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始终高度重视、积极推进经济建设。正是由于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同时，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社会整体发展程度特别是生产力水平以及大多数人的生活质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很大差距，经济建设的任务依旧任重道远。一方面，发展的形势与任务决定了经济建设不能动摇，而另一方面，当前的经济建设却又问题众多，推进艰难，争议不断。新世纪新阶段以来，那种强调权力主导，过于关注 GDP，过于注重生产而忽视分配与消费，漠视资源与环境瓶颈的建设理念与模式已经引发了大量的矛盾与问题。当然，矛盾与问题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经济建设的内涵认识不全面、理解上没有与时俱进，却是重要根源之一。改革攻坚阶段，我们要更好地推进经济建设，恐怕首先需要反思、扬弃以往的理念与模式，与时俱进地、更为科学地理解“经济建设”的内涵与实质。按照哲学原理，认识需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不断深化。只有如此，才能更好地发挥理论上的指导作用。
其一，就经济建设的主体而言，应明确从权力主导向市场(企业)主导的普遍有效转变是中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由于市场缺失，企业家和民间力量薄弱，公共权力的资源调配与组织力量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替代与弥补市场的作用，从而推进经济的快速增长。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逐步建立，随着社会经济力量的逐步增强，市场本身的运作规律就要成为经济活动的基本规则，与之相应，公共权力本身的经济推动作用则会趋于弱化。如果在此阶段权力不从具体利益中超脱出来，仍直接作为主体大量参与微观经济活动，必然会导致寻租腐败、财富收益向权力与资本高度集中，导致市场经济的自组织性受到破坏，特别是合格市场主体难以普遍形成，导致个别化的频繁政策调节压倒普遍性的法治调节。公共权力自身既很难专注于统筹和谋划经济发展的全局与中长期目标，市场本身的巨大经济潜能也难以有效释放。在这种情况下，经济转型的成本会越来越大，经济发展的速度、效率与质量出现严重问题的可能性会越来越大，围绕着资源配置与财富分配的冲突与矛盾也就会越来越大，权力主导的负效益就会越来越明显。就此而言，我们应该明确认识到，随着市场化的推进，转轨时期公共权力直接干预的作用递减将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与规律。
中国市场化进程要取得进一步的突破，就必须改变公共权力作为经济建设主体的地位。权力应从具体而微的经济活动中退出来，下放机会与资源，把更多的事情交给“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负责。这既可以有效制约权力对经济的不当干预，打破垄断、减少各种寻租腐败的机会，也有利于政府承担起宏观调控、社会管理、提供公共产品和法治保障的应有服务职能。而真正合格的市场主体的普遍形成，则会更为有效地推动中国经济的转型升级。当然，这一改革的过程不会一帆风顺，肯定会充满利益的计较与争夺，但越积极地推进这一进程，越早而稳妥地推进这一进程，我们付出的代价就可能越小，市场经济的发展就会切实推进到更高的层次与水平。
其二，就经济建设的具体内容而言，应明确从主要关注生产到对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整体把握与有机协调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按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人们的经济活动是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环节的不断交替中实现的，这四个环节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共同构成“经济”这一有机整体。发展生产、分配、交换、消费都是发展经济，都属于经济建设。就此而言，完整意义上的经济建设既包括做大蛋糕的活动，也包括分蛋糕的活动。
但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们主要是从生产和交换的角度来理解经济，把经济活动主要看作是生产的发展，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分配和消费作为经济建设的重要部分。当然，这种理解方式在改革开放之初有其理由：一方面，当时的生产力极为落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迫切任务;另一方面，在放权让利与所有制改革的情况下，当时生产发展本身就意味着广大民众在分配中获得更多收益，意味着其消费能力的增强。然而，随着对生产的强调，特别在唯GDP政绩观的推动下，生产本身逐渐被放大到不正常的程度，“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似乎变成了以生产发展和GDP增长为中心。在这种认识误区的影响下，正如有论者指出的：“其结果，一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人们想到的就是发展生产和交换，就是改善投资环境、扩大投资、多上项目、多搞国企等等具体内容，而发展分配和消费则始终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教育、医疗、社保、民居、环保、公交、公共文化娱乐、大众体育等等属于国民收入再分配和公共消费领域的民生项目始终得不到应有的投入，因而已经喊了许多年的扩大内需也始终无法落实。‘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与‘重视民生’几乎成了两个相互对立的方面。”对生产的过度强调，对分配和消费的相对忽视造成了整体经济本身诸环节的内在紧张，破坏了整个经济活动本身的有机性与协调性，导致整个经济活动运行的严重问题甚至使其难以持续。
