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大学扩大招生之后，近年来随着大学毕业生供给的增加，他们的就业问题已经变得突出起来，而且平均工资也出现了下降趋势。依据一种简化的假定，即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预期收益由未来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决定，那么，当未来工资水平和就业概率都呈现下降趋势的时候，人们进行人力资本投入的激励将会下降。如果这里所说的人力资本投入指的是进大学学习，那么一个合理的推论是，上大学的激励将会弱化。这意味着，大学扩招的趋势将由于对大学教育需求的下降而受到抑制。

不过，上面的假定忽略了很多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人们的相对地位对他们行为的影响。而我们这里的讨论则要引入相对地位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扩招对高等教育需求、大学教育乃至劳动力市场的影响。

首先我要谈的一个问题是:相对地位的敏感引导着高等教育需求。我们的讨论在涉及人的行为时遵循的一个基本假定是:个人不仅关注他P她在社会中占有资源的绝对量，而且对其所处的相对地位也是敏感的。在同样的资源占有量条件下，如果相对地位下降，人们获得的效用下降;相对地位上升，则获得的效用提高。事实上，这是一个古老的假定，并且在社会学中作为一系列重要研究的明确或隐含的前提被采用。在经济学的研究传统中对此虽然少有强调，但至少在消费行为研究中被一些经济学家所接受。加里·贝克尔(Gary Becker) 似乎走得更远些，他在将经济学和社会学分析融为一体的社会互动理论研究中，试图将个人占有资源状况和他人状况的影响统一到一个效用函数中来，并提供了简明的分析工具。

在教育和劳动力市场之间关系的研究方面，迈克尔·斯彭斯(Michael Spence) 关于市场信号发送的论文是经常被提及的重要文献。对斯彭斯的研究，人们通常关注的是通过哪类市场信号的传递可以应对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这里，教育作为一个强信号受到重视。而我们想讨论的问题与此不同，我们关心的是，如果教育在劳动力市场中如斯彭斯所假设的那样起到了市场信号的作用，那么，对于重视相对地位的社会成员来说，它将因此具有怎样的社会意义? 这种意义会对人们的行为产生怎样的影响?

斯彭斯在他的研究中指出，雇主虽然无法事先知道劳动者的生产率，但是根据教育状况可以判断其生产能力，教育也因此成为标志潜在生产能力的信号。事实上，如果被斯彭斯讨论的这种情况不是个别雇主识别劳动者的聪明技巧，而成为一个社会事实，那么便意味着，教育状况成为劳动力市场上划分能力等级的标志和符号。在个人的相对社会地位与其能力等级标志和符号正相关的条件下，人们对相对地位的敏感必定转移到对作为标志和符号的教育状况的敏感上来。

有必要指出，教育状况(或更广义地称为学校经历，包括完成学业的等级、获得的学位、学习成绩、校内其他活动状况、毕业的学校等) 在社会地位分化中的意义并不限于它可能成为传递潜在生产能力的信号。生产能力信号仅仅是社会地位符号的一个部分，后者还包括一些前者所没有的内容。见识、品味、社会关系网这些影响社会地位评价的因素并不能简单地归入生产能力范畴。而有关这些因素的信息，通过学校经历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来的。也就是说，教育状况通过比传递能力信号更广泛的途径影响着社会地位分化。因此，教育状况在相对社会地位符号上的意义，比仅仅是能力等级信号来得更大。

教育状况一旦被视为相对地位(或潜在相对地位) 的标志和符号，对相对地位敏感的人就会把它作为追求的目标。只要这种标志和符号的意义没有改变，即使受过更高等级教育者的绝对收入有所下降，也不能从根本上逆转人们对它的追求。除非绝对收入的变化使教育的标志和符号意义发生了变化。

下面要谈的一个问题是大学扩招后参照群体变化的影响。大学扩招会对高等教育需求产生怎样的影响? 从相对地位假设的角度着眼，讨论这个问题需要引入参照群体的概念。人们总是在和一定的主体的比较中确定自己的相对地位的，这样的群体就是他们的参照群体。

对于潜在或可能进入大学的人(及其参与决策的家长) 来说，参照群体对他们作出上大学的决策有着这样的影响:参照群体中考上大学的人越多，他们上大学的群体压力越大。这种影响可以看作一种正的网络外部性。

我们假定不论扩招与否，潜在的或可能进入大学的人数是一个常量，也就是说我们不考虑人口变动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对于那些尚未进入大学的人，大学的扩招会通过他们的参照群体刺激他们对相对地位的敏感，从而在上大学的决策中发挥作用。这里可能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某些人的参照群体中本来就有上大学的，扩招使他们的参照群体中更多的人上了大学，因此他们上大学的压力和必要性更大了;另一种情况是，某些人的参照群体中原本没有上大学的，他们上大学的压力原本很小，但扩招以后参照群体中出现了上大学的人，他们上大学的需求因此被强化。不论是以上哪种情况，都将引致更大的对高等教育的需求。

