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环绕地中海生活的人类世界里，公元前五世纪几可说是“雅典的世纪”。其时的雅典贸易发达、经济繁荣，在制度和文化上是“希腊的学校”、政治军事上不仅是海上的霸主、并以提洛同盟为基础，营造了一个俨然像一个“雅典帝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联合体。而这一切都是在雅典和其他城邦及国家的关系中展开的，其兴衰与其他邦国的关系紧密交织在一起。这篇笔记即欲从这种邦国之间的关系来观察雅典的兴盛与衰落，而尤其是衰落。
雅典的兴盛
雅典最鼎盛的时期可以说是在两次战争之间：一次是公元前五世纪之初的希腊与波斯之间的战争；另一次是公元前431年开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这场战争差不多一直延续了三十年，到那个世纪末才结束。
在第一次希波战争中，对希腊人说来，战争的性质是反侵略，当时希腊的诸城邦相当团结、同仇敌忾，包括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当时最强，后来成为宿敌的城邦也是紧密合作、联手作战、接受共同的指挥。在这场战争中，雅典应该说是起了积极主导的作用，它不惜自己的城邦被占领和蹂躏，以弱抵强，终于使希腊人取得了对波斯人的胜利，而战争的结果则使雅典的实力和影响力大大扩张，奠定了日后“雅典帝国”的基础。而第二场战争：伯罗奔尼撒战争的性质却可以说是一场希腊世界的内战，很难说战争的双方：雅典联盟和伯罗奔尼撒同盟那一方是正义的，是被侵犯的，战火烧遍了几乎整个希腊世界，不仅各城邦之间互相进行战争，许多城邦内部也发生了内乱，它的持续时间也相当漫长，最后的结果是雅典的失败，而胜利者也差不多精疲力尽。简单地说，雅典是崛起于世纪初的第一场战争，而衰落于世纪末的第二场战争。
雅典不仅在两次战争中唱主角，而且在两次战争之间的数十年间，在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各方面都达到了一个最高峰，展现了辉煌的成就。这种成就表之于物质和外观上的如迄今都让人叹为观止的帕特农等神殿，以及其他各种优美的建筑和雕像，卫城的建筑师姆奈西克里（Mnesicles）和伊克蒂诺（Ictinus）；雕塑家菲狄亚斯（Phidias）和普拉克西特利斯（Praxiteles）等因此而永垂不朽。后世尤其近代以来出现过比它们远为宏大的建筑，但问题在于它们常常只是建筑、或者艺术的仿效，而在雅典这里则是首创。
不过，雅典更重要的可能还是那些似乎并没有留下什么可见遗迹的人的成就，是那些在精神和人格、制度和文化上深深影响了后世的人的成就。比起物的成就来，更应受到重视的是人。那些最值得推崇的物的成就，也正是因为它们是人的精神的表征。我们可以看看雅典造就了什么样的人，在这一百年间，仅仅在雅典人中间，在哲学方面，就有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政治家、军事家中有伯里克利、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阿利斯提德（Aristeides）、福尔米翁（Phormio）；戏剧方面有三大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以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历史学家有修昔底德、色诺芬等。
另外还有一些外邦人，他们虽然不是雅典人，但他们是在雅典取得他们的主要成就的，是雅典吸引了他们，给了他们某种精神和文化氛围，给了他们以培养和展现自己才华的条件，他们也正是在雅典才能充分发挥他们的影响力，在这些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也是雅典造就了他们。这些外邦人恰恰是在雅典展现他们的才华和取得他们的成就，也许比雅典本地人取得成就还更能说明雅典的兴盛：雅典能够以其作为文化中心的地位和优越的条件，吸引全希腊乃至希腊以外许多最优秀的人才到它这里来。这些外邦人中有：思想家、哲学家阿那克萨哥拉、普罗塔哥拉、特拉叙马库斯、高尔吉亚、希庇阿斯、芝诺（以及后来在柏拉图学园中学习的亚里士多德）；诗人伊翁（Ion）；医学家希波克拉底；历史学家希罗多德等。
如果我们再放长眼光到公元前五世纪前后的两个世纪，则雅典人中还有著名的政治家梭伦、克利斯梯尼；演说家德谟斯梯尼、伊索克拉底；哲学家伊壁鸠鲁等。如果我们再考虑到雅典人口的数量，它在最盛期包括农村地区也只有30多万人，还不如我们现在的一个中等县份，就不能不同意罗素所言：“无论在此以前或是自此而后，从来没有任何有同样比例的居民的地区曾经表现出来过任何事物足以和雅典这种高度完美的作品媲美。”[1] 在上述列举的人名中，有些是仅仅只要有一个在其故乡的上空闪耀，人类就应该对这块土地记忆犹深和深深感激了，而我们在雅典目睹的却是灿烂的群星。[2]
雅典的兴盛可以追溯到这样一些过程和原因：雅典人所居住的阿提卡地区原先散居的各部落的统一，使雅典成为一个规模适度的大城邦；公元前594年梭伦的立法和改革不仅缓和了当时趋于激烈的社会矛盾，避免了社会动乱，而且为后来的经济繁荣和民主改革奠定了基础；前六世纪中期雅典僭主庇西特拉图依靠其权威和强力即保持了社会稳定，又贯彻执行了梭伦改革的方针；而前508年左右的克利斯梯尼的改革和宪法基本上确立了后一世纪雅典的全面和彻底的民主制格局；到公元前五世纪雅典又一直不乏明智而坚强有力的领袖，尤其是伯里克利富有远见的领导。
