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三个关键节点。第一个关键节点是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我们党拨乱反正，重新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拉启了改革开放的大幕。第二个关键节点是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中国社会自此正式进入现代经济的发展轨道。而当前，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又逐步推进到一个新的瓶颈期和关键节点。我们现在正处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关键时期，处在工业化与城镇化的关键时期，处于政治体制改革深化的关键时期，处在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的关键时期，处于构建现代阶层结构的关键时期。从现代化的角度来说，就是从经济现代化开始转向有重点的全面现代化，由物的现代化转向人的现代化。党的十八大报告简洁而准确地称之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越是在这样的决定性阶段与关键节点，问题往往积压得越多、越严重。如果能够有效破除各种障碍，渡过这个节点，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就会推进到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与水平。如果过不了这个节点，中国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最后成功。在这样一个新的瓶颈期，在这样一个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改革态度上的坚定、思路上的清醒、举措上的有力是极为必要的。也正由于此，今天重温邓小平关于改革的深刻思考，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于中国改革有着深刻的分析与精辟的认识，其改革观对于改革具有根本而长久的指导意义。

中国改革的推进必须以正确理解社会主义本质为前提

在理论上对于社会主义本质问题搞不清楚，或者从本本出发，或者从主观设想出发，对于事物提前定性：这是社会主义的，那是资本主义的，条条框框太多——按照邓小平的思路，这样根本没有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本质。基于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打破了将纯粹公有制和计划经济的制度结构视为社会主义本质的传统认识，指出社会主义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功能。所谓“猫论”实际上就是这种功能性本质观的形象说法。这样，对社会主义本质的理解就突破了具体经济结构的层面而深入到其功能的层面，亦即不再从结构着眼，而是从功能着眼，不是先定性，而是先重实效，是功能决定了对结构的选择与结构的变迁而不是相反，是结构服务于功能而不是相反。从功能而非主要从结构的角度看待社会主义的本质奠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思维逻辑，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决定性影响。可以看到，无论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还是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以及习近平总书记所提的“中国梦”，其内涵实际上所遵循与延续的正是这种功能性的思维逻辑。在这个意义上，凡是能够实现社会主义功能的，凡是能够推动生产力发展与人的发展、幸福的，凡是能够推进中国现代化与民族复兴的，什么样的具体制度设计都可以采用。

正是依据这种功能主义的本质观，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深刻批判了那种漠视现实实践的发展要求，头脑中禁锢太多的传统思维，明确强调：“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的，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的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针对当时关于证劵、股市的争议，邓小平指出，“证劵、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看对了，搞一两年对了，放开；错了，纠正，关了就是了。关，也可以快关，也可以慢关，也可以留一点尾巴。怕什么，坚持这种态度就不要紧，就不会犯大错误”。看看现在证劵、股市在中国的发展，我们未免感喟，在以后的发展中成为常识的观念在过去却往往被视为异端。特别是回顾一下上世纪90年代以来姓社姓资、姓公姓私的争论，不过二十年左右的时间，真令人思考良多！

只有明确功能性的社会主义本质观，才有可能真正解放思想，从实际出发，干实事、求实效。“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解决过去遗留的问题，解决新出现的一系列问题，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确定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具体道路、方针、方法和措施。”

改革要树立辩证的稳定观念与理性的风险意识，敢闯敢试

改革与发展必须有一个稳定的环境是邓小平的一贯主张，但邓小平并没有把稳定绝对化。他多次指出：“强调稳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以后还用不用这个字？还得用。什么时候用，如何用，这要具体分析。但不能只是一个稳字。特别要注意，根本的一条是改革开放不能丢。”“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虽然邓小平主要是就经济发展而谈稳定问题，但他关于稳定的认识实际上具有普遍的改革方法论意义：不能过分的追求稳定，将稳定问题泛化与绝对化，稳定最终服务于改革与发展。

邓小平为什么特别指出稳定是相对的，不能将稳定强调得过分？这是因为，过分的求稳思维会影响到改革的切实推进。第一，过分的求稳会导致将稳定问题泛化与绝对化，进而容易导致对各种矛盾的消极应对，似乎稳定就意味着矛盾的取消。改革必然产生各种矛盾。实际上，矛盾的存在是任何事物与过程的正常状态，和谐与稳定并不否认矛盾，而是以承认矛盾为前提，和谐实质上是最有利于发展的矛盾状态，是矛盾双方的最佳关系状态。因此，一个社会有矛盾不可怕，关键是及时有效地建构矛盾协调与解决的长效制度机制。第二，在过度的求稳思维支配下，任何稍具风险的改革措施就有可能被延滞或不被采用，因为原有体制的任何改变都可能意味着新的不稳定因素的产生。这就有可能使得一些本应该改革的东西推迟改革，应该突破的东西没有突破或很少突破。针对于此，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早就强调过：“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一开始就自以为是，认为百分之百正确，没那么回事，我就从来没有那么认为。每年领导层都要总结经验，对的就坚持，不对的赶快改，新问题出来抓紧解决。”确实，只有破除过度求稳的意识障碍，具有敢闯、敢试的精神，才有可能除旧布新，走出一条新路与好路。特别是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面对各种难题与挑战，辩证稳定观念与理性风险意识的树立更为必要。第三，过分的求稳思维将会导致改革发展机遇的丧失。邓小平特别强调改革发展要抓住时机。“要抓机会，现在就是好机会。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呀，看到的机会就丢掉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在固化的求稳思维之下，风险稍大的做法就可能不会尝试，改革的探索就有可能趋于保守，然而谨小慎微的做法往往会使改革机遇在犹豫不决、瞻前顾后之际丧失。而一味拖延、贻误机遇的后果就是使难题解决的条件越来越不具备，解决问题所付出的代价与成本越来越高。从这个意义上，在准确判断形势的基础上，看准时机，大胆出台有力举措，是改革深化的必要条件。

改革的进程是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如上所述，邓小平在论述经济稳定发展时，已经强调过经济的发展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实际上，这也是邓小平对于整个改革性质与进程的一种认识与判断。“中国正在深化改革，为今后的发展创造更好的条件。我们不仅着眼于本世纪，更多的是着眼于下一个世纪。现在面临的问题是，不进则退，退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本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而且在下个世纪更好地前进。”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判断表明，如果缺乏有力举措或者难以深化，改革不仅无法取得更大更为辉煌的成就，既有的成果也难以保障，也会被侵蚀或损耗。换言之，改革的成果守是守不住的，改革想原地踏步都不可能。对于任何真正的改革而言，形式上的止步不前实际上意味着原有成果的分割与损耗。这是任何改革都具有的性质与特点。就此而言，改革要想最终成功，没有退路，只有深入推进这一条路。

在这样一个改革亟需突破也极有可能突破的关键阶段，重温邓小平的改革观，确立对社会主义本质的功能性理解，树立辩证的稳定思维与科学、理性的风险意识，明确改革不进则退的特点，有利于我们在改革中切实解放思想、打破条条框框，从实践内在要求出发，把握时机，出台有力措施，积极推动改革的深化。对于当前的中国改革而言，关键是智慧，更关键的是决心、勇气和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