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跌宕起伏的21世纪，能对人类社会历史发展进程产生重大影响的经济学家当首推凯恩斯和哈耶克。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之后，凯恩斯薄薄的《通论》（《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一出版就风靡世界，其理论和政策主张纷纷被西方各国政府所接纳和采用，从而对战后西方各国政府的经济政策乃至经济和社会体制的运行产生了重大影响。20世纪50初，西方各国从1929～1933的大萧条中彻底走了出来，随之世界经济进入一个较长时段的高速增长期，于是，就有了西方世界战后近40年“凯恩斯革命”经济繁荣之说。

在凯恩斯的《通论》出版8年后，时在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的哈耶克教授出版了他的小册子《通向奴役之路》。这部小册子一出版也立即震惊了世界，一方面唤醒了世人包括绝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中央计划经济的迷梦，另一方面，这部小册子中所宣扬的现代自由社会的基本理念和原理，也实际上为许多政治家和知识分子所接受，其中包括当时的英国首相丘吉尔。

在《通论》和《通向奴役之路》出版之后，整个20世纪后半期以来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史，好像就围绕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的思想和政策主张而展开。从1929～1933年的大萧条后的罗斯福新政，到1973年的石油危机及70年代西方各国的经济衰退，凯恩斯本人的理论以及后来不断扩充和发展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几乎支配了整个西方世界经济理论界。《通论》的出版和问世，创生了宏观经济学分析框架，从而组建演变出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分野。继而，西方各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人人都成了凯恩斯主义者。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主张，也成了战后西方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不二选择。正是因为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巨大影响，美国总统尼克松在1971年曾说：“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甚至到了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卢卡斯还在说：“我想人人都是藏而不露的凯恩斯主义者”。

但到1973年，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西方各国出现了一次严重的经济衰退。西方各国经济出现的“滞涨”（经济增长停滞和下滑与通货膨胀并存）现象，被认为宣布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破产。随之，以弗里德曼为领袖的货币主义和哈耶克所倡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大行其道，哈耶克、弗里德曼所坚持和弘扬的自由市场经济的理念也随即占领了世界经济理论和思想的“制高点”，成了美国里根政府和英国撒切尔夫人保守主义政府执政和施政的基本信念。1989年哈耶克90岁生日时，撒切尔夫人曾写信称赞他道：“您的著作和思考所给予我们的指导和启迪，是极其重要的，您对我们居功至伟”。里根总统不仅公开承认受哈耶克和米塞斯思想的影响，而且在里根政府六大部门聘任的74位经济学家中，有20多位是哈耶克所发起创办的Mont Pelerine Society的成员。

1962年在芝加哥为哈耶克夫妇举行的一次送别宴会上，弗里德曼这样评价哈耶克在不同社会科学领域的贡献和影响：“历史上不乏试图影响公共舆论的人，但很少有人能提出足以影响科学进程且透彻、渊博而又深刻的学术思想。很少有人能像哈耶克一样不仅对美国而且对整个西方世界产生深远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后，在西方世界，自由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开始为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信奉，相对而言，凯恩斯主义似乎在全世界开始衰落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理论光环也一度褪去。哈耶克和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所宣扬和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到20和21世纪之交，全世界经济学界又似乎人人都成了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信奉者。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前苏联和东欧各国的转制，特别是原实行中央计划经济的中国、越南等国市场化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功，又似乎标志着哈耶克所宣扬和代表的自由主义理念在全世界的凯旋。随之，哈耶克的经济社会理论也在中国、东欧、俄罗斯和转型国家较广泛地传播普及开来，为很多知识分子和经济学人所接受。

然而，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演变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历史也并没有像美国著名政治学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乐观预期的那样，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度下的市场经济社会。一方面，在政府干预、参与乃至统御下，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迅速起飞，走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民主法治下的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似乎又在燃起了一些人对政府干预作用的美好憧憬和希望；另一方面，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2007～2008年的全球金融风暴，以及接踵而至的2008～2009年的衰退，又使人们把板子纷纷打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屁股上。全球金融风暴以来，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好像又强劲地复活过来，政府干预市场和刺激经济的计划，又在世界各国大行其道。中国近几年也实际上在采取类似于凯恩斯主义的政府干预政策，并带着计划经济时期遗留下来的大政府体制的遗产，走向一条政府统御市场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径。

数年前，煌煌上百万字的《凯恩斯传》的作者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Robert Skidelsky）曾预言：“只要这个世界有需要，凯恩斯的思想就会一直存在下去。”2008年的世界经济衰退突然来袭，世界各国政府乃至中国政府的决策层几乎不无例外地重操凯恩斯主义的宏观刺激计划与政府干预政策，似乎再一次验证了斯基德尔斯基的这一预言。

