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议制国会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核心制度
现代民主政治可以说就是议会政治，具体操作离不开代议制国会。列宁说：“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
关于民主的论争虽然纷繁，但民主毕竟不是一句空话，不能仅停留在口头上或纸上，要落到实处，须有一定的制度保障，诸如宪法、司法机构、政党等。民主也须有一定的形式，我国每年春季召开的“两会”，即被认定为人民参政议政的最好形式，“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代表大会也被法定为“最高权力机关”。
“人大”即代议制国会。国会体制在现今世界各国都普遍存在，形式虽有所不同，但均居于国家政体的中心位置，可谓是现代民主的根本性制度。英国甚至至今尚无一部成文宪法，但国会从十三世纪开始设立，代表贵族、平民等社会各阶层参政议政，立法决策，限制王权，监督政府，经过七八百年的发展完善，现已成为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核心制度。
国会既是人民议政参政的最好形式，也是政治博弈的理想场所。民主意味着所有遵守法律的民众都可行使自己不可剥夺的政治权力。但人既有性别、民族、阶级、宗教信仰等不同，因而利益也不尽相同。利益不同必有争斗，自古以来的战争内乱、宫廷阴谋其实都是争权夺利，十分残忍甚至血流成河。议会斗争则让利益争斗摆在桌面上，又以宪法规定博弈规则，划定权限，而以选票决胜负。君子动口不动手，这就使利益争斗由野蛮转向文明，由你死我活变成各有机会，从而避免了内乱。国会机制的出现，可谓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制度创革。国会既是不同利益争斗的场所，也就不可能那么平静，然争斗既都遵循着一定规则，因而总是哄闹而有序。不哄闹没有利益争斗，不投反对票一致举手通过，反而可能是被强权操控，或干脆就是假国会。
二、中国国会是西方舶来品
中国没有议会民主传统，古代圣贤政治虽有“谋及卿士”、“谋及庶人”的美谈，却只是协商而不是民主。秦始皇设博士议政，唐太宗在三省体制中设置左右谏官，后发展为谏院，但宋朝时台谏合一，谏诤对象转向宰相以下，而不得对准皇上，及至清朝也没有出现代表民意而能对皇权有所制约的机关。
国会体制完全是由西方移植而来的舶来品。
鸦片战争中国国门被打开，西力东渐的同时西学也东渐。林则徐为了解夷情编译的《四洲志》，就对英、美等国议会制有所引介，说英国“国中有大事，王及官俱至巴厘满(Parliament)衙门公议乃行”。后来的洋务知识分子更是着力介绍西方“君民共主”：“集众于上下议院，君可而民否，不能行；民可而君否，亦不能行也，必君民意见相同，而后可颁之于远近”。即君主立宪政体，其中心即国会。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上书光绪帝，提出开武英殿议政，每县选一议郎，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实即开国会。
内忧外患不解也使清末统治者痛下决心，移植西政改革政体。1906年下诏“仿行宪政”，当时舆论认为：“专制政体与立宪政体之别，其唯一之标识即在于议会之有无”。清着即筹设资政院和各省谘议局，谓之“民意机构”。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并举办了中华有史以来第一次议员选举，预备9年后开国会。但闸门一开，舆情拟火，绅民要求以国会为中心筹建英国式政府。梁启超也说：“有国会谓之宪政，无国会谓之非宪政”。立宪派诉求“速开国会”，在1910年发起了三次大规模的和平请愿，有百万民众参与，使专制清朝威信大跌。
辛亥革命的成功实与国会请愿的影响有密切关系，孤立无援的清廷这时也乞怜于开国会，已无人理睬。南方独立各省却邀约包括北方未独立省份在内的谘议局派代表来共组临时国会，这个国会草拟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法”，投票选举了临时大总统，组织南京临时政府，批准了清帝退位诏书，制定了《临时约法》。民国开初建政实际上是以国会为中心，但已由学习英国改为学习美国。
