很大的惰性；就是说，为了使经济能把菲利普斯曲线家族中的某一条曲线推向较低的一条曲线需要花很长时间，至少在正常情况下是这样。例如，使失业增加百分之一并持续三年将可使通货膨胀率减少大约百分之零点五到一点七五（而在三年内失业增加百分之一的代价是经济减少生产大约一千八百亿美元，这就使得用增加失业来降低通货膨胀率成为代价高昂的方法）。
我们知道这两件事，尽管是尝试性的和小心谨慎的。我们所不知道的……是为什么惰性那么大，为什么这些菲利普斯曲线那么平直。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为了改变这些关系，我们的社会结构和经济结构将不得不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Ⅳ
死胡同
从1947年到1973年，是经济学到“黄金时代”，它来源于经验研究和理论的会合。一方面是西蒙.库兹涅茨到高耸到建筑，她建造了国民收入和国民产品到宏观经济恒等式，把它们到数字总合起来，就成为一套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另一方面是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经济学到综合，形成一种的数学模型和一套管理经济到政策工具。这两者到结合产生了经济计量模型和一套管理经济的政策工具。这两者到结合产生了经济计量学这一新到迅速发展到部门以及大量到预测模型来说明经济活动到动向和预示它们到相互作用到方向和数量。[46]
但是，再利用经济模型去认识经济活动到上下波动时，存在着两个基本问题（甚至也可以说是两个谬误）。其一是，经济理论（很抱歉，不同意马歇尔的看法）并不是关于人类行为到一般准则，而是（遵循帕累托的观点）从某种人类行为的“理想型式”，即所谓到“逻辑行为”推导出来的东西。这些行为在重要的经济行为中很可能是占少数。
另一个问题是一个经济系统并不是一个经济；它是一种分析到抽象，一个理想到封闭到世界，在其中，生产资源自由流动以便对价格作出反应，比较利益支配着资源在不同用途间到移动，劳动并不是人而是技术（或缺乏技术的）单位，不存在政治上的疆界，机器、资本和商品把它们自己分配给“人类”到最大福利。它是一个乌托邦，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相象的乌托邦以及甚至还有象理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赖特这样的曼彻斯特自由主义者相象的乌托邦，他们认为，生产率和自由贸易的合乎理性到利益将使得战争和剥削（确实，甚至还包括政治的边界）变成仅仅是人类到黑暗过去到一种回忆。[47]
简而言之，经济理论是一种方便的虚构，一种“好象”，以便对照着它来衡量个人、厂商和政府到习惯的、非理性的、逻辑的、利己主义的、自私自利的、偏执的、利他主义的行为——但它不是模拟现实的模型。甚至作为虚构的理想它也是大成问题的。
现代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关于人类行为及其社会环境的两个特定假设上的。一个假设是把“效用极大化”作为行为的动机的基础，另一个是把市场作为进行交易的结构性地区。这些假设合并为这样一个论点：个人和企业在不同市场上按最有利价格寻求他们的效用（偏好、需要）的极大化，而这正是推动所有的行为和交换的发动机。它是全面均衡观点的基础。新古典理论的“改造”必须从效用和市场这两个假设开始。
效用的极大化
保罗.萨缪尔森曾经指出，许多经济学家会“以理性的行为或反理性的行为为基础来区分经济学和社会学，在这里，这些名词是从效用理论的名暗交界线来下定义的”。效用被等同于利己主义或自私自利，而理性则被定义为一致性，这是说，偏好是可传递的（假如一个人偏好X甚于偏好Y，而偏好Y甚于偏好Z，则我们必须假定，在预测人们的行为时，必须认为他偏好X甚于偏好Z）。
然而关键问题时，与理性的相对应的一面，是否就是反理性的，而不是非理性的，以及非理性的行为动机能否提供一个有效的假定来理解经济行为（即旨在提高人类的财富和福利的活动）。阿马尔特亚.森曾经以直截了当的形式提出过这个问题。他写道：
主要关注的……并不是假设的模型跟实际经济世界的关系，而是对于那些带有一些事先选择的假设条件的、明确规定的问题所作回答的确切性，这些事先选择的假定条件严重地约束着能够用于分析的模型的性质。