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雅典在这一、二百年间是经历了由贵族寡头（少数统治）、僭主（用不合法手段达至的君主制或一人统治）到民主制（多数统治）这样一个变化和发展过程的。而在这样一个制度巨变的过程中，却竟然没有什么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流血，这就保存了这个社会的元气和活力，使之能够一心谋求城邦内部的发展、有难时则全力对外，包括打赢对波斯人的战争。[3] 这可能是有赖于雅典的改革者在一开始就有一种平衡和节制感，一种不走极端、力求中道的精神。[4]
从社会力量上说，在近一个世纪里，民主制最大限度地释放了富有天才的雅典人的活力，使所有公民都能够充分参与政治及公共事务，获得一种尊严和荣誉感，就自己的所长展现自己的才华。希腊人又有一种在各方面都追求卓越德性（arete）的精神。雅典的辉煌成就就是在这种“各尽所能”中创造的。而这不仅要归功于多数民众，也要归功于少数贵族。正是这少数人顺应时势，主动促成了向民主制的改革，并成为了民主制的领袖。民主是需要领袖的，不仅它的建立需要领袖、它的维持也需要领袖。而对于转变中的雅典来说，一种健全、繁荣和持久的民主制所需要的领袖，与其说最好来自民众之中由暴力和阴谋权术来产生，则不如最好从能够传承优秀文化、保持一种基本的德性、责任感和荣誉感、同时又不乏同情心的贵族在和平竞争中产生。雅典民主的实际历史也正好就是这样，初始缔造、推进、捍卫和领导民主的、从梭伦、克利斯梯尼到伯里克利，大多数是贵族世家出身。[5]
这一切又发生得恰如其分、恰合其时，即发生在贵族尚未腐朽、而大众又尚未骄纵的时候。正如基托所言：“从历史的角度说，一种高级的文化必定起源于一个贵族阶级，因为只有这个阶级才有时间和精力去创造它。假如它固守贵族特性，且时间过长，那么它会先是很精致，后又很脆弱，正如在政治史上，假如贵族阶级在完成了其社会功能之后仍不肯退出历史舞台，它就会成为祸害。在政治领域，雅典占主导的共同意识，接近梭伦、庇西特拉图和克利斯悌尼的天才使得雅典的贵族－—大体上说－—全身心地融入民主政体，而其本质特性却依然充满活力；以后两代雅典的优秀政治家中，大部分出自最上流的家族－—伯里克利便是个突出的例子。”[6]
但不仅是这些领袖很优秀，而是雅典人在整体上也足够优秀。[7] 这不是个别人或少数人的兴起，而是整个民族的兴起。同时，一种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兴盛——而不仅仅是强盛——必然也是精神的兴起。亦如基托所言，伯里克利时代肇始时期的精神可回溯到永恒的荷马，是他教给人们以心灵的习性，这是一种在任何一个社会阶层的人身上都能发现的不可或缺的贵族气质，它要求将质置于量之上，高贵的斗争高于单纯的目的达成，荣誉先于财富。[8]
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丰富、政治体制相当严密和完善，堪称是人类天才所能创造的最民主、最有活力的制度，他们的经济、军事实力也非常强大，问题是：为什么雅典还是没有打赢伯罗奔尼撒战争？为什么人才济济的雅典这么快就走向衰落？这是制度出了问题还是另有原因？
战争的起因
在这一节中，我们首先遇到的问是：雅典人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是必然要发生的吗？它是不是国家体制的冲突？或者只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责任更多地在那一方？是在雅典还是在斯巴达一方？究竟那一方更具有扩张性？是混合寡头政制的斯巴达还是民主制的雅典？
从战争的直接起因来看，雅典人比斯巴达人更不想要战争，可是，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和平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的，即和平地通过提洛同盟的方式来更好地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但我们稍稍从长远和深层的观点来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起因，就会发现雅典人可能要负有更多的责任。战前数十年，雅典人一直在取一种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而斯巴达人是处于守势。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希腊各城邦间的战争确实是规模相当小。[9] 而波斯的威胁还保持了希腊人的某种团结，雅典人的帝国主义和扩张倾向渐渐把希腊城邦引向了一场大战。
这种情况连雅典人自己也不讳言。伯里克利在推进雅典帝国时已经预感到与斯巴达必将有一战。他在战争爆发后坦率地对有些动摇的雅典人说：“对政治漠不关心的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个帝国是一种好的和高尚的事，但是你们已经不可能放弃这个帝国了。事实上你们是靠暴力来维持这个帝国的，过去取得这个帝国可能是错误的，但是现在放弃这个帝国一定是危险的。” [10]修昔底德说：“使战争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势力的增长和因而引起斯巴达的恐惧。”[11]至于雅典的敌人则更有一些“诛心之论”，例如叙拉古人赫摩克拉底说：“在反抗波斯的时候，雅典就不是为了希腊的自由而战争，希腊人也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自由而战争；雅典所希望的是以雅典帝国来代替波斯帝国，而其他希腊人作战的结果不过是换了新的主人。”[12]
