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有本书，书名叫《苏联政权史》，是俄国人写的，这个俄国人叫鲁·格·皮霍亚，翻译者徐锦栋等人，由东方出版社出版，2006年版的。书有点老，但事件还是那样的事件。事件改不了，评判有作者的判断，也由看书的人纷说，著者有著者的判断，读者有读者的分析，对与错，也可能由历史来证明，真理却可以在辩论的过程中获新生。
值得一提的是，由于赚钱的冲动，一般来说翻译过来的书比原文还难懂，有的内容翻译错了，有的内容根本就不懂，翻译过来就更不懂了，让读者苦不堪言。不过出版社和翻译者倒赚着钱，还在那里得意着。现在翻译的书，不如老一代人翻译西方经典翻译得好，老一代翻译家把翻译的书都当成自己的宝贝，当成自己的孩子，当成自己的艺术品，翻译得好，读者看着也舒服。现在不同了，懂点外语就翻译，翻译完了就出书，至于翻译得是什么东西，他自己也不知道，反正就是翻译了，不负责任的太多，负责任的太少，搞得读者不知所云。值得一提的就是翻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那批老人，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翻译过来的书读起来也是朗朗上口。除了私有制、无产阶级专政、公有制等翻译受政治影响之外，翻译水平也是很高的，虽然达不到信达雅的至高境界，读者看着也顺畅。
有例为证，本为想系统写林骧华先生翻译的汉娜·阿伦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一书的书评，这本书由三联出版，刚写到一半，陶东风先生就指出其中一章翻译的若干错误，这使我不得不中途停笔，再也不敢写书评。另外，本来老一代人对政治学的绿皮经典翻译得不错，有人有出版社非得要重新翻译，把政治学绿皮经典翻译成白皮政治学，买了其中的一本看，看了一页就再也看不下去，不但翻译得不成体统，就是内容也翻译得与原来老一代人大相径庭。在这种背景下，相比起来，《苏联政权史》这本书翻译得就比较好，读起来不晦涩，再加上苏联政权与中国的政治有着历史的亲和力，就有了时代感，甚至有如亲历其中。大人物在创造历史，小人物被历史推得东摇西晃。
言归正传，作者说之所以研究《苏联政权史》，是因为战后苏联的政权史尚未有人认真研究过。这当然绝对不是说，过去没有人涉猎这个问题，涉猎这个问题却不是忠实于历史，而是试图“驾驭历史，使历史的面目符合下一个阶段面临的任务和执政者的观念。”这些历史学家并不是忠实于学术自由，不是忠实于历史的真相，不是忠实于自己的价值操守，而是忠实于苏联共产党，从而使所有的历史都按苏联执政者意图或存在，或消失，或潜伏，或被观念打倒在地。历史学家“按照苏联发展所特有的内部逻辑，誓言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党历史经济的政权在每一个新阶段都要把以往的一段历史一笔勾销。”苏联有一本书叫《联共党史》这本书对苏联影响甚大，成为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教科书，这本书就是意识形态极强的一本书，这本书对历史的曲解，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对斯大林眼里的政敌诋毁，对苏联共产党的称颂等都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联共党史》成了伪造历史的一个标志性读物。
作者说，意识形态的历史都有几个标志性特征，第一，阶级斗争具有“历史火车头”的作用；第二，承认从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更先进的社会经济结构过渡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断言共产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是历史发展的最高峰；第三，可以把所有历史进程分阶为“进步的”的“反动”的两种；第三，坚信苏联共产党在国家发展的各个方面起到了良好的作用；第四，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国家是进步的和“爱好和平外交政策”的化身。作者认为：“这些基本原则不仅成为确定历史研究内容的出发点，而且成为接触档案资料的政策。”档案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苏联领导人对社会科学进行有效领导的重要内容。进行相关内容的研究，必须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研究的结论必须是政治正确的结果，政治正确是利用档案的前提，没有政治正确的思维，没有政治正确的逻辑，不以党和最高领导人的政治正确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不能研究和利用苏联档案的。这一点哈耶克也注意到了，他在分析苏联知识分子的时候，也说到，总有那么一批知识分子不断说苏联领导人喜欢的话，不过他又说，苏联知识分子有的表面上装成一副信念坚定的样子，其实他们的心理有着另外的想法，俄罗斯的传统知识分子的风骨，在不自觉的言谈举止中表现出来，这些人，仍然是俄罗斯人、苏联人的良心。