基于现实的经验教训，随着改革的推进，现在我们应认识到，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个环节，做大蛋糕和分好蛋糕两项活动都是经济建设的重要内容。尤其要认识到，增加广大社会成员的财富收入，加强就业、住房、医疗、社保、教育、文化等领域的民生建设，拉动内需并不是生产发展的消极影响因素，相反，是生产发展的目的，是经济协调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内生动力。保障和改善民生与发展生产应该也能够实现有效结合与良性循环，我们应该也能够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让民众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
其三，就经济建设的投入要素而言，应明确从“物”与“资本”向“科技进步”、“管理创新”与“个体能力”的合理有效转换是中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必然要求。从生产要素的投入讲，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依靠劳动力的低成本与资源、资本高投入。这在经济建设的初期具有必然性，因为中国具有大量劳动力，而在缺乏科技创新的情况下也只能依靠大量自然资源与资本的不断投入。然而，随着改革的推进，这种经济发展方式在使中国经济总量不断增大的同时，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不可持续性。
为经济发展的平衡、协调与可持续计，现阶段，我们要把经济发展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与管理创新的轨道上来。换言之，经济建设的主要支撑要素应实现适时转移，生产要素结构要实现一个合理的调整与转型。当然，这一转型并不意味着忽视中国巨大的劳动力资源，而只是表明我们既要充分发挥自身的比较优势，同时也应注重培养更高层次的创新性竞争优势。生产要素投入结构的转型意味着社会成员个体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与提高，意味着经济整体自主创新能力的增强与质量的提升，意味着经济结构的优化特别是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意味着中国经济在全球化之中竞争优势的逐步培育。当然，生产要素的调整与转型离不开一个产权明晰、公平正义、切实竞争、垄断受制的良好社会与市场环境与自由宽松、民主独立、鼓励进取的积极文化氛围。只有这样一种健全良好的环境与氛围才能充分而有效地激发社会成员的主体性，从而使现代经济活动中的创造性资源和社会潜力得到最大限度的开发和调动。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而言，培育这样一种前提性的环境与条件，实是一项事关根本，必须尽快为之的基础性工作。
其四，就经济建设的外部支持条件与环境而言，应明确从强调经济建设转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社会建设、文化建设与生态建设的统筹协调是中国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社会大系统科学发展的内在要求。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与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整个中国社会大系统的要素成分愈益多样化，结构愈益复杂化，各要素之间的关联愈益密切。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特别是社会利益矛盾的凸显，政治民主的健全完善成为迫切的历史任务;由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促进社会公平，实现改革成果共享，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开始加快推进;在物质生活满足的基础上人们开始追求更高的精神文化享受，现代的公民文化建设也提上日程;生态问题也随经济的粗放式发展日益凸显。概言之，在经济建设推进的基础上，特别是自上一世纪90年代以来，其他各项建设在实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展开，有了自己的具体内容和独特要求，独立性日渐增强，与经济建设的张力也愈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发展过程中就无法再以经济建设涵盖或替代其他领域的建设，其他领域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甚至反过来深刻影响到经济建设的质量和可持续性。既然如此，我们在加快经济发展的同时，就必须以战略的、系统的眼光来妥善处理经济建设与其他各领域建设的关系，实现全面而协调的发展。
综合以上四个方面，实践的发展决定了认识的变革与深化，对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建设”，我们必须用一种过程的、发展的、与时俱进的理念与方法来准确把握其内涵与要求。而今天的形势发展要求我们将之放在科学发展观的视域内进行理解。
(作者单位：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理论教研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