这一起因得追溯到公元前478年，雅典在希波战争结束后，为了防范波斯人，组织了一个海军同盟，其总部设在提洛岛（Delos）。几乎所有爱琴海沿海城邦都加入了该同盟，它们要贡献一定数额的船只和人员，或者用同等价值的金钱来替代。这一共同防卫的同盟的性质后来却发生了一些变化，雅典使之渐渐成为一个有利于自己的帝国，它把同盟的总部和金库从提洛迁移到了雅典，而商业上发生的争执也都是提交雅典的法庭解决。它开始不是为了共同防卫的目的而是为了自己的城邦而动用同盟的金库。而且，它开始强迫一些城邦加入，并不准已加入的城邦退出同盟，为此它进行了若干次武力干涉。这样，雅典的迅速崛起，同盟向帝国的转化，招致了越来越多的恐惧、猜疑和怨恨。希腊世界出现了分裂：一边是人们公开称之为一种“暴政”的雅典帝国；另一边是由斯巴达和一些支持斯巴达的城邦组成的伯罗奔尼撒同盟。雅典帝国在海上称霸，而伯罗奔尼撒同盟则称雄陆地。前者主要由爱奥尼亚人组成，后者为多里安人的集团；雅典人爱好在其同盟内部实行的民主制，伯罗奔尼撒同盟则偏爱贵族寡头政体，或至多能容忍那种有限的民主制度。当时在希腊存在着一种普遍的看法，雅典对其名义上的同盟者的自治权进行了难以容忍的限制；也正是这种看法使斯巴达出来充当希腊诸邦的“解放者”。[13]
总之，雅典人势力的扩张最终引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这虽然不是他们所情愿的，但他们还是对此有准备的。但除了这种战前的扩张，在战争期间，雅典人还冒险地又做了一次致命的扩张尝试：向西西里大举派遣远征军，正是这一远征严重斫伤了雅典的元气。
一个现代人、尤其是民主政治的拥护者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的历史，会容易产生这样的问题：一个国家内部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的扩张？内部民主与外部扩张是矛盾的吗，还是可以并行不悖？换言之，一个“民主的帝国”是不是逻辑矛盾？一个“民主的帝国”是否可能？或者民主如何扩展？
民主扩展也许有两条途径，或者说两个选择：或者是接受一种平等的邦际民主，这很可能意味着要尊重和接受其他城邦政体的现状；或者是在其他城邦里建立类似于雅典那样的民主制度，而这可能意味着干预其他城邦的内政。这两种选择是难于兼得的。但是，民主如何扩展看来不会是雅典人考虑的问题。雅典尤其不会选择前者，而它推进其他城邦的民主看来也主要是为了自己的利益，是要壮大自己的力量。希腊各城邦内部的特别紧密，无论是雅典那种民主政治的紧密、还是斯巴达人那种平等生活的紧密，看来并不有助于希腊城邦的团结而建立一个希腊大家庭，反而容易加剧各个城邦的分裂。
至于内部民主，尤其是像雅典所实行的那种非常彻底的直接参与制的民主，是否能阻止对外扩张和帝国主义政策——哪怕仅仅是出于明智而非道德的考虑，这就要看它内部的人民是怎样的人民了，因为决定权确实是在人民的手里。如果它没有富有远见的引导，如果它没有所有人和民族平等的观念，由内部民主焕发出来的活力看来不仅无法阻挡其扩张，反而会加强这种趋势，何况雅典民族本来就是一个最有活力的民族。热烈主张远征西西里的亚西比德在雅典的公民大会上说，“我认为一个本性是活动的城邦，如果改变它的本性而变为闲散的话，会很快地毁灭它自己的。”而大多数人的这种过度热忱的结果使少数实际上反对远征的人害怕别人说他们不爱国，因此也就不作声了。[14]
这样也就民主地铸成了导致雅典失败的大错——侵犯遥远的西西里岛上的另一个民主国家叙拉古，雅典自此开始在规模大致相等的两条战线上作战，而雅典也正是首先被这个民主国家叙拉古给打败了。[15]实际上，在和雅典进行战争的城市中，也唯有叙拉古与自己性质最相似，民主的叙拉古也领土广大，其公民的性格也颇似雅典人：勇敢、进取、能迅速抓住战机和扩大战果，当然最重要的是，他们就在自己的家门口作战，是保家卫国（虽然他们对临近的城邦也多有威胁和扩张），所以他们和雅典人作战也最为成功。
战争初期本来是雅典最强盛的时候。一个国家在它最强盛的时候，往往却是它最危险的时候，因为这也是它最骄傲的时候，而骄傲使人盲目。它开始想满足自己对于遥远的土地的梦想。而直接民主制判断遥远地方的事情远不如它判断近处的事情。结果民主没能制止战争，战争则反而很可能摧毁民主。在雅典我们实际上就看到了这种情况。战争后期，在内部开始有相当多的雅典人自己人对民主不满，结果他们发动了建立四百人僭政和五千人会议统治的政变。从苏格拉底、柏拉图、色诺芬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作者修昔底德，都对民主或者说极端形式的民主有某种程度的批评或否定。
民主政治如果有其富有远见的领袖可能会避免许多灾难。但不幸的是，雅典人刚刚开始他们与伯罗奔尼撒人的战争不久，他们就失去了他们的领袖。伯里克利在战争开始后两年半即染瘟疫而死。伯里克利曾说过，如果雅典人善于等待时机、保持他们海军的强大，不在战争中去扩张帝国的领土，注意不使雅典城市的内部发生危险（诸如内讧），雅典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但后来雅典人却几乎犯了上述的所有错误。伯里克利能够不逢迎群众，他“能够尊重他们的自由，同时又能够控制他们。是他领导他们，而不是他们领导他”。他能够提出反对他们的意见。”“所以虽然雅典在名义上是民主政治，但事实上权力是在第一公民手中。”[16]而他的后继者如大众民主派领袖克利昂演说言词极具煽动性也不乏勇气，却缺乏远见而一味狂热主战，包括主张杀死投降的所有密提林成年男性；亚西比德富有野心和才华却缺乏操守，结果多变而得不到信任；尼西阿斯有操守却又失之于过分谨慎乃至懦弱。结果他们都丧失了对于公众事务的富有远见的领导权。民众变得骄纵了，他们的意见容易受他们的直接印象所控制，容易受直接向他们演说的人的言词和感情所支配，于是时而会表现得反复无常。雅典人在决定是否与科西拉人结盟，是否杀死所有投降的密提林人时，都是紧接着就推翻了先前的决议。他们也日益失去对领袖、将军们的信任，对他们产生疑惧，这种疑惧和不信任虽然自有其必要，但超过一定限度也会是苛刻和不公平的。他们不再能容忍失败和失误——哪怕是暂时和偶然的失败，甚至胜利中的失误。他们很可能会出尔反尔——正是这一点导致尼西阿斯在最后反而不肯顺从大多数士兵的意志从西西里撤军而造成人员的重大损失。[17]