研究苏联政权史写的不是苏联共产党的政权史。作者通过研究发现，“战后苏联的政权属于隐藏在党和国家最高机关的后面、使用经苏维埃选举的群体性共产党组织进行伪装的寡头政体”，这不能不让人想起西方历史的寡头政体，也让人想起“寡头政治铁律”，此铁律最先由意大利政治学家R.米歇尔斯提出。该原理认为：‘组织使当选者获得了对于选民、被委托者对于委托者、代表对于被代表者的统治地位。组织处处意味着寡头统治。”米歇尔斯发现，即使强烈信奉社会民主原则的社会主义政党也难逃走向寡头统治的命运。寡头统治是任何试图实现集体行动的组织的必然结果，是任何有着良好愿望的人们无法改变的“铁律”。这个铁律的基本标志就是：所有的社会活动都要求社会组织，社会组织必须由少数人充当领导。领导必然发号施令，不仅历来如此，以后也会如此。
这种铁律再一次在苏联得到验证。苏联号称人民当家作主，这种当家作主的方式通过苏联的议会（苏维埃）起作用，可实际上苏联人民只有被民主的份，他们对于国家大事没有任何的决定权，甚至监督权、罢免权也是形同虚设，宪法规定的权利也就是一张纸宪法，那种宪法苏联领导人从来是不当真的，不过，宪法有时也会变成打压政敌的一种手段。苏联共产党人统治的方法是原始的统治方法，就是如作者所说“寡头政体”或“寡头政治”。他们往往在官员的花园里进行决策，被苏联人讽刺为“花园政治。”权力主要掌握在四个部门的领导人手中，这四个部门是：老广场——苏共中央机关、克里姆林宫——苏联部长会议、卢比扬卡——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和阿尔巴特区——苏联国防部。
苏联失败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国内一些研究成果主要有：第一种观点是没有发展经济是根本原因；第二种观点是国家领导人在关键时刻错误决策是根本原因；第三种观点认为是西方和平演变；第四种观点就是苏联共产党官员的腐败，还有观点就是前四种观点的结合了。但作者主要把原因放在苏联的国内上。他认为苏联失败的主要原因有：
第一，既得利益集团的私利。在战后苏联历史舞台上，主要登场人物的数量大概超不过3000人。正是这些人成为苏联政权的体现者，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互相依靠，互为利用。在这些人当中和这些人之外，表面上干部任命是由党来完成，但实际上必须经过相关部门同意。寡头政体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个组织。有了组织，有了系统，才能使这个政体运转起来。这种政体“必须兼顾官员的相互利害关系，相互关系的链条一旦断裂，官员的仕途就此结束。”但是，这种政体本身就暴露不足和缺欠，基本上有两个标志的问题：苏联政权组织所特有的权力高度集中和追求惟我独尊导致出现众所周知的管理问题和人下面来的“信息流”不可能被用于做出决策。
第二，政党寡头。苏联这种“寡头政体”采取的却是民主政治形式。民主形式被内容所取代，被寡头政治所取代。民主政治权力分立且互相制约，任何权力都有其权力的性质和用权的界线，权力由宪法来规定。但是苏维埃制度里执行权、立法权和司法权是不可分割的，从本质上讲这三种权力是“掩饰权力精英大权独揽的屏风”，最高权力环节拥有颁布法律、领导执行权力和监督法律执行情况的全部权力，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后称苏联部长会议）和人民委员会议（后称最高苏维埃和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职能在很多情况下重叠，这两都既拥有立法权，又拥有执行权力，执行权力干预了司法机关工作，代替了司法机关。而且对重大政治案件的判决，事先要经过国家领导人的批准。
第三，政党专制。政党苏维埃最重要的制度特征是国家制度是靠政治组织起来的，这个政治组织就是苏联共产党。苏联共产党是这一制度的核心，并在1975年靠宪法固定下来。苏联共产党不允许党外有党，不允许党内有派。苏联共产党控制党员和基层群众的思想并监督他们。在苏联，要想步步高升，必须加入共产党，高学历和党籍是担任领导职务的必备条件，国家的重要领导部门必须是党员，如司法、外交、国家安全委员会、军队里的军官、工业部门、地方权力机关的高级管理职务等。这是一个庞大的政治“金字塔”，寡头政治的大佬们认为这种政治“金字塔”会保证苏联共产党的政权万寿无疆，却从来没有想过“金字塔”会从内部坍塌。苏联共产党因此拥有了无限的权力，导致了社会结构政治化，导致了行业利益、生产利益、车间利益、阶层利益、民族利益、政治利益等，这些具体的利益会不可避免地与“全党”利益相碰撞，相冲突。知识分子入党引起了党内的抗议行动，知识分子的多元政治思想使传统的意识形态产生了危机。
第四，政党分裂。更为重要的是党内高层也产生了分裂。在分裂的过程中最高层离人民越来越远，人民由于思想的多元化而对社会主义产生了思想大拒绝，在对思想大拒绝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危机，巨大危机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反对当局”。最后是苏联解体了，“苏联垮台的多幕悲剧并没有引起太大的震动”。悲剧没有造成暴力冲突，没有流血，在关键时刻军人没有向苏联的人民开枪。苏联在1922年12月30日成立，1991年12月25日停止存在。一个巨型国家，在瞬间成了历史。
以党代政，政党寡头专制，是苏联走向灭亡的根本原因，这个经验教训必须吸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