例如，针对利己主义，森提出“承担义务”这个概念，这要求改造福利经济学的模型，特别是“公共财货”这些方面。根据“利己主义理论”，可以预言，人们将力图避免承担他们在费用方面的份额，因为他们设想，如果是一种公共利益，那末无论如何它总会扩及到所有的人。这样一个理论是边沁的所谓“社会是一种虚构”的原理的继续，其结果是，除了一个人自己的私利以外，并不存在所谓“社会的”观点这类事情。然而以这一假定为基础，并据此塑造出经济行为模型的激进的个人主义，悍然不顾大量传统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后者经常是把个人的行动塑造成集体的型式。[48]
不仅个人被假定为“效用极大化者”，而且企业也被假定为“效用极大化者”。事实上人们往往假定，个人按习惯、风俗或刺激作出的反应也许是“反理性的”，而企业受到“损益”规律的约束，是按纯“理性的”原则行事的，从而成为“使一切市场供求平衡”的主要代理人。近年来出现了一套文献，对上述把问题简单化的看法提出挑战。在这期刊物上，哈维.莱本斯泰因阐述了他的X效率理论，这个理论砍掉了微观经济学的一些传统的假设。赫伯特.西蒙之所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部分是由于他提出了这样的理论：企业的行动准则并不是“利润极大化”，而是实现“令人满意”的目标。
效用理论能解释“工资粘性”吗？它仅仅是凯恩斯所说的“货币幻觉”吗？约翰.希克斯爵士不久前在《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一书中作了颇有启发性的论述，提出了与凯恩斯派不同的说法。他在研究了过去七十年间的英国工资的情况后认为（除了少数发生急剧滑动的大起大落的时期外），工资和就业是趋向于有粘性的，因为无论雇主和个人都不愿破坏传统的关系。“‘粘性’不是‘货币幻觉’的问题；而是一个连续性的问题”。约翰爵士在考察较近一段历史后指出，工资运动的主要因素是“预期”与“公平”意识的结合。他写道，正是“社会压力”起着支配作用，相对公平的意识推动了竞争的压力。不管劳动力是否稀缺“工资照样增加；所以他们在衰退时期也如同在繁荣时期一样如数增加，或者几乎如数增加。每一个人通过某种比较，会感到自己落在后面了……”
所以，在效用理论的这个关键性领域里，社会学（“反理性的行为”？）看起来比标准经济理论提供了更充分的解释。
对于政府涉及这个局面的程度，怎样处理这个问题，常规的效用理论是不知所措的个人和家庭大概是效用极大化的寻求者，厂商、合伙企业和大公司是利润极大化的寻求者。但是政府旨在取得的极大化是什么？较古老的德国财政学派，以其典型的条顿人的彻底性，认为政府寻求极大化的东西是某种可称为国家的效用。英美的经济理论，由于它的前提是个人主义，完全忽视了这个问题。在这两种观点之间的空隙当中，人们可以认为政府主要是寻求国民生产总值的极大化。
显而易见，由于政府（甚至在“市场社会”中）占全部经济交换百分之二十到百分之六十的份额，这个问题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关键性的问题。那末政府寻求的极大化是什么？
当代经济理论中有关用市场价格莱表示政府开支的大部分讨论集中在“公共财货”问题上。这个问题在萨缪尔森于1954年发表的《公共开支的纯理论》一文中被重新提出来。然而它是用个人主义经济学来表达的。它假定只要存在着公共财货（这是一种不能分割地提供给所有人的财货）的地方，消费者将隐藏他们的“偏好函数”（即为获得该财货他愿意付出多少），因为他们知道它是大家都可以利用的，这就难以对最优价格或税收问题作出回答了。萨缪尔森用他惯有的才华使用一个抽象的数学模型建立了一个“冒牌的市场均衡”——它的唯一难处是它与现实的行为关联很少。
但是没有提供任何见解来洞察这些集体决策是怎样或应该怎样被作出来的问题。一个经济学家可能回答说，这是政治理论的问题，而不是经济学的问题，但是在政府大量介入经济的情况下，这样的答复是难以令人满意的。