但即便雅典有杰出的领袖，民主有合理的运作，雅典政治的逻辑是否仍然会使雅典走向衰落——即便不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也会在下一、两场战争中走向衰落？这里的关键是希腊城邦之间的殊死战争是否不可避免？雅典内部的直接民主是否并不能使自己免于一种对外部的扩张主义和帝国主义，甚至还将加强这种走向霸权的倾向？雅典在自己的内部保障所有成年公民平等的参与政治和决策的权力，但是它并不会在外部保证希腊所有城邦平等参与整个希腊世界国际事务的决策权，它甚至不尊重其他城邦的独立和自由权。这里的政策是明显“内外有别”，甚至还有一种“内内有别”的——不仅奴隶、无论在本地居住多久的外邦人和妇女都是没有公民权的。
所以，要回答在当时的古代希腊的世界里有没有建立一种平等的国际新秩序的可能的问题，答案看来会是否定的。甚至这个问题是否会出现在当时政治家的脑海里都是疑问。所有人平等以及所有民族平等的观念大概得到一种后基督教的文化中才有可能。当时的雅典人确实还没有一种所有人的、不论出身、男女和种族差别的、普遍的平等观念。然而，即使是有了一种“内部无差别”的民主制，是否也还是会有一种“内外有别”的政策，即在国内充分实行民主和平等，在国外和在国际间却实行某种不是平等对待的霸权主义政策也还是一个疑问。民主的道德基础是什么？民主是否仍然是“自私的”，仍然具有某种封闭性？甚至内部的凝聚更可能导致对外的拒斥，导致某种孤立主义或扩张主义？它能确保公正的外交政策吗？抑或这里主要是一个可行性的问题，是一个政治发展程度的问题，即原因主要是因为无法建立一个国际的仲裁和执行机构。而推动向这一方向的努力是否也需要一种从民主中吸取资源的道德力量？以及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是否还涉及到一个人性可能性的问题？这诸多问题还都需要进一步深入和仔细的探讨。我们也许对任何制度都不能有一种制度拜物教的崇拜，或者，我们必须对人类或各民族未来的制度选择保持一种敏感和开放的态度。人类并不总是能去选择道德上最优、或者说最公平、最平等的制度，而只能综合各方面的因素有一种具有远见、而又因时因地的制宜。
行动的理由
战争是由一系列行动构成的，这些行动包括：如何对待平民、对待投降者和俘虏，如何对待中立者、同盟者等等，这些行动涉及到战争本身的规则，也反映出道德和文明的水准。当时希腊人有一些共同承认的战争规则，如侵入他国不得侵犯那个国家的神庙；一场战斗之后应根据休战条约让敌方取回阵亡者的尸体等等。
我们现在就来看雅典人在战争中的一些行动，尤其是注意他们作为行动者提出的理由。幸运的是，希腊人给我们展示了一些可供分析的理由。这首先得归功于当时希腊人的制度和惯例，在采取行动之前，即便是敌方，他们也允许其发言陈述自己的观点；其次，我们当然要感谢《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一书的作者，他给我们留下了一些相当宝贵的演讲辞，虽然其中有的是设身处地的揣摩的结果。我们下面主要分析两个例子。
1、 是否屠城杀降？
密提林原是雅典同盟的一个贵族政体的独立属国，后来倒向伯罗奔尼撒同盟，据密提林人说，他们倒向的理由是因为雅典人建立提洛同盟后，对于波斯的敌视越来越少，而关心奴役自己的同盟者却越来越多，于是他们感到恐惧，对雅典的领导不再信任。他们的陈辞还涉及到同盟的两个基础：第一是认为同盟需要有诚实的信念和友谊、要有共同的心理状态，这样行动才会一致；第二是在平等的基础上互相有所畏惧，保持某种力量的均势才有安全。
后来雅典人攻打密提林人，密提林人粮食吃完，人民反对贵族当局而主张向雅典投降，生死任由雅典人处置。在雅典就发生了一场如何处置他们的辩论。开始雅典人在愤怒的情绪下，决定把密提林全体成年男子都处死刑，而把妇女和未成年的男女都变为奴隶。但是第二天，雅典人的情绪有了突然的改变，他们开始想到这样的一个决议是多么残酷和史无前例的－—不仅杀戮有罪的人，而且屠杀一个国家的全部人民，于是重开辩论。
克里昂仍坚持他提出的处死密提林人的原有议案。他发言说：有怜悯之感；迷恋于巧妙的辩论因而误入迷途；宽大为怀，不念旧恶－—这三件事情对于一个统治的帝国都是十分有害的。他甚至认为这正是使民主政治不能进行有效的帝国统治的弊病。惩罚罪犯最好和最适当的办法是马上毫不留情地报复。
戴奥多都斯则激烈地反对处死密提林人的建议。他开始也提到了民主政治的弊病，即提出提案的个人往往要承担很大的责任和危险，而做出决议的群众却不负责任，如改变决定也是只迁怒于原先的提议人，这样使得提议者和发言人为了做好事常常不得不对大众说谎，使用欺骗的手腕。有了这样一个开头，就使我们怀疑戴奥多都斯后面提出不滥杀密提林人民的理由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了，或至少他所提出的名义上的理由并不是他主要的理由。他心里还有更深的理由——这种理由可能是道德的理由。而他可能为了要最有效地达到使大家能投票通过宽容的决议，却没有诉诸这种理由，而是主要提出功利的理由。他说我们要考虑的不是密提林人是不是有罪的问题，而是我们的决议对于我们自己是不是正确的问题。确实可以证明他们是有罪的；但还是不能因此就主张把他们处死，除非那样作对雅典有利。而事实上赦免他们对于国家才是最有利的。如果采纳克利昂的办法，那么以后每个城邦不但在叛变时将作更充分的准备，而且在被围攻的时候将抵抗到底而绝不投降。我们不应当剥夺叛逆者悔过的可能和他们尽快赎罪的机会，不使他们陷于绝境。