民国元年底至二年初，全国进行了第二次议员选举，民选国会率先脱下了“临时”的帽子，正式国会有参议院、众议院，美国式两院制议会党团也随之出现。议员们纵横捭阖，参政议政，进行公开的政治博弈，一度出现生动活泼的民主新气象。但好景不长，有望组阁的国民党党魁宋教仁在1913年被暗杀，接踵而至的是革命、内战，以致于内乱不止。“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文明有序的国会博弈机制既然上不了轨道，只能是恢复旧式你死我活的厮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而不是选票出政权。这种倒退朝野政治领袖实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三、 “以俄为师”未得国会真传
民初建政提出了“五族共和”，国会制定了五色国旗，结果是汉族一族也共和不了，不能坐在国会一起共商国是。国会是各派政治力量博弈争斗的场所，但国会精神是妥协，而不是翻脸，是容纳尊重反对派，而不是打压消灭反对派。有国会就无须动武打仗，各派讨价还价你来我往共商国是，以选票来决胜负，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共建国家。如果容不得反对的声音，那还能算是什么国会？
旧官僚出身的民国总统袁世凯生性不理解国会精神，他以北洋武力取缔民选国会，又耍权术组织听命于己的“政治会议”，强奸民意选自己为终身总统乃至“洪宪”皇帝，最后是身败名裂。
职业革命家孙中山也不理会国会妥协精神，把国会用作斗争工具。他召集失意议员到广州组织“非常国会”，却不求妥协而执意北伐动武。结果反倒是北洋军阀吴佩孚向非常国会提出南北议和，把议员们又召回了北京，反对北伐的广东执政陈炯明也背叛了孙中山。
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影响中国政治极为深远，由于移植欧美国会那一套行之不通，孙中山转而提出了“以俄为师”，自后苏联模式主导了中国政治。国共两党的政治体制其实多是模仿苏联，只是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彻底。苏俄也是西方白种人，“以俄为师”仍是移植西方，但其政体却不再是以国会为中心，而是以党为中心，孙中山概括为“党在国上”。
苏联式国会与英美式国会大不相同，列宁虽说无产阶级民主也不能没有代议机构，但这个机构却完全由党包办主导，容不得反对声音。其实俄国1917年(二月、十月)革命与中国辛亥革命一样，都流血较少暴力有限，沙皇与清帝一样都是被迫自动退位交权，而这中间国会杜马起了很大作用，成立了好几届临时政府。十月布尔什维克主导的不过是“第六届临时政府”，人们期待由其组织公平的选举来组织新杜马。列宁起先也很自信，但两个月后即1918年1月选举结果是，自称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革命党(也宗奉马克思，搞社会主义，较温和)大胜，自称代表工人阶级的布尔什维克仅获得不到1/4的国会议席。按理落败者应自动下台，但列宁不讲诚信，干脆驱散杜马，改以布党控制的临时性群众组织苏维埃充当国会，“议行合一”，公开实行专政。由此引发残酷内战，死人千万。现在，俄罗斯已将“十月革命”改称“十月政变”。
列宁是公开反对“议会道路”而主张阶级专政的，但议会民主的形式连恩格斯都称赞，苏联既标榜民主也不得不有所敷衍。一党专政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后来采取国会两院制，有人民院、民族院，届时也举行“选举”和盛大隆重的全国代表会议，找一些名人如第一个太空人加加林及功勋演员等来当政治花瓶，议员绝大多数都是官员党员，国会成了党代会的另一种形式，搞民主集中制，开会时是热烈而长时间的鼓掌，投票是一致通过。苏式国会耗费巨大，却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并无实际作用，完全是作秀摆门面，说穿了就是假民主。苏联垮台后俄罗斯取消了虚假的苏维埃，恢复了多党竞争的杜马，可见苏维埃只是国会的变异而非真传。
