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著名经济学教授厉以宁最近谈了一个关于中国农村发展的想法：让大部分农民变成中产者。我以为这是一个好想法。不知道厉以宁教授是如何讨论这个发展目标的，媒体报道语焉不详。我愿意接着厉以宁教授的话茬，对这个问题谈谈看法。

首先，什么是“中产者”需要一个定义。中产者可以从三个基本方面定义，分别是收入水平、闲暇享受和社会权利保障。按照目前的物价水平，中产者至少应该有年收入5万元／户，和北京大学的低收入水平差不多。中产者每年享有的闲暇时间也应该在120天左右；每年为工作疲于奔命的劳动者不会是中产者。中产者还应该享有与其他社会成员一样的社会权利保障，应该在社会公共事务中有相当的影响力。

农民“变成”按上面定义的中产者，需要一个时间。时间要多长？需要有一个估算。如果时间足够长，大概所有中国农民都可能变成中产者，这一点我们最好不要怀疑。但如果限定在10年到20年，要“大部分农民”变成中产者，恐怕会非常困难。

按粗略的计算，中国农民，特别是粮食种植业的农民，每户需要耕种50亩以上的土地，并在搞家庭经营的同时还兼做其他工作，才有可能达到年收入5万元人民币。如果种植50亩粮食，考虑到政府补贴的可能性，年收入有望达到15000元左右，加上家庭经营收入和其他兼业收入，年收入每户达到5万元是可能的。这样的家庭有可能拥有一套质量比较好的住宅，也可能拥有一辆机动轿车和数辆农业机械。这样的农民是可以“安居乐业”的，比目前一般的城市居民生活水平还要高一些。当然，这种生活水平还远不能和发达国家的水平相比。然而，即使是这样的“中产者”标准，要达到也非常不容易。要实现粮食种植农民户均达到50亩土地，需要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到城市。按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近几年我国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大约是1.6％，按这个速度，粮食种植业农民要达到户均50亩土地，时间要在40年左右。若做乐观预测，农村人口减少的速度再加两个百分点，也要在25年之后才能达到户均50亩土地。这还要保证耕地再不减少。因为这里的户均50亩地是平均数，这意味着还有大量的农民不能拥有这样的经营规模，也就是说，他们还一下子达不到中产者的生活标准。再进一步说，大量进城的农民也不见得把土地出售给留在农村的农民，他们可能会将土地租给种地农民，这样便会使农民的收入打不少折扣。总之，关于大多数农民变为中产者这样的发展目标，要在短期内实现是不可能的。

另外两个“中产者”目标实现起来也不容易。在农业机械更广泛使用的情况下，50亩土地有可能用50个工作日就能完成耕种，再拿近200个工作日从事其他工作，剩余120天作为休息日是有可能的。所以，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中产者的第二个标准是有可能达到的。但是，这要求我们的劳资关系有一定改善，否则，农民可能不得不在压力之下接受更长的劳动时间，或者农民不愿意兼业，处在半失业状态。这个时候，农民的生活品质便会降低，闲暇也不再完全是福利了。

农民的社会权利改善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确保农民的社会权利仅仅依靠立法是不够的。法律权利的落实需要一个载体，这个载体是组织系统和一批专业人士。要产生这样的载体，既需要国家基础制度的变化，也需要农民经济地位的提高，使他们能够支付得起一定的社会成本。显然，这个过程会是比较漫长的。

鉴于上面这些认识，我倒觉得不妨把“农民变成中产者”这样宏大的目标当做一种战略性的安排，不要急于去把它当做短期的工作去突击搞。眼下是要着急解决许多迫在眉睫的事情。例如，农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基本养老保障和最低生活保障，就需要尽快地想办法解决，三年五年不行，十年八年总该有个样子。还有，中国农村1亿左右的人口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1人10元，这种境况不改善，他们就没有最起码的生命尊严，遑论拥有“中产者”地位。

在写这篇评论的前夕，我在央视新闻节目中看到，四川某地农村孩子过生日的“盛典”是吃两个煮鸡蛋。笔者在40年前也有过这样的生日，看到今天的孩子们仍这样生活，不免唏嘘。我们多么希望这些孩子能快快地变成“中产者”啊！可是，当我们给他们勾画这样的前景时，他们一定会拿许许多多眼下的困难要我们解决，对此，我们该何以应对呢？（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