戴奥多都斯反复说他不考虑什么是适当的和公平的，而只考虑怎样做对于雅典最为有利。他甚至说报复他们是正义的，但在这一情况中正义和利益不能一致，所以应当更考虑利益。尽管如此，当他说到下面一些话时，还是具有道德的含义。他说城邦和个人一样，都是天性易于犯错误的。这实际上就会宽容打开了通路。他还说，我们不应当过于相信死刑的效力。我们应当认识到，正当的安全基础在于善良的管理，而不在于刑罚的恐怖。对待一个自由民族的正当方法不是要在他们叛变之后处以严重的惩罚；而应当在他们叛变之前予以防范。如果我们不得不用武力的话，我们也应当只归咎于尽量少数的人。对于保全雅典帝国最有利的是宁可让人家对我们不住，也不要把那些活着对我们有利的人处死。所以他主张只是从容地审判那些被认为有罪送到雅典来的人，而让其余的人在他们自己的城市中生活着。
举手表决时，戴奥多都斯的建议只以微弱的多数得到通过。于是雅典人马上另派一条战舰去追赶一昼夜前出发去传达杀戮命令的战舰，第二条船上的水手拼命划桨，没有休息，而负有那一可怕使命的第一条战舰则一直从容地航行，结果，它只是早到一点，当那里的雅典司令官刚准备执行命令，第二条战舰就进了港口，阻止了这次屠杀。
这件事也许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某种尴尬和无奈，面对大众，尤其是在某些紧迫的问题上，要使正确的提议通过常常得使用某些技巧，有时不可能说出全部的理由或者真相，甚至于不排除说谎。但比较起来，民主制看来还是更有可能和平地纠正自己的错误，雅典人在这件事情上也还是做得比斯巴达人有文明的教养和高尚，紧接着修昔底德就写到斯巴达人为了讨好底比斯人，不留情地杀死了投降的普拉提亚人。而色雷斯人不仅杀死密卡利苏斯城内的成年平民、甚至杀死儿童学校的儿童。[18]
2、 是否武力胁迫中立者？
弥罗斯岛是斯巴达移民建立的城邦。他们一直不愿意隶属于雅典帝国，保持中立态度，后来雅典人带军队来到弥罗斯的领土，要求他们加入到自己一边，否则就将诉诸武力，在这样做之前，他们派遣代表和弥罗斯交涉。雅典人和弥罗斯人的辩论是一次开诚布公的、强者和弱者有关生死存亡的辩论，这一辩论的场景也许不是完全真实的，但是其中的理由看来还是反映了各自的观点。
弥罗斯人让雅典人在少数统治者面前发言。雅典代表首先坦白地说，他们不想说诸如因为雅典人打败了波斯人，所以有维持帝国的权利；或者说雅典人现在和弥罗斯人作战，是因为弥罗斯人损害了雅典人－—说这套话都是大家所不相信的。他首先亮出讨论的前提原则，说“正义的标准是以同等的强迫力量为基础的；同时也知道，强者能够做他们有权力做的一切，弱者只能接受他们必须接受的一切。”这个原则实际上就是“强权即公理”，他建议弥罗斯只应该在这个前提下争取他们所能够争取的。而弥罗斯人则试图让雅典人设身处地，说这个原则影响到你们也和影响到任何其他人一样，如果你们自己到了倾危的一日，就会受到可怕的报复。
雅典人不以为意，也许他们觉得帝国的末日还很遥远。他们只是敦促对方在武力威胁面前考虑怎样做对自己才有利。说“我们使你们加入我们这个帝国，不是我们想自找麻烦，而是为着你们的利益，同时也为着我们自己的利益，想保全你们。”弥罗斯人针锋相对地说：“我们做奴隶，而你们做主人，怎么会有同等的利益呢？”他们问雅典人为什么不赞成他们保守中立，不做任何一边的盟邦。雅典人说“因为你们对我们的敌视对我们的损害少，而我们和你们的友好对我们的损害多；”即他们是想在实力的基础上寻求最大的利益，他们也是在这种实力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敌视。弥罗斯人又试图提请雅典人注意历史，注意他们与其他雅典属国的不同，他们毕竟已经享有了七百年的自由。而雅典人认为这没有什么差别，那个国家有力量，它就可以保持独立，我们不去攻击它是因为我们有所畏惧。言外之意是弱小的弥罗斯人是他们毫不足惧的。弥罗斯人的问题就仅在于怎样保全自己的生命，不去无望地反抗过分强大的对方。这里的逻辑仍然是赤裸裸、不加掩饰的功利和强权逻辑，完全是实力在说话，而再没有其他的考虑。
弥罗斯人也开始试图运用这一逻辑来说服对方，说在战争中，人数众多的有时也不一定胜利。而且，“假使我们屈服，那么，我们的一切希望都丧失了；反过来说，只要我们继续斗争，我们还是有希望站立起来的。”雅典人要弥罗斯人放弃任何希望，说希望如果有结实可恃的资源，你们不妨沉醉在希望中。但是按性质说，希望是一个要付出很高代价的商品。弥罗斯人又说到神祗的保佑，因为他们是代表公理而反对不义；而同族的斯巴达人也会因为荣誉的缘故援助他们，雅典人回答说“我们和你们都有神祇的庇佑，我们的目的和行动完全合于人们对于神祇的信仰，也适合于指导人们自己行动的原则。我们对于神祇的意念和对人们的认识都使我们相信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就是在可能范围以内扩张统治的势力，这不是我们制造出来的规律；这个规律制造出来之后，我们也不是最早使用这个规律的人。我们发现这个规律老早就存在，我们将让它在后代永远存在。我们不过照这个规律行事，我们知道，无论是你们，或者别人，只要有了我们现有的力量，也会一模一样地行事。”在此，一种“任何国家只要有可能都会进行扩张“的原则上升到了“自然界的普遍和必要的规律”的地位，强者照此行事，弱者自认倒楣，关键的是你要争取做强者而不是谈论道德和怜悯。弥罗斯人希望雅典人从弱者的地位设身处地，而雅典人却要弥罗斯人从强者的地位设身处地。意思是如果强弱易位，你弥罗斯人也会这样做。而斯巴达人也是这样做的，他们不会为着保持荣誉的关系来援救你们，斯巴达人最显著的特点就是他们认为他们所爱做的就是光荣的，合乎他们利益的就是正义的。
雅典人最后对弥罗斯人说，你们的资源很少，不能使你们应付你们目前所对抗的力量而获得生存的机会。所以，以独立的态度对待地位相等的人，以恭顺的态度对待地位较高的人，以温和的态度对待地位较低的人－这是安全的常规。弥罗斯人最终不愿意抛弃自他们的城邦建立以来享受了七百年的自由，决定抵抗。围攻战进行得很激烈，因为城内有叛变者，弥罗斯人最后无条件地向雅典人投降了。凡适合于兵役年龄而被俘虏的人们都被雅典人杀了；妇女及孩童则出卖为奴隶。[19]雅典人把弥罗斯作为自己的领土，后来派了五百移民移居在那里。