人们不得不回到我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历史的论点。现代经济理论是从古典的自由主义推导出来的。而那个自由主义是反对政府的；它的含义是自由放任。亚当.斯密并没有指望由政府来确立个人行动的边界，他却指望公民社会，即那个把家庭、氏族、邻居、教区和教堂连结在一起的社会的网络来确立道德行为的一般准则。自由主义寻求的是王国的自治，它不仅把涉及世俗权力的教会和国家区别开来，也把处理个人自发行动的经济学和政治学化分开来。正如才华横溢的卡尔.施米特在《政治的概念》中指出的，经济学把个人作为竞争者对待，而政治学则把个人划分成朋友和敌人。人们无须接受这种关于政治学特点的极端的公式，但在这两个领域里个人行为方式的质的区别施存在的。但是施米特的论点的推论具有更大的经验力量：一旦一种经济行为变成政治行动，它就不可分离地与国家结合在一起了。并且暗含地承认政府有权调整这些行动的有效性。
但什么是国家？在当代西方社会，它是支撑资本主义甚至超越单个资本家企业的利益的一种代理人吗？它是一只为了官僚政治（或“新阶级”）的利益试图大口吸吮培育它的国家的经济躯体的怪兽吗？它是一种从“职能的必要性”演化而成的“特定的”工具吗？这种必要性是：必须要有某种中央机构来管理由现代社会的新的交往规模和技术革命引起的相互依存性和复杂性。由于它是一个政治的躯体，必须管理经济机构，它意图为之服务的是谁？经济理论，甚至作为一种技术性工具去分析这类决策引起的结果，除非它试图对这些问题提供一些答案，是有很大局限性的。[49]
市场，自由与其他
市场问题是自亚当.斯密以来一直贯穿于经济讨论的一个问题。他最先发现商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喝苦啤酒，除此之外，就是决定他们正在出售的产品的价格。商店闲谈就是谈论价格。在经济学文献中，涉及市场的不完全性或市场失误的参考资料之经常出现，就象对于“假使其他情况均保持不变”涉及的其他强制性警告，必须经常致以敬礼一样。任何经验性的均衡理论的的症结，是为什么在某些市场（如劳动市场）存在着持久的非均衡点。
直到最近（除开张伯伦的理论，它涉及不同产品的市场价格，而不是一个行业内的同质产品的市场价格），对于当代经济中的实际的市场结构的性质一直缺乏全面的理论分析。在过去十年间出现了大体上大家都同意的看法，虽然所用名词不同。这就是约翰.希克斯爵士所说的“固定价格”市场和“伸缩性价格”市场，或者耶路大学的威廉.诺得豪斯（和已去世的阿瑟.奥肯）所说的“拍卖”市场和“有管理的或顾客的”市场。希克斯在1973年所作讲演中谈道：
确定不移的事实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中至少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市场。有一类市场的价格是由生产者确立的，对于这类市场（包括大部分工业品市场）来说，“固定价格”这一假设是很有意义的。但是还有另一类市场，即“伸缩性价格”市场或投机市场，在这种市场里，价格仍然决定于供求关系……
那种纯伸缩性价格的理论……是不符合实际的，虽然它可能是有启发性的。毫无疑问，它的现实性比不上纯固定价格理论。但是纯固定价格理论本身也不是完全符合现实的。因为投机市场（诸如大宗的原材料市场，且不说金融市场了）确实存在着。
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把两种市场都考虑在内的理论，是一种固定价格和伸缩性价格都占有一定地位的理论。为什么某些种类的商品要在这一市场上交易，而另一些种类的商品要在另一种市场上交易，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
为什么会发展出这些不同种类的市场，我们可以留待社会学的经济学家去答复。但是，它们确实存在这一明显的事实，使人们对于通过市场价格来促进资源的调整这一观点产生怀疑，而这种观点依然是一切有关经济行为的模型的基础。
固定价格市场的产物是价格刚性，它有时是有益的，有时则否。市场权力也许会抑制伸缩性，但也带来了稳定性。在供应短缺期间（这时经常出现黑市），大公司为了与它原有的顾客维持长期关系，较为经常的情况是避免大幅度提高价格。（这就是马克斯.韦伯所谓的理性的资本主义，而不是“地中海东岸式”的贸易。）在失业期间，它成为“隐含的契约”（或阿瑟.奥肯所谓的“看不见的握手”）的基础，在这时候，雇主受到传统关系的约束，或甚至式履行某些残存的义务，将尽其所能保留原来雇用的工人，由此导致劳动市场的粘性。
