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一词最初流行于墨索尼里的法西斯意大利，意指掌握一切的全能政府。纳粹德国接过了这个词，但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与德国国家社会主义有着很大区别，前者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在恐怖统治方面也远不及纳粹。阿伦特认为，极权政体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意识形态与恐怖。

极权主义是一个时间和空间概念，主要指20世纪兴起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它意味着国家与社会的界线被取消，社会完全由政治权力控制，没有任何私人空间和自由。阿伦特甚至认为，极权主义政权只严格地指希特勒执政时的纳粹德国和前苏联的斯大林肃反时期。明白这一点，有助于人们理解哈维尔提出的“后极权”概念。

哈维尔的思想受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影响，但却常被人视做后现代论者，而他自己也喜欢使用“后”。在《无权者的力量》中，他提出“后极权”的概念，用于指“生活在谎言中”的社会与政治秩序。但这个概念在学理上比“极权”更难界定（比如，法兰克福学派就用“极权”一词来批判资本主义工业社会），因此当年李慎之先生就曾提出过疑问，认为这个概念并不清晰。李慎之先生将“后极权”解释为极权后期，则是有一定道理的。

哈维尔所指的“后极权”仍是一个时间概念，主要指后斯大林时期。因为哈维尔在提出“后极权”时，是将其与“传统专制”相区别，即“如果革命的狂潮、英雄主义、献身精神和激烈的暴力布满了传统专制的方方面面，那么，这种气氛在苏联集团的国家里已经完全消失了”。这正是极权与后极权的区别。所有这一切都是斯大林逝世后带来的变化，这在时间上就与阿伦特的定义接上了。

无论希特勒还是斯大林，都是韦伯所说的奇里斯玛（charisma）式的人物，意识形态和恐怖两个极权特征，由于这种至高无上权威的存在而达致极端。斯大林时期，意识形态曾成为许多民众的信仰。人们坚信，阶级斗争推动历史前进，因而需要不断发起清洗运动，惩罚阻挡历史的反动分子。领袖是神，个人则没有任何利益。为了历史法则和历史使命，受害者会真诚坦白他们从未犯过的罪行。

如阿伦特所指出，极权制度的本质是恐怖，它在挑选受害者时并不涉及个人的行动或思想，完全根据自然进程或历史进程的客观需要（比如运动的整人指标），因此每一个人都可能成为迫害者和受害者。纳粹与前苏联都有宪法，但又都极端蔑视法律，无法无天符合希特勒的名言“极权国家不知法律与伦理有别”，因为意识形态伦理就代表了法律。在极权制度下，种族或阶级及其代表政党甚至高于国家，以至于维持政权只需要群众的觉悟就足够了。

在后极权时期，意识形态神话和领袖神话已经破灭，奇里斯玛的代际递减规律使得权力者没有了前辈的权威与严酷，只是为了合法性而被动地延续意识形态。匈牙利的卡达尔提出“只要不反对我们，就是和我们站在一起”，便是意识形态弱化的表现，而哈维尔所举的例子：水果店经理在橱窗里贴上“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的标语，也表明在后极权时期，人们已经不再真心相信意识形态，但出于个人利益考虑，仍不得不装出相信的样子。“他们不需要接受这个谎言。对他们来说，接受具有谎言并处于谎言之中的生活便已足够。”正是基于此，哈维尔才提出“生活在真实中”的命题，并将责任视为一种道义。

只顾个人利益是一种常态社会的回归，后极权不得不向人性让步，比过去更讲一点法制，允许人们有更多的个人自由，也不再强调阶级和历史法则，而是强调国家和当下利益。但随着社会开始复苏，当局也面临更多思想挑战和权利诉求，维护稳定成为政权的中心问题。昆德拉曾说，在卡夫卡笔下，惩罚寻找罪行；而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罪行寻找惩罚。这可以借用来喻指极权与后极权的区别。

后极权时期并不是没有恐惧，只是在私人生活中减少了，在公共生活中则一如既往。哈维尔等人的努力其实是孤独的。在胡萨克的“正常化”时期，如果问普通捷克人是否生活在恐惧中，一定会有许多人认为这话太夸张，但如果说根据宪法赋予公民的结社自由权利，捷克人应当开始探讨结社的可能性，马上会有很多人觉得这话胆子太大，甚至会感到紧张和恐惧。

极权消灭了社会，因而难以长期存在；后极权则不得不让社会缓慢生长，它的消失也将取决于社会的壮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