整个辩论中，雅典人的态度都表现得相当无所谓。大概他们认为由于雅典的实力太强大，而弥罗斯的力量太弱小，雅典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弥罗斯人的态度，而这场辩论对弥罗斯人却是生死攸关的。但这一对弥罗斯人生死攸关的事情在雅典人那里似乎是轻飘飘的，弥罗斯人试图诉诸雅典人的同情心，却完全不起作用，而对功利逻辑的运用，也无法使雅典人改变决定。雅典人极其冷静和清醒的只考虑一种逻辑，这就是功利的逻辑、实力的逻辑、强权的逻辑。如果在国际关系中只有这一种逻辑，那人类的处境确实是永远不会让人乐观。自然，不仅任何强弱都是相对的，最强的也可能有一天强弱易位，[20]无论如何，雅典代表的发言是很难得的一篇坦率的为强权辩护的辩辞，其揭示的人类处境值得人类深长思之。
后来雅典人又为他们远征西西里辩护说，“当一个人或者一个城邦行使绝对权力的时候，合乎逻辑的方针就是对自己有利的方针，种族上的联系只有在他们靠得住的时候才存在；一个人依照每个时期的特殊情况而决定他的朋友和敌人。”这些话类似近代“没有永久的敌友，只有永久的利益”的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观。这可能真的是人类过去历史的基本事实，但如果这也就是人类固定不变的未来那将令人悲哀。雅典人还为自己的扩张行为辩护说，“在希腊，我们统治了一些城市，使我们自己不受别人的统治；在西西里，我们是来解放一些城市，使我们不受西西里人的侵害。”这样说就太过分了，他们派遣强大的舰队来进攻西西里人竟然是因为害怕遥远的西西里人会侵害他们。雅典人又说：“我们不得不干涉各方面的事务，只是因为我们不得不在各方面防范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干涉政策和我们的国格令誉全都合于你们的利益，”这种为追求一种自身绝对安全的干涉理由也是很难让人信服的的。[21]
在这场战争中，我们几乎到处都只是听见功利的声音。正义的声音几乎可以说是喑哑的。偶尔听到谈论，谈论它的只是弱者，强者甚至已不屑于掩盖自己，认为完全可以免谈，这样他自然也就完全不受正义的约束，哪怕仅仅是在名义上。弱者的这种谈论对强者来说也不起作用，雅典人甚至要弥罗斯人完全不要谈正义，而只是计算他们放弃自由独立和不放弃自由独立的利弊。而人类如果真的要趋近一种持久的和平，结束国际的无政府状态，是有必要超越这样一种纯粹功利和强权的逻辑的。
战争的后果
确实有使参与者精神焕发、斗志昂扬的战争，人们的精神在这样一种战争中仿佛受到了一次精神的洗浴，道德的基本标准未遭到破坏，精神反得提升。例如，希波战争对于希腊人来说就是这样一场战争，而伯罗奔尼撒战争却不是这样的一场战争，它对希腊人不仅是造成生命和财产的巨大损失，而且也深深地损害到他们的精神与道德。
对精神和基本道德的冲击首先是来自战时的自然祸患。当斯巴达人战争初期进逼到雅典城外大肆抢掠、破坏雅典农民在阿提卡的家园时，伯里克利欲避其锋而不许出战，人们都躲避到雅典城里而十分拥挤，这时瘟疫突然发生了。它来势凶猛，染病者就像羊群一样死亡着，强者和弱者一样染病死亡，那些能得到最好的医疗照顾的人也是一样，人们完全悴不及防，也无法防范，实际上医生死得最多。任何医疗技术都毫无办法，求神问卜也无济于事。人们根本不知什么时候会得这种病，也不知道谁能捱过去，以及是怎样捱过去的。在这种完全无力和莫名恐惧的情况下，由于人们不知道原因结果、不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许多人对宗教和法律的规则也就不关心了，雅典开始有了空前违法乱纪的情况，人们公开地放纵，决定迅速地化掉他们的金钱以追求快乐，对神的畏惧和人为的法律都没有拘束的力量了，他们不再害怕神，因为他们看见敬神的人和不敬神的人、好人和坏人一样死亡。人们害怕去看护病人，许多家庭即因无人照顾而全部死亡，常常连尸体也无人掩埋。当然其中也还是有英雄主义的事迹，但更浓重的弥漫的是绝望和放纵的情绪。[22]当生存遇到莫大也是莫名其妙的危险，几乎任何人都可能在一时间动摇自己的道德信念。
但是，应该说自然造成的祸患还是暂时的，我们其实也很快就看到雅典人在精神和斗志上恢复过来。他们在瘟疫、在历次失败后的自我恢复能力甚至使人吃惊。但是，对精神和道德更致命和持久的伤害还是来自人自身的行为，来自人所发动的这一场旷日持久的伯罗奔尼撒战争。不仅战争的性质是否正义变得毫无意义，战争本身的规则也被破坏了。而且这还不仅是一场外战，也是一场内战。在许多城邦的内部，贵族党和民主党之间也都开始发生了激烈的动荡和流血。那些原来比邻而居的人们厮杀起来比对外敌还更凶狠、更残忍。修昔底德描述了发生在希腊许多城邦、尤其是科西拉的内乱和革命，并在第三卷第五章中发表了也许是全书最长的一段笔调冷静而又不无忧伤的作者评论。他写道：科西拉民主党人继续屠杀他们自己的公民中他们所认为是敌人的人。被他们杀害的人都被控以阴谋推翻民主政治的罪名；但是事实上，有些是因为个人的私仇而被杀害的，或者因为债务关系而被债务人杀害的。他也写到了麦加拉的贵族党人如何背信弃义地杀害民主党人及与他们有私仇的人（第四卷第六章）。
修昔底德评论科西拉的内乱说：这次革命是这样残酷；因为这是第一批革命中间的一个，所以显得更加残酷些。当然，后来事实上整个希腊世界都受到波动，因为每个国家都有敌对的党派－－民主党的领袖们设法求助于雅典人，而贵族党的领袖们则设法求助于斯巴达人。凡是想要改变政府的人就会求助于外国。
而我们还看到，雅典和斯巴达这两个超级大邦也是积极干预各国的内政，而他们这样做与其说是出于他们对于自己国家实行的政体的道德信念，不如说更多地是出自赤裸裸的追求自己国家的利益，即他们并不是为了他们所支持的城邦人们的利益和愿望而这样做，而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来这样做，他们所采取的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态度，是为了加强自身及联盟的力量。