我们不知道这种传统主义，这些刚性，这些固定价格市场将扩展多远。但很清楚的是，价格信号并不是标准经济理论所说的能够在一个社会中创造出均衡点或资源的“最适度”配置的转辙机制或调轨机制。要是制度的和政治的因素变得比市场因素更重要，所有这一切将使得公共政策成为关键性问题。人们能够象旧式的美国十九世纪末的人民党和最新牌号的货币主义者那样，要求激进的政策（例如，更有力地加强反托拉斯法），以便给经济带来更强的竞争和更大的价格伸缩性。或者要求对资源的移动实行更多的政府干预，如扶持“朝阳”工业（即采用新技术的那些企业），扼杀“夕阳”工业（如某些大的汽车公司和钢铁公司）这类建议。或者，我们可以采取亨利.奥利奇、阿瑟.奥肯以及其他一些人所建议的税收刺激政策（T.I.P），以便缓和价格和工资的增加超过官方规定的指导线。所有这一切都是政治经济学的关键性问题，经济理论的标准模型对回答这些问题很难提供帮助。
Ⅴ
合乎理性或时间
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处于困境是没有多大疑问的。但是认为这些困惑难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或市场经济所特有的观点则是令人误解的。波兰就面临着资本积累部门比例失调、价格混乱等问题，这些问题与许多西方国家经济面临的问题似乎很少差别。由于计划缺乏伸缩性和生产效率低，苏联发现它的增长率正在下降。另一方面，日本、新加坡和台湾看起来目前搞得很不错。或许答案在于文化和国家的特点，或者是凯恩斯所谓的“血气方刚的冲动”在一定时期的表现，这种冲动在特定时候使某些社会生气勃勃，然后使它们精疲力竭。
提这样一个问题使唐吉诃德式的：二十世纪初涉及社会学的中心问题是（如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为什么理性的资本主义在西方得到发展，而不是在中国或其他非西方世界的地区？他的回答是，资本主义已被赋予了一套新的合理性（其方向主要是宗教所决定的），这种合理性摧毁了传统的关系（行会、教区、氏族），培养了个人主义，使所有资源（如土地和劳动）可以根据市场需要完全自由地流动。然而在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时，正在出现的一个社会学问题似乎是，为什么一直维持着传统关系的日本（它甚至把传统的村社结构转变成了工厂结构）资本主义的发展会那么成功，日本强调公社制社会结构和意见一致，并向工人提供长期的即使不是终身的就业机会。
过去二百年间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经济理论在这类问题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它是与历史无关的和抽象地进行分析的。但这恰恰是疑难之所在。总的说来，经济理论是建立在古典力学模型的基础上的并且是根据自然科学的设想发挥作用的。这种模型导致“均衡”这一概念，在这模型中“自然力量”力求这种发挥它们自己的作用并使经济关系恢复平衡，平衡的支柱则是“完全竞争”。其结果是对于人类行为基本上持一种机械论的观点，当出现了不调和的情况时，接着而来的便是一系列孤注一掷的和慌乱的努力，试图用位于体系之中的“实际量值”（理性的）去修正“名义量值”（即反理性的）。多么象黑格尔啊！
但是，这种办法忽视了一种关键性的区别。古典力学涉及的是自然所规定的东西，它力图辨认出隐藏在系统的特征内的内在秩序。经济学并不是由自然规定的东西。它是一套被构造出来的逻辑，它最多也只是一种“似乎”性质的模型：这个模型描述的是，假如个人按照特定的“逻辑的”方式行事，将会出现怎样一种资源分配。但对于一个社会来说，并不存在单一的“基础结构”。由于习惯和风俗以及反理性的或热情的原因，也由于人们能够有意识地改变制度或重新设计社会的安排，人的行动是千变万化的，因此不存在内在的秩序，也不存在构成那个经济的“结构”的“经济规律”；只有不同型式的历史行为。所以，经济学和经济理论不可能是一个“封闭系统”。社会科学必定不完全是“多棱镜”，它挑选出人类行为的各个不同的方面，以便去认识变动的原因和它们的含义。确定它们的边界的东西并不是主题的“本质”特征，而是它们提出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它们具有很大的渗透性。[50]