在相当长的时间中，中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比例很小，总体上看是一些学习能力很强的人。在中国这样一个具有重视教育并将教育和社会地位联系起来的传统的国家中，这些“学而优”者的示范作用是不可低估的。不过，人们通常首先是和自己状况相近的人比较。所以，当高等教育仅限于少数人的时候，对多数中等学习能力的人来说，相对地位压力不大。然而，大学扩招之后，逐步会将中等学习能力的人囊括进来。在像北京这样的城市中，这一点已经表现得很明显。在人的学习能力分布中，属于中等学习能力的人占绝大多数。假定在教育问题上，人们常常以和自己学习能力相仿的人作为参照。当大学招生从高学习能力群体向中等学习能力群体扩展时，势必在规模巨大的群体中引起相对地位压力和攀比。这个阶段的转折将引起高等教育需求的跳跃式增长。这是中国目前正在发生的事。

更大的高等教育需求会产生进一步扩招的压力，而新的扩招又会引致新一轮的需求压力。由此看来，扩招就像是一个高等教育需求迅速扩展的按钮，一旦按下，就开始了一个不断扩展的过程。在相对地位压力下，高等教育需求的边界甚至是由潜在入学者(或其家庭) 现实的可支付金额所决定，而不是取决于投入和未来货币收入之间的明确算计。

当然，我强调参照群体、相对地位对高等教育需求的影响，并不否定其他一些因素，如教育费用、劳动力市场价格等的影响，而只是指出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

我要谈的第三个角度是关于教育标志物和市场信号的问题。

教育状况尽管如斯彭斯所言，可以成为生产能力的信号，从而缓解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问题，但是，劳动力需求方对劳动者受教育状况的了解仍然是很有限的，这里的信息不对称仍然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事实上，把教育状况作为生产能力的信号只是用一个已发生过程的信息来替代在未来过程中才能获得的信息。这种替代仍然没有解决劳动力市场上的信息不对称:不了解对方生产能力的劳动力需求者同样相当不了解对方的教育状况。他们不得不依据一些外部可以观察到的标志物，如受教育年限、文凭、成绩单等来作出判断。

这就引出另外一个关系:与其说教育状况成为劳动力市场中的生产能力信号，不如说是教育状况的标志物充当了生产能力的信号。从相对地位的角度进而言之，与其说教育状况成为相对地位的符号，不如说教育状况的标志物成了相对地位符号。于是，标志物成为受教育者的重要追求目标，在一部分受教育者中甚至成为首要的目标。

当标志物和学生的能力状况有明确的对应关系时，追求标志物和达到对应的教育状态是一致的，标志物作为信号是有效的。不过，在大学招生迅速扩展的时候，事情变得更为复杂，以下情况值得注意:

(1) 学生学习能力分布状况发生了变化，但教育标志物未必能及时反映出这种变化;

(2) 学校教育状况也发生了变化，而教育标志物也未必能及时反映出这种变化;

(3) 劳动力需求方未必能及时意识到发生的变化，通常也不能及时找出有效的信号来识别不同质量的劳动力。

在这样的情况下，劳动力市场上至少会出现短期的教育信号失灵。教育信号失灵对大学教学秩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需要进行研究。

最后我想谈谈大学精神。前面我们已经大略地说明在教育收费、劳动力市场价格等因素既定的条件下，相对地位追求和参照群体的压力会增大人们对高等教育的需求;考虑到学习能力的分布特征，当高等教育从高学习能力群体向囊括中等学习能力群体扩张时，高等教育需求更是会出现迅速扩张趋势。

面对这样的需求形势，高等教育的提供者———大学从绝对收入和相对地位考虑出发，合乎逻辑地出现了一些行为特征:

1. 一系列学校产生强烈的换牌提升为“大学”的冲动。这个过程如同保罗·福塞尔在《格调》( Class) 中描述的美国大学扩张那样，“依靠的是一个语言膨胀过程，一个‘升级’的办法，也就是把数不清的普通学校、师范学院、地方神学院、贸易学校、商业学校、文秘学校的名称和地位提高到‘大学’，授予它们一个身份，而实际上它们根本不具备办大学的条件，甚至懂都不懂如何办。这个过程和高中毕业生最终被一股脑塞进大学没什么两样”。

2. 一向以培养高学习能力学生为目标的大学则产生扩大研究生教育的冲动，以区分于膨胀起来的普通大学，保持相对优势地位。由于教学能力不足，因而研究生质量的下降在所难免。不过质量下降恰恰符合一些仅仅追求相对地位标志者的需要。而研究生教育的扩张和质量下降的结果，又给原本质量较差的那些高等院校以新的诱惑和信心。于是，研究生教育热进一步升温。

在这种情况下，以学术为最高追求的大学精神面临挑战和危机。

面对办学条件和教学质量问题，政府产生了监管和干预的冲动。然而，政府有政府的追求，追求政绩的政府监管和干预常常依靠外在标志物。事实上，缺乏学术精神的学校、善于挂牌提升的学校更善于营造外在标志物。由于组织社会学中所谓“合法性”机制的作用，大学精神比较深厚的学校不得不在这方面学习。这又导致大学精神的进一步式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