“以俄为师”使中国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走了弯路，中国人为此上了大当吃了大亏！国共两个列宁式革命党互不相让，不能以国会机制票决胜负，只能是尔虞我诈大动干戈，零和博弈，内战规模是越来越大，死人超过苏俄，令斯大林等弹冠相庆。]
国民党“以俄为师”一党专政，以党纲取代宪法，定党旗为国旗，搞“党化教育”。但国民党还毕竟另有一套自己的政治设计，即孙中山的“五权宪法”、“三序方略”等。党在国会之上只在军政、训政时期适用，宪政时期将“还政于民”，党在国下，实行中西合璧的“五权宪法”。现在台湾已实行宪政，国民党已不怕竞争性选举，立法院的政治功能齐全作用显著。
四、国会体制改革在于剔除苏式“党在国上”
而反观大陆中共主导的国会“人大”，则仍是“党在国上”的苏维埃模式，“政协”延续的是抗战国民党主办的“国民参政会”。“两会”虽笼络几个所谓“民主党派”来做摆设，花样翻新，却并未脱出苏联模式假民主假国会的实质。
北京每年兴师动众召开的“两会”，看似热闹却并不代表民意，各省代表团都由书记省长带队，代表绝大多数是现职党政官员，“议行合一”，少许文体影视明星农妇等只是作为点缀。开代议制国会好几千人浩浩荡荡到人民大会堂，听报告，然后按省分组讨论，等于把省委会移师到北京来开。所谓将党的意志通过“人大”表决变成国家法律，其实党的意志不通过“人大”表决，也能变成国家法律，列宁、斯大林、毛泽东都是这么干的。既然“党在国上”，国会表决只是“橡皮图章”，实乃多此一举。党在国会之上，政治议题完全由党操控，没有反对的声音，搞民主集中制，又如何算得上是政治博弈？所以，每年“两会”虽开得隆重热烈，花钱也不少，大家都知道冒得用！是走过场做形式，是典型的政治作秀。
有美女演员代表无能力也无暇于议政，写了小学作文式的“环境保护，从我做起”作为提案，被人笑话。而几年前有少许知识界代表，提议废止已行30年且时限已过的“独生子女”计划生育误国害民政策，却不被理睬。“党在国上”的“两会”既不存在政治博弈，只能是党的附庸，而绝非什么“最高权力机关”，其体现的也是党意官意，而绝非民意，更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政府。
近年来我国“两会”也有所改进，至少比文革时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的可有可无状况有所进步。但改革的步子太小，仍然在刻意保留苏联模式。苏联垮台早已使世界认清了其政经体制的专制落后性质，其计划经济落后我国多数人都承认，其政治体制也很落后，则不为当局所认可。如民主集中制是列宁在沙皇警察国家秘密状态下，依照民粹党人的组织策略制定的建党原则，执政后却仍坚持，并推广到国会，成为国家原则，就显得封闭落后不合时宜。“党在国上”、“议行合一”的苏维埃，把国会开成另类的党代会，搞“一言堂”，是愚弄民众而极具欺骗性，实无可取之处。所有这些，都已被列宁故乡的人民所抛弃。创始国都弃之如敝屣，我们又何至于留着当宝贝？历史已证明苏联党国体制没有任何“先进性”可言，最后被中国人民抛弃，也只是时间早晚问题。
我国的改革开放，就是抛弃苏联模式另寻出路，经济上抛弃了计划经济体制，政治上也要抛弃“党在国上”体制。我国宪法既规定“人大”为“最高权力机关”，只要真正逐步地加以落实，剔除苏式“党在国上”，实行“党在国下”，国会就能真正成为我国民主政治的制度保障。当然，这说起来名正言顺，行起来却阻力重重。这就需要正视历史，切实地认识“以俄为师”的惨痛教训，深刻认识苏维埃党国的封闭落后欺骗性质，下大决心深化改革，开创新局。
我们看到，同样是全面移植了苏联党政模式的越南，其政治改革似已走到我国前面。2007年其第十二届国会就推行了代表差额竞选，许多越共推选的官员被民选代表击败。越共“十一大”还实行中央委员的大幅度差额选举，连总书记也是二选一，步步向票决民主靠近。大力度改革明显地增加了越南的整体政治活力和国家竞争力，让全世界刮目相看，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国会改革也不宜迟疑。
本文刊发于《阳光》 总第119期，此为未删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