也许可以回想起，凯恩斯本人对于预测人类行为的可能性曾经提出过怀疑，特别是当这种行为是建立在变动莫测的预期基础上时。如G.L.S.沙克尔在《认识的科学与经济学》一书中说的那样，把这个问题以更正规的形式表达出来，就是经济理论家可以或是选择“合乎理性”或是选择“时间”。抛弃时间的理论可以提出诸如主观的边际主义，局部或一般均衡等命题。但引进时间不仅产生了不确定性；而且如果要解决人类时怎样作出选择的问题，它必须了解“非理性”的行为。[51]
一个“解释性”的经济理论
重建之路何在？最终为经济提供方向的东西，正如凡勃伦很久以前所提出的，并不是价格体系，而是有经济嵌于其内的文化和价值体系。价格体系是商品和劳务的相对配置的机制，但这种配置不是按照人的本性（或效用极大化），而是按照目前的收入分配状况和社会需要的文化类型分配的。因此，经济的指导只能是象形成它的文化的价值体系那样公平地分配。
一个“解释性”的经济理论[52]应该必须考虑到它的分析只有同社会学结合在一起时才有经济意义。对于精明而讲究实际的经济学家来说，这是比瘟疫还坏的令人提心吊胆的厄运，然而令人高兴的是，人们发现，甚至象罗伯特.R.索洛这样严肃的理论家在美国经济学协会的会长演说（1979年12月）中，也试图提出一个有关工资粘性的理论，以填补凯恩斯理论的缺口，这个理论借助于对诸如“社会的方便”和“通过社会压力实施善行的准则”等的阐述，来解释“劳动市场的持久的不均衡”。他得出结论说“经济人是……一个社会的范畴”。这也是向着重建经济理论开始迈出的微小的一步。
一个经济理论，必须看到它的基础结构不仅与政治有关，也同政治理论有关。所有现代的社会理论的最大佯谬，是政治哲学（追溯到马基雅维里、霍布斯和卢梭）都把人看作是由欲望、激情和意愿所控制的，而经济理论则把人类行为定义维理性的行为——尽管这种合乎理性是用纯粹工具的和职能的术语来下定义的。[53]在现代理论家当中，只有马克斯.韦伯力图建立一个考虑理性和非理性的社会行为理论，用这两种方式来研究经济学和管理，政治学和宗教。
按照这种思考线索，经济理论必须把政治实践结合在它所认识的躯体内。价格理论是讲分配的。资源向最有利的（或成本最小的）方向流动。有些人必然会有所失；熊彼特曾经称之为“创造的破坏”，或者莱斯特.瑟罗在最近所说的总和为零的博弈。但政治实践是讲再分配的，它对一个社会中具有不同利益的、在起作用的、种族的、处于有利地位和不利地位的社会集团的分量（选票、货币和权力）作出反应。
最后，经济理论必须回到时间（在逻辑意义上）和历史（在经验事实意义上），[54]以便能对其规模日益扩大、新领域不断出现的经济和社会行为所带来的复杂的新的社会安排作出反应。亚当.斯密的世界是千万个小小的家庭企业当中的一个，是看得见的大量商人和顾客中的一个，所以斯密可能只注意到公民社会而没有注意到研究政府，把公民社会看作竞争场所，在其中，竞争将由惯例和伦理来调节，而不是由契约和法律来控制。后工业化秩序是这样一种秩序，在其中，经济创新是由科学知识的进展和积累所支配的，而植根于世界农业和工业的当代经济理论并没有衡量科学这个事物的“产出”的工具，或者说小点儿，甚至无法衡量技术的变化。[55]然而，没有这类知识，经济理论怎样能够作为有效的指导，更不用说作为指导经济实际的模型了？
我的观点的要点是认识论的。经济理论与物理学不一样，并不是由简单的作为基础的实体所规定的。它也不可能是关于人类行为的不涉及时间的一般的理论原则（马歇尔，还有加里.贝克尔，对不起了）。其结果是，经济学不能够象在古典力学中的模型那样是一个“封闭体系”，这样的体系忽略了变化或毋须努力去辩明变化的特定型式。
这是意味着放弃合理性的均衡这种强有力的逻辑手段，放弃极大化和市场走向社会学的反复无常行为和政治学的不受约束的诡计吗？全然不是这样。保罗.萨缪尔森曾经发现“至少从重农学派和亚当.斯密以来，对经济文献的主要部分从来没有失去这样的感觉，即从某种意义上讲完全竞争代表了一种最适度状态”。我们也看到，近年来，从帕累托的最适度理论衍生出来的福利经济学的一大套文献对实现最适度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的结果规定了一整套定义。但这是对支配经济理论的实证主义的一种背离，一个必要的背离。所有这一切的必然结果，经济理论不能被作为人类是怎样行事的一种“模型”（或样板），因为这些经常是不够充分的，但作为一种“乌托邦”，一套理想的标准，人们可以据此对不同政策行动及其后果进行辩论，作出判断。在我看来，这就是任何社会“科学”在使人类事务理论化方面所起的有意义的作用。