这些内乱还不仅是戕害生命，它还是对底线伦理或者说基本道德的侵犯（修昔底德称之为“人类的普遍法则”）。正是这种侵犯会使对生命的戕害持续不断。如果规则尚未破坏，仅仅是出于自卫（哪怕是先发制人的自卫）而杀人，那么，一次杀戮可能就是一次杀戮，或者，杀戮迟早会受到评判和追究，但如果规则被破坏了、甚至正邪观念完全被倒置过来了，那么杀戮就将持续不断，甚至成为一种光荣。在修昔底德的笔下，我们看到，在科西拉等城邦的第一次革命引起了连锁反应，而在暴力手段上则是变本加厉。在那些革命发生较迟的地方，因为知道了别处以前所发生的事情，引起许多热忱的新暴行，表现于夺取政权方法上的处心积虑和前所未闻的残酷报复上。为了适合事物的改变，常用辞句的意义也改变了。过去被看作是“侵略”的行为，现在被看作是党派对于它的成员所要求的“勇敢”；明智的“远见”被看作是“懦夫”的别名；“中庸”则只是“软弱”的外衣；凡是主张激烈的人总是被信任；凡是反对他们的人总是受到猜疑。阴谋也成了智慧的表示。总之，先发制人，无论是制恶还是制善，都同样地受到鼓励。家族关系不如党派关系强固，因为党人更愿意为着任何理由，趋于极端而不辞。这些党派组织的目的不是为了享受现行法律的利益，而是推翻现行制度以夺取政权；这些党派的成员彼此信任，不是因为他们是同一个宗教团体的教友关系，而是因为他们是犯罪和流血的伙伴。至于抱着温和观点的公民，他们受到两个极端党派的摧残，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参加斗争，就是因为嫉妒他们可能逃脱灾难而生存下去。
修昔底德指出，结果，这些内乱和革命使整个希腊世界的品性普遍地堕落了。互相敌对的情绪在社会上广泛流行，每一方面都以猜疑的态度对待对方。没有那个保证是可以信赖的，没有那个誓言是人们不敢破坏的；人人都得到这样一个结论，认为希望得到一个永久的解决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对于别人不能信任，只尽自己的力量以免受到别人的伤害。而通常那些最没有智慧的人，这时却表现得最有生存的力量，因为他们害怕在辩论中失败，或者在阴谋诡计中为机警的敌人所战胜，他们大胆地直接开始行动；而他们的敌人过于相信自己能够预料事务的发生，认为没有必要来以暴力夺取那些他们能够利用政策获得的东西，因而他们更易于被杀害。破坏法律和秩序最早的例子发生于科西拉。在那里，有过去被傲慢地压迫而不是被贤慧地统治的人，一旦胜利了的时候，就实行报复；有那些特别为灾难所迫，希望避免他们惯常的贫困而贪求邻人财产的人所采取的邪恶决议；有野蛮而残酷无情的行动，人们参加这种行动，不是为着图利，而是因为不可抑制的强烈情感驱使他们参加互相残杀的斗争。
修昔底德分析了产生这些罪恶的原因。他认为，由于贪欲和个人野心所引起的统治欲，是所有这些罪恶产生的原因。许多城邦的党派领袖虽然冒充为公众利益服务，但是事实上是为着他们自己谋得利益。而一旦党派斗争爆发的时候，激烈的疯狂情绪发生作用，这也是原因之一。最深的原因是植根于人性，在修昔底德看来，就是在有法律的地方，人性也总是易于犯法的。但是，在和平与繁荣的时候，城邦和个人较容易遵守比较道德的标准，因为他们没有为形势所迫而不得不去作那些他们不愿意去作的事。而战争是一个严厉的教师；战争使他们不易得到他们的日常需要，因此使大多数人的心志降低到他们实际环境的水平之下。战时文明生活的通常习惯都在混乱中，人性就更傲慢地现出它的本色，成为一种不可控制的情欲，不受正义的支配，敌视一切胜过它本身的东西。这种嫉妒使人们重视复仇而轻视宗教，重视利益而轻视正义。在对他人复仇的时候，人们开始预先取消那些人类的普遍法则——而这些法则本来是使所有受痛苦的人有得救的希望的。因此之故，修昔底德对未来也不是太乐观，他倾向于认为，只要人性不变，这种种灾殃现在发生了，将来永远也会发生的，尽管残酷的程度或有不同；依照不同的情况，而有大同小异之分。[23]
总之，雅典在这场战争中战败了。虽然后来还有一些英勇的试图复兴的努力，但雅典还是无可挽回地衰落了。它的精神逐渐凝结为历史。而这也可以说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是希腊人所无比珍视的城邦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衰落。甚至还可以说是人类精神和道德的一次滑入波谷，是人性旋律的一次趋于低沉。当然，在这些衰败的景象之下，还是保留了新的富有生命力的种子，还是会有新的东西生长。人类有把握说，他还能达到新的辉煌。事实上我们后来也见到了这一点，但那已经是另一种辉煌。
[1] 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91页，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 不难注意到，在这些璀灿的群星中，前期最突出的是如梭伦、克利斯梯尼、伯里克利等政治家、而后期最突出的是如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哲学的猫头鹰确实往往在黄昏才起飞，哲人的角色往往是解释、反省、沉思、有时也包括哀悼已经发生过的事情。