但反过来看，目前世界各国政府量化宽松与政府干预市场的救市计划，最多也只能是一种凯恩斯主义的“铃儿响叮当的胜利”（jingoistic triumphalism），西方各国在利息率接近于零的极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下仍然经济复苏步履维艰、路途慢慢，说明西方世界实际上陷入了凯恩斯本人所说的“流动性陷阱”（liquidity trap）。这一格局，既证明不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破产，似乎也证明不了在目前的世界经济格局中传统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有效性。

回顾20世纪30年代以来的世界历史，我们确知凯恩斯和哈耶克无疑是当代对世界影响最大的两位思想家。然而，也许很多人乃至很多经济学家并没有认识到，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均是被误读、误识乃至被误释和误传最多的两位思想大师。

先说凯恩斯。多年来，全球经济学界一提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把他与大政府、政府干预市场、央行超发货币、通货膨胀、政府财政赤字、不断刺激总需求的扩张性宏观政策联系在一起，甚至有人把凯恩斯误认为是个国有化和中央计划体制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甚至是个社会主义者。然而，30余年深入研究凯恩斯学说、思想和生平的斯基德尔斯基却发现，要把“凯恩斯经济学”与西方经济理论中的逐渐演变生成的“凯恩斯主义”区别开来。在2009年出版的《重新发现凯恩斯》一书的序言中，斯基德尔斯基明确指出，凯恩斯不是国有化的支持者，不是一个宏观调控者；凯恩斯不是永久预算赤字的支持者，实际上他希望在一般情况下政府预算保持盈余；凯恩斯并不狂热地支持政府征税用税；凯恩斯不主张通货膨胀，而是希望物价稳定，主张中央可以通过限制货币增长的方式达到物价稳定；凯恩斯也不认为所有失业都是由于总需求造成的。斯基德尔斯基也指出，尽管凯恩斯并不为资本主义歌功颂德，但他却认为西方现存的社会制度是人类最好的经济社会体制之一。

由此看来，尽管哈耶克与凯恩斯在经济理论尤其是货币理论和政策主张上针锋相对，甚至截然相反，且二人发生过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激烈、尖锐乃至不乏尖刻的理论论战（哈耶克在凯恩斯逝世后还在批评对手的货币理论及其所带来的“通胀”后果），但是，在坚持自由民主法治的市场经济社会这一基本理念上，哈耶克与凯恩斯乃至与弗里德曼并没有任何冲突和矛盾。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他们都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

如果说凯恩斯的原初主张并非等同于后来在当代西方各国经济理论中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而是被过度诠释乃至在某些方面被曲解了，那么，哈耶克在另一方面被人们误读得更加厉害。由于1946哈耶克在《通向奴役之路》中对中央计划体制非可行性进行了深刻、尖锐的分析和批判，在1960年出版的《自由宪章》中提出了“自发社会秩序”的基本理念，在1988年出版的《致命的自负》中批判理性地整体设计社会制度，到晚年在《货币的非国家化》等著作中仍坚持批判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通货膨胀理论，哈耶克被误认为主张在人类社会制度的建构与演变上要“无为”，主张全盘否定国有制，主张小政府，甚至把他误认为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更有些荒唐的是，到目前为止，哈耶克被世人广为理解为一个社会思想家和政治哲学家，而不是经济学家。哈耶克在二十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所提出的经济理论，除了零星还在美国少数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中有人研究外之外，几乎被全球经济学界所遗忘了。哈耶克在1988年答巴特利三世的访谈录中亦承认：“很多经济学家倾向于把我看成是一个（行）外人”。在中国大陆，除了一两篇博士论文外，多年来真正研究哈耶克早期经济思想的人也很少，中国经济学界大多数人对哈耶克的经济理论（除知识分工及其在社会中运用话题相关的几篇文章外）大都不怎么熟悉。

然而，1974年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委员会把当年的经济学奖授予哈耶克和瑞典经济学家冈纳•缪尔达尔（Gunnar Myrdal)）时，却是授予哈耶克在经济学方面的理论贡献，以“表扬他们在货币政策和商业周期上的开创性研究，以及他们对于经济、社会和制度互动影响的敏锐分析。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贡献在哪里？在21世纪哈耶克所留给人类社会的经济理论遗产今天还有没价值和现实理论意义？这都是我们在纪念哈耶克逝世20周年时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