[30] 本文选自（美）丹尼尔.贝尔和欧文.克里斯托尔编《经济理论的危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
[31] 我要感谢罗伯特.M.索洛审读了本文初稿，并使我避免了一些显著的错误。不用说，他对于我的任何论述毫无责任。我也要向马克.布劳格表示感谢，他的《经济理论的回顾》引导我穿过了经济学说史这个荆棘丛生的灌木林。
[32] 有人会说所有这一切近近是人们约定俗成的意识形态，这些规则当时没有也从来不曾作为人们处理经济事务的准则。用以教导文艺复兴时期的统治者的后裔的是“基督教原理的教育”，而不是马基雅维里的手册。事实可能是这样，但是，这种辩论仅仅是乞求于尚待阐明的问题：产生这种“意识形态”的原因何在，为什么这种意识形态（加入曾经是那样的）的变化如此激烈。
[33] 正如斯密在论道德情操一书中清楚表明，一个人工作的动机并不是经济动机，而是身份、受人尊重、尊敬、道德品质、品格等，这些东西使他成为一个可贵的、高尚的人。斯密认为，人是社会的动物，人们在行动中经常注意到他的同伴的评价。他关于社会的理论是关于同情的理论，不是如休谟设想的在一个效用系统中计算快乐的理论，而是衡量人们在社会关系中的教养和身份的理论。主要的美德是公正。正如他在《道德情操论》中写道：“我感到我们遵循公正的原则行事，比按照友谊、博爱或宽宏大量行事要承担更严格的义务；后面提到的这些美德看来是要让我们自己去作出选择，但是，我们不知怎么总是感到自己是处于受到公正规则的束缚、约束并对其承担义务的这样一种特殊状况。”
在这方面斯密依然是弗朗西斯.哈奇森的学术和亚理士多德的经济学的实践者。
[34] 事实上，十分令人注目的是，可以认为，马歇尔力图把所有现象的质量和数量转换成效用的质量和数量。他在《原理》中谈到“效用与需求”时写道：
人类不可能创造物质的东西。诚然，在经济和道德的领域内人可以产生新的思想；但是，当我们说他生产物质的东西时，他实在只是生产效用而已，或换句话说，他的努力和牺牲的结果只是改变了物质的形态或排列，使它能较好地适合于欲望的满足。
效用是被当作与愿望或欲望相互有关的名词。……欲望是无止境的、多种多样的，但每个单独的欲望确却是有其限度的。人类本性的这种平凡而基本的倾向可用欲望饱和规律或效用递减规律来说明。
[35] 统计理论的历史（R.A.费希尔、内曼和皮尔逊，尤儿和肯德尔，沃尔德和霍特林的研究工作）在标准的经济理论的历史中令人难以理解地被忽视了，事实上经常被省略了。
[36] 张伯伦著作的某些方面由于同一年度出版了琼.罗宾逊的《不完全竞争的经济学》一书而被搞得模糊不清。尽管罗宾逊夫人的书名抓住了张伯伦论点的“要旨”（虽然不是关于一个厂商的准垄断优势的专门性论证），这两本书实际上讨论的是不同的问题，把这两书混为一谈，模糊了张伯伦的论点的意义。罗宾逊夫人的书是对马歇尔有关垄断的思想的进一步加工，是把行业作为理论分析的单位，而不是象张伯伦做过的那样，研究厂商的市场力量。正如马克.布劳格所说的：“尽管两本书在表面上有相似之处，现在十分清楚的是，张伯伦才是真正的革命。”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张伯伦本人在政治上是保守派，在劳工问题上十分反动，而罗宾逊夫人则是最典型的激进的女学者。张伯伦的最强有力的批评来自芝加哥学派，特别著名的有乔治.施蒂格勒的《经济问题五讲》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
[37] 然而，萨缪尔森，这位爱用反话的作者得出的结论是：“一旦最后掌握了它时，人们会发现，它的分析是显而易见的同时又是新颖的。简言之，那是一部天才的著作。”
[38] 凯恩斯于1929年与休伯特.亨德森合写的一篇论文提出了对付萧条的处方。但它们并不是新东西：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前辈A.C.庇古在1912年已经指出公共工程是合乎理性的事情。
