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技术与地位

在中国社会结构变迁中，如何改变整体社会结构中下层过大的问题，使包括像技能工人这样的群体，有机会进一步上升到中等社会阶层中来？最有力的渠道，就是给与正式的技术职称认定，从而实现自身的结构转型。这不仅符合国际上大多数国家社会结构演变的惯例，而且，也可以大大促进职工学习技术、技术评比、技术进步的积极性。

而要确定技能工人的社会地位，要靠他们劳动力中的技术含量。从形式上看，政府的“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已经建立了“国家职业资格证书制度”。由各地的人力资源开发局“职业技能鉴定部”颁发“职业资格证书”，该证书共分成五级，所涉及的行业包括：轻工、冶金、纺织、化工、烟草、有色金属、粮食行业、珠宝首饰行业等等。

关于技能、技术怎样影响人的社会地位，比较成熟的理论有两种，一种是新马克思主义者赖特提出的技术资产理论，另一种是新韦伯主义者帕金提出的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理论。

赖特认为，技术和技术资格证书也是社会中一种不平等分配的财产形式，技术资产的基础是技术证书，而技术证书是由权威部门和各种法规所决定的。帕金认为，专业资格、技术证书制度与财产制度同样重要，是现代社会分层的两大基本制度，技术证书决定着什么人可以进入什么样的职位，因此，在决定社会分层、阶级结构方面，技术证书的功能丝毫不亚于财产制度的功能。两位学者虽然代表不同的理论流派，但在确认技术证书决定社会分层方面，两者的观点是近似的。

尊重一线劳动者

新中国建国以来，技术证书晋升机制曾有过几次变革，可以说，迄今为止还处于改革之中。由于技术证书认定本身也在不断变革，在决定分层方面，其特征表现为“不稳定”。

共和国建立初期到五十年代初，进行了第一次工资改革。在企业工人的层面上，实行了以技术等级标准为基础的八级工资制度，用考工定级或考评结合的办法确定工人的工资等级。全国大多数企业都实行了八级工资制、制订了等级标准，并严格按照技术等级标准考核晋升。

到了 1995年，国家劳动人事部门参考国际经验，在我国建立了新的五级职业资格证书制度。该变革的本意是试图建立新的技术等级制度，但是，从实际效果看，新的五级职业资格制度很不成功，这样，变革的结果是更加弱化了技术等级分层的功能。

应该承认，八级技术分层比目前的五级技术分层，更能体现出为今日中国创造出巨大的GDP 的技术劳动的差异特征，更能体现出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的巨大差异，更有利于中国工人追求高层次，高水平的劳动技能。我国目前的技术分层,更多地偏重于对于脑力劳动、知识分子进行细化的专业技术分层，而常忽视对于一线劳动的、将体力劳动与技术劳动相结合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分层，这与我国比较轻视操作型劳动的传统有关。

八级技术分层比目前的五级技术分层，更能鼓励一线高水平劳动者的劳动自豪感。社会学的研究证明，更为细致的技术分层可以有更强的社会地位差异感，可以促使人们更积极地去追求更高的技术地位，更为细致的技术分层也会使社会公众，对于高技术层有尊崇之心。中国目前缺少的恰恰是对于一线劳动者的尊敬。

观念亟待改变

同时需改变的观念，是科举制度对于中国社会影响巨大。在科举制度下，只有科举认定的四书五经是可以获得功名利禄的知识，其他的技能则受到轻视。受到这种影响，迄今为止，全社会都注重于高考。可以说，高考是被过度张扬了，明明国家经济建设，大量急需的劳动群体是技术工人，常常出现高级技术工人奇缺的难题。我国劳动就业中最急需的、需要数量最大的，恰恰是这种直接操作型的技术人才。

我国有一种很不好的传统就是轻视体力劳动，因而也轻视体力劳动技术，对于学生动手能力的训练也不重视。当然，这里面也有“官本位”的不利影响，2010年7 月人民网公布的调查，约七成的网民就业选择都是“公务员”，这样的就业选择显然是畸形的。

目前，总的社会大背景是产业演进、职业更新。该演变会导致从事专业技术、职业技术、产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大大上升。

我认为，应该由政府的劳动部门组织和推广，在全社会开展技术等级竞赛，对那些在竞赛中表现出高水平职业技术、技能的人给予奖励，也给予国家认可的技术证书。甚至可以通过电视等媒体宣传这样的竞赛，在全社会塑造具有高水平技术技能者的社会地位。最终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操作型技术阶层的形成，进而实现中国社会结构向现代社会结构的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