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国民的现代性思想启蒙是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在文化价值与意识形态领域所必然完成的任务。对于中国社会来说，这一思想启蒙历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密切相关，正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实践活动与理论成果推动着中国社会思想启蒙的不断深入，推动着中国社会文化与价值的逐步现代化。

一

近现代以来，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总体而言渐渐失去先进性，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冲击下存在合法性受到严峻挑战，国人开始在中西文化之间徘徊挣扎。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最初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主张中体西用，仅仅在器物层面接纳西方文化，但洋务运动的失败很快就表明此路不通。在此之后，维新派的变法理念、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都对传统文化形成了一定的冲击，现代西方的制度理念与政治文明开始较为广泛地为国人所知。当然这两次运动都归于失败，其失败说明封建主义的力量之强、传统文化的惰性之大，说明当绝大多数国民还浑浑噩噩、麻木不觉时，仅靠少数人的奋斗与牺牲是无法实现中华民族之救亡图存的。正因如此，在辛亥革命之后，才有了改造国民性、进行价值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才有了对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呼吁。

但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的思想启蒙主要停留在一般民主主义的层面，仅仅靠这种对于个体独立、权利的抽象呼吁与启蒙，迫切的救亡图存任务是无法完成的，封建的大山是无法真正推翻的，传统文化也不会得到根本的批判、转变与扬弃。换言之，虽然五四新文化运动前期就提出了文化现代化与思想启蒙的任务，但启蒙理念的抽象性以及现实社会基础的缺乏，使得这一任务在当时是不可能有效完成的。五四启蒙的这种局限性表明，要想真正实现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推翻封建主义，必须寻求一种新的先进文明。这种先进文明一方面要体现五四启蒙已经提出的种种价值理念，比如自由、平等、民主、科学；另一方面还必须是一种具有实践特质的社会理论。换言之，这种新的先进文明一方面内在地涵括与提升五四启蒙的价值理念，另一方面还应具有社会理论的内涵以提供科学的历史观、认识论与方法论来指导人们的现实实践，而这后一方面则是五四前期的启蒙运动所不具备的。随着十月革命一声炮响，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一种先进的文化理念普遍进入了国人的视野。在此意义上，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期中国先进知识分子转向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信仰与宣传就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五四启蒙本身的发展与深化，是启蒙的内在逻辑使然。

二

随着马克思主义被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广泛接受，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党领导全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较为顺利地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开始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在此过程中，中国社会的文化形态逐步发生了深刻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当然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主导性的话语体系。人民、阶级、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当家作主等理念渗透于从国家意识形态到大众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注意，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五四启蒙思潮的自然发展，其理论与实践都体现着启蒙的精神，马克思主义对于人们真真切切发挥着思想启蒙的作用，但这种启蒙的实际效果与五四反封建的启蒙并不完全一致。因为当时人们接受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为了反封建，也是为了反帝。由于要调动一切阶级阶层的反帝积极性，文化上彻底反封建的思想启蒙是不可能的。在兵荒马乱的年代要想实现全民的现代性思想启蒙既为形势所不许，同时也缺乏相应的经济社会基础。进而言之，由于致力于民族独立与国家解放，马克思主义在当时所提供的主要是一种集体性解放与独立的观念，而个体的独立、自由与权利被认为自然涵括在这一价值图景之中。恰恰是这种集体对个体的涵括使得个体启蒙的维度在相当程度上被淡化了。不论人们主观上怎样看待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价值图景，客观的效果在特定历史形势下就是如此。这种集体对个体涵括甚至替代的特点，不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前的建设时期都体现得较为明显。这种国家本位与群体本位与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很大的相似性。而不真正确立个人权利的观念、现代公民的观念，对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就不可能深入，现代性的思想启蒙就不可能有效进行，国民性的有效改造与现代公民人格的培育就依然是有待完成的任务。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在形式上反封建可能轰轰烈烈，但实际上封建主义的积弊却不可能较为彻底地克服，封建的东西有可能依旧左右人们的头脑。

对于封建传统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遗存，邓小平的认识非常深刻。在1980年《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一篇重要讲话中，他强调指出，社会关系中残存的宗法观念、等级观念，上下级关系和干群关系中的身份不平等现象，公民权利义务观念的薄弱，经济领域中的某些“官工”、“官商”、“官农”式的体制和作风，等等，都属于封建主义的残余影响。“我们进行了二十八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推翻封建主义的反动统治和封建土地所有制，是成功的，彻底的。但是，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这个任务，因为我们对它的重要性估计不足，以后很快转入社会主义革命，所以没有能够完成。现在应该明确提出继续肃清思想政治方面的封建主义残余影响的任务。”继续肃清封建主义残余影响任务的提出表明现代性思想启蒙仍是未竟的历史任务。

三

改革开放以来，马克思主义成功实现了与中国具体实际的第二次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与发展为中国现代性的思想启蒙，为国民性的进一步塑造提供了现实基础和思想支撑。

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与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观点得到高度重视与强调，中国社会日益进入马克思所讲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这一历史阶段。马克思在论述市场经济时曾经指出：“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在所有方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个人材料和物质材料，则确立了自由。可见，平等和自由不仅在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交换中受到尊重，而且交换价值的交换是一切平等和自由的生产的、现实的基础。作为纯粹观念，平等和自由仅仅是交换价值的交换的一种理想化的表现；作为在法律的、政治的、社会的关系上发展了的东西，平等和自由不过是另一次方的这种基础而已。”市场经济所内含的个体性价值原则是对根植于自然经济土壤中的封建家长制作风、等级特权思想、人治观念和草民意识等的彻底否定，没有这一现实基础，现代性的普遍启蒙是不可能取得实质性成果的。可以说，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民主政治体制的不断发展与完善，随着中国城市化过程的迅速推进，随着中国现代产业结构与社会结构的逐渐形成，随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断成长，随着社会利益分化与冲突导致的公民利益观念特别是权利意识的普遍觉醒，现代性思想启蒙的经济与社会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具备。

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新世纪新阶段，我们党又进一步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特别是“以人为本”的理念，从而在意识形态的高度、在更大程度上自觉推动了中国社会的现代性思想启蒙。与这种意识形态上的自觉推动相适应，马克思主义本身关于人的权利、人的发展的观点得到高度重视，马克思主义的人学思想凸显出来，马克思主义开始更为有效地发挥现代人格启蒙的功能。可以说，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结合的不断深入，今天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趋向其价值的核心——人本身：个体的自由、权利、个性、发展与幸福。“以人为本”的提出表明中国的现代化经过民族独立与国家发展两个阶段现在已经到了关注公民自身、落实公民权利、提升公民素质、塑造现代公民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进一步赋予公民各种权利，让公民自由地判断与思考，实现公民的自我启蒙与相互启蒙，使社会大众确立现代的公民理念，可谓恰逢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