[39] 原文如此。所谓IS曲线是指，对于任一给定的利息率，在产品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达到均衡状态（亦即储蓄与投资趋于相等）时应有的实际国民收入。由于利息率越高，相应的投资量越少，从而国民收入的均衡值越小；反之则反是。因此，如以纵坐标代表利息率，横坐标代表实际国民收入，则描述利息率与（在储蓄与投资相等时）实际国民收入这两个变量的对应关系的IS曲线自左向右下方倾斜。所谓LM曲线是指，在货币供应量为既定的条件下，对于任一给定的国民收入，在货币市场上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由货币需求来表示）恰好等于既定的货币供应量时应有的利息率。由于在货币供应量既定的条件下，国民收入越大，则交易动机所需的货币量越多，从而与之相应的（在货币的供给与需求平衡时）利息率越高；反之则反是。因而描绘在上述坐标图上的LM曲线自左向右上方倾斜。IS曲线与LM曲线是在凯恩斯《通论》（1936年）出版后，英国希克斯在1937年最先提出的，其后由美国汉森作了系统明确的阐述。借助IS曲线和LM曲线，凯恩斯的国民收入决定理论的两个因变量：国民收入的均衡值和利息率的均衡值将在产品市场与货币市场相互依存相互决定之下同时被决定。——译者
[40] 原文如此。应是投资量。——译者
[41] 原文如此。由于凯恩斯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是指这样一种状态：即利息率已降低到最低限度，亦即人们预期利息率不会进一步降低而只能上升。在这种场合，政府借助扩大货币供应量来降低利息率（廉价货币）的政策措施的结果是：政府增加的货币供应量全部被人们作为价值储藏手段被“贮藏”起来，而利息率则不会下跌；利息率不下降，投资不会增加。所以，在出现“流动性陷阱”的情况下，货币政策不能够发挥降低利息率，刺激投资，扩大生产和就业的作用。——译者
[42] 正是这种对凯恩斯的“美国化”（有人甚至称之为庸俗化）导致持久地把凯恩斯误解为仅仅是需求的理论家，而不是投资的理论家。例如，在《商业周刊》最近一期关于“美国的再工业化”的讨论中，编辑们在“储蓄的侵蚀”一节的开头写道：“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制定政策的人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影响下把注意力集中在需求管理上。其想法是鼓励消费者以牺牲储蓄为代价花钱买消费品，以便创作出巨大市场，后者反过来会促进投资。”
然而，这是歪曲了凯恩斯和他的经济处方，因为凯恩斯的关键性论点是，投资是使经济恢复元气的钥匙，因为它的乘数效应将扩大需求。
[43] 正如索洛在回忆这个发现时所说的：“我记得当我们第一次正在注视这个图形的时候，萨缪尔森问道：‘你觉得那会是一种可逆关系吗？’他这句话的含义是，‘你真正认为经济会象那条曲线那样沿着曲线来回运动吗？’我回答说，是的，我倾向于相信那回事，保罗说，‘我也是这样想的。’”
[44] 原文如此。菲利普斯曲线从自左向右下方倾斜（纵坐标代表通货膨胀率，横坐标代表失业率）变成垂直线是指：失业率总是固定在一定水平上，把因通货膨胀率的大小或增减而变化；后者完全取决于货币供应量或货币增长率的变化。——译者
[45] 对此作出的解释是原有的工资刚性的粘住点。萨缪尔森仍然相信人们是受到“货币幻觉”的控制的，以致市场是对收入和物价的货币（即名义）价值，而不是对实际价值作出反应。
[46] 1965年到布鲁金斯模型有十八个主要组成部分，如劳动力、消费者需求、住宅建筑等等，包括三十六个生产部门，并通过三百个方程式作出它到预测。布鲁金斯模型的设计者之一，劳伦斯.克莱因建造到旨在预测世界经济的联结设计有一千一百七十八个非线性联立方程式，包含十二个国家到模型，再加上几百个方程式以处理美国与世界其他地区到贸易关系。
[47] 从非常本质到意义上讲，约翰.洛克和亚当.斯密的这种乌托邦是与马克思到乌托邦对立的，马克思十分理解这一点，特别在《哲学的贫困》的一些篇章中，他把古典经济学家定义为资产阶级的“理论家”,如同“知识分子”被定义为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一样。一个是个人主义到空想家，另一个是集体主义到空想家。