[3] 这有些类似于美国立国后一、二百年间所经历的一场“静悄悄的社会革命”，如戈登·伍德所言，美国在其立国之初，社会结构和人们的观念还在相当程度上是推崇贵族和身份等级制的，但在一个多世纪以后，社会却转向了一种平等的大众民主。见其《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4] 例如梭伦改革在当时穷人要求平分土地和富人想不损害自己利益两者间寻求中道：他废除所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禁止以后再有类似的出卖人身的契约，但并不平分土地；在政治、官职上他给予所有自由公民以选举权，但却只有那些财富达到一定标准的人有被选举权。他在自己的诗中写到：“我拿着一只大盾，保护两方，不让任何一方不公正地占居优势。” “我卫护两方，进退维谷，”“在他们的武装对垒群中，立起了一根分隔两方的柱子。”“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等等，而这种“中道”相对于错误的极端来说，又是一种“直道”或“正道”：“我制订法律，无贵无贱，一视同仁，直道而行，人人各得其所。”详见《雅典政制》，《古希腊罗马名人传》等书。
[5] 当然，这并不是说，出身贵族者赞成民主都是出于公心，或都有很高的德性，而毋宁说动机常常是混合的，如克利斯梯尼制定民主宪法有可能是更好地维护家族的利益，伯里克利支持民主也有和当时站在贵族立场的政敌抗衡以使自己在政治上崛起的考虑。但贵族总还是更多地受到传统道德和荣誉感的制约，如出身贵族的阿里斯梯德与出身穷困的地米斯托克利的政争，前者就表现得更有荣誉感和责任心，在城邦危急时能主动捐弃前嫌，而后者虽然富有才华和极佳的直觉判断力，却不那么讲究手段。
[6] 基托：《希腊人》，第13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7] 如果说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葬礼上的讲演有溢美之嫌，那么，作为其敌人的科林斯人对雅典人与斯巴达人的比较当更能说明问题。其中赞扬了雅典人的勇敢、革新和进取精神，说雅典是远为近代化的国家。参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0—51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8]基托：《希腊人》，第144页。
[9]修昔底德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页写到，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之前的希腊城邦之间，“在领土的扩充中，没有陆地上的战争，只有边疆上的小冲突，没有派遣陆地上的远征军，离开本国去征服别的国家。没有小国在强国领导之下组织起来的同盟，也没有小国自己在平等的基础上组织共同行动的联盟。战争只是邻国间的地方事件而已。”帝国和同盟的形成看来在点燃和扩大战火上起了很大作用。 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10]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48页。
[1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9页。
[12]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56页。
[13] 参见基托《希腊人》第7-8章的叙述。当然，斯巴达虽以“解放希腊”为号召，事实上主要也还是追求自己的国家利益。
[14]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39、442页。
[15]日后柏拉图想寻求哲学王的统治也是往这个国家。
[16]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50页。
[17] 尼西阿斯认为他深知雅典人的性格，雅典的选民是容易受到任何一个想造成成见的狡猾演说家影响的，所以，虽然现在它的士兵的大多数人在叫嚷，说他们处于绝望的地位，但他们一旦回到雅典，许多人就会改变口气，说是将军们受了贿赂，把他们出卖了而回来的。因此，他想与其死在一个丢脸的罪名之下，不如死在敌人手里。见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32页。其他如处死打了胜仗但在救援和处理尸体上不力的将军们，支持胜利时的亚西比德，而他一旦失败一次则即抛弃；对伯里克利罚款以解怨气等等。
[18]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518页。
[19] 据说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特洛耶的妇女》实际上是描写弥罗斯陷落的悲惨情况．
[20]我们可以想想春秋时候的吴、越两国的强弱易位。而《论语》中所说的“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则显示出另一种逻辑，这种逻辑且不仅是一种理论而亦曾实行。
[21] 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483页。
[22] 可以参见加缪的小说《鼠疫》，不过在这本小说里，作者更多的是展示个别人的一种英雄主义。
[23] 在交代自己的写作志趣的时候，修昔底德也谈到类似的观点，他说：“如果那些想要清楚地了解过去所发生的事件和将来也会发生的类似的事件（因为人性总是人性）的人，认为我的书作还有一点益处的话，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我的著作不是只想迎合群众一时的嗜好，而是想垂诸永远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第18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