[48] 或许试图把所有的人类行为理论重新塑造成效用理论的最激进的努力是由加里.贝克尔在他的著作《人类行为的经济学分析法》中作出的。贝克尔论证说，人类行为并不能划分为经济的和非经济的两个部分，人们斗按照使他们的利益极大化原则行事。因此，贝克尔把微观经济理论推广到婚姻、犯罪等通常所说的“非经济领域”。他在《一个婚姻理论》一文中把结婚当作两个人组合的企业，合伙人当中的这个或那个是企业主，付出薪水“雇佣”另一个人，通过投资和花费以增加“企业”的利润。贝克尔的学生把效用理论应用于犯罪问题，把犯罪看作是担风险的活动，当受到的惩罚很轻时效用就极大化了。贝克尔的另一个学生，乔治.普里斯特曾经讨论过法律问题，“就诉讼的概率而论，一条法律条文之间的变化）将会引起消费选择的分配的变化，即趋向于相对便宜的商品而舍弃较为昂贵的商品”。
论证的关键之点是，由于资源的稀缺性，人们被迫承受选择所带来的痛苦，为此他们将选择最“令人快乐”的道路。但是，这种享乐主义计算本身是把对人类行为的解释约束在最狭窄的精神方面，它一方面忽视了传统主义的广阔领域，另一方面忽视了道德方面的考虑。
[49] 开始作出一些答案的一个经济学家是约瑟夫.熊彼特，他在1918年发表了一篇直到现在才引起人们重视的题为《赋税国家的危机》的论文。他抛弃了财政学力图衡量不同种类的赋税的归宿这一传统的分析方法，写道：“一旦国家作为一种事实和一种社会机构存在时，一旦它已经变成操纵政府机器的人们的中心，（它的性质）不能再次仅仅从财货的立场去理解了，对国家来说，财政现在变成了一种服务工具……赋税的种类和水平由社会结构所决定，但一旦赋税存在，它们变成了社会权贵们为了改变社会结构所能抓住的手柄。
为了理解这种新的现象，熊彼特主张发展一种新的领域，他把这个领域讽刺地称为“财政社会学“。关于对这些论点的讨论，参见拙著《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第227－232页。
[50] 应该指出，当代经济理论的力量来自所探讨的问题的范围缩小和数学推理这一强有力的技术工具。在成为一门“分析的科学”而不是一种描述性的探讨时，为了简化分析，假设把“资本”和“劳动”作为同质的东西，并把所有的交换同价格联系起来。但所有这一切本身包含着巨大的代价。首先是忽视了技术进步，甚至在1957年当罗伯特.索洛在一篇才华横溢的论文中，力图估算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所作贡献时，他不得不把它作为一种“余值”来处理，即把除去其他投入所作贡献以后剩余下来的部分作为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这个研究结果引起乔根森和格里奇的不同看法，它们认为，仅仅用资本的投入这个因素就可以解释技术的进步。
当代经济理论缺乏一个考虑到技术、创新、人口统计的因素，或企业家精神的完整理论结构。所有这些仅仅是“社会学的”。
[51] 回忆一下前面谈到的关于萨伊定律和凯恩斯的一个论点：作为“静态”特征，在一个封闭的和没有时间因素的体系里，充分就业均衡在理论上时可能的，但通过岁月流逝而移向均衡的过程取代了均衡点本身的位置，以致人们正在追逐的东西可能无非是一种缥缈模糊的意愿。
[52] 我使用“解释性的”这个词是按照社会科学中日益增长的惯例来为一种研究方式下定义，这种方式不是实证主义的，而是联系个人行动的意义，但并不恰好是“可观察到的行为”本身来解释研究的对象。
[53] 由于经济理论从一开始就避开了道德范围，人类行为的“目的”被认为是多种多样的或既定的，经济学集中注意力达到目的的有效率的手段。
[54] 曼库尔.奥尔森引用的材料（从货币主义者菲利普.卡甘的研究结果中）表明，衰退期间物价下跌的趋势在岁月推移过程中稳定地减少。他在一篇未发表的论文《宏观经济学的演化分析》中写道：
显而易见，诸如政策、结构或制度的变化在一段时间里是累积性的或向前进展的，它们正在改变宏观经济问题的特点。从实际产量的变化比总需求的变化更大的趋势中和对价格本身的直接观察，我们可以知道，物价和工资粘性更大是发生的变化的关键之点。但我们无法用粘性价格来解释这种变化，也同样不能用特定的一些假定，如“刚性工资”或仅仅是描述性概念的菲利普斯曲线来解释。大部分工资和物价在两次大战之间比十九世纪更少伸缩性，而在停滞膨胀时期伸缩性更少，必须找到这一事实的原因。那个原因反过来必定会在我们的宏观经济理论中起主导作用。
[55] 考虑到这些问题的一位经济学家又是熊彼特，他发展了一种关于创新的理论，虽然这一理论从没有结合到新古典分析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