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应当避免重蹈前苏联的覆辙，即政治变革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今日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举步不前和社会矛盾的日益积累，变革者与分裂者的结盟趋势和精英们对前苏联政治变革的价值评估取向等等，是否预示着这一可能的未来？世人不可不察。
一、前苏联变革的启示
前苏联政治变革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其政治变革的成功是以国家分裂为代价的。在这场变革与守旧的较量中，变革者宁可国家分裂。最后，变革者获胜了，而国家却分裂了。
如果我们将政治进步和国家统一看成两个不同的价值目标，那么无论怎样说，政治变革的成功以国家分裂为代价，这至多只能说是一种好坏参半的结局。如果说变革是为了国家兴旺，那么为国家兴旺而自裂其国，内涵价值的增进以外延价值的削减为代价，怎么说都是自相矛盾的。
然而一个十分奇特的价值评估现象是：直到今天，俄国的许多人仍对前苏联的变革裂国者持正面评价。如果我们将当年在苏联所发生的事情看成是俄罗斯民族在某一历史阶段所作出的历史选择，则可以说，他们当时宁可选择政治进步，而牺牲国家统一。
为什么变革者会选择前者？这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为什么作为一个民族在当时的历史选择，会出现这样的“价值偏见”：他们会如此关注变革的成功与否，却如此无视国家分裂的危机？
从人性上说，人类在价值选择上有一种“短期化行为”倾向：当一种痛苦难以承受时，人们会倾向于以牺牲拥有的价值来换取痛苦时间的缩短。当一种政治统治或政治制度成为一个民族的不可承受之痛时，如何缩短痛苦时间便成了该民族首要的价值目标。如果国土的分裂能够在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的政治转型和瓦解守旧势力，那么失去国土便在所不惜了。这也可以算是“以空间换时间”：以国土的损失换取旧统治或旧制度的早日被推翻。
也许，在许多年以后，俄罗斯人会反省他们当年的历史选择：为什么要以失去祖先遗产来换取一时的变革成功？变革还有机会，而国土一旦失去，就永远失去了。为什么当年不能看长远一点呢？
这是基于两个不同的价值评估坐标得出的选择，孰轻孰重，因人们的历史境遇不同而异。
二、变革者的选择逻辑
在今天，变革是一个褒义词，近同于进步。由于变革一词的褒义性，使变革者被自然加上了道德的光环。他们所作出的一切选择，包括其人格都被后世完美化、道德化和合理化了。虽然就总体而言，人类的政治和道德观念是逐渐进步的，但是在历史的每一个截面上，新旧双方虽观念立场不同，但其道德人格并非是象由胜利者后来书写的史书所描述的那样，有天地之别。真实的历史常常呈现出来的是，那些志吞天下的颠覆者们往往更具有枭雄的本色。不难明白，变革者也是人而不是神，他们的行为处事不可能超越人类价值选择的一般规则和逻辑。因此，在这里让我们剔除变革者一词的道德涵义，仅从中性的意义上来定义它：变革者是指那些试图改变现有秩序的人。
一个社会之所以会出现变革者，这与原有体制的不合理有关。这种不合理既表现为一种社会伦理上的不公不义，也表现在变革者的怀才不遇，或大才小用。当年的洪秀全屡试科举不中，后来发动太平天国起义。孙中山早年上书李鸿章而未被欣赏，后来发动革命。可见这些精英们并非天生的反叛者，或从小就立志要推翻现有体制。对于那个后来被他们指责为邪恶并发誓要推翻的体制，他们最初都尝试过和梦想过要融入其中，只不过他们都遭到体制的排斥。当精英们被排斥在体制之外，他们成为变革者也就不足为奇了。倘若当年洪秀全和孙中山都被体制接纳，以他们的雄才大略，是否会成为治世能臣，而不是当时社会的颠覆者呢？当一种体制变成了一个封闭的小圈子，而不能容纳天下英雄时，那么这些被排斥的精英成了体制的颠覆者又有什么奇怪呢？
对于那些被体制排斥的变革者来说，他们在政治上一无所有，其价值不被体制所承认，他们当然要致力于推翻这个社会。他们奋斗的结果不外乎三种情况：零成功，部分成功或全成功。不难理解，按人之本性，如果不能求全，则得半也是可以接受的。不能获得一统天下，则半壁江山也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这总比仍然一无所有要好。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当变革者处于困境时，他们往往愿意接受能够瓦解统治者的任何选项，甚至包括以出让主权和失去国土为代价来换取变革的成功。不难理解，一个人当然不会吝啬出让或担心失去他本来就未曾拥有的东西。如果这种“出让”或“失去”可以换来哪怕只是半壁江山，对于原本一无所有者来说，也已经是无本万利了。
让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例子。据前苏联的历史，当年那些俄国革命的领袖们为了夺取政权，不惜同俄国的敌人德国结盟，从德国政府那里获得大量金钱，以推翻对德作战的本国政府。德国人的“风险投资”没有白费。俄国政府果然被推翻。而革命者在夺权后，立刻与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把上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割让给德国，并赔款60亿马克。万幸的是，只是后来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这些被割让的土地才被俄国重新收回。而这种侥幸之事竟被后来的宣传家们吹嘘为正当性和策略性的完美结合，并被后来的政治枭雄们所效仿。
不要以为这种事情只是与某种主义有关，它实际上具有跨意识形态的普遍性。八十年后，这种以政权为重，以国土为轻的一幕在俄国再度上演。只不过这一次，上场的演员、他们所披的主义外衣和面对的场景不同罢了。这一次国土安危面对的不是外敌，而是内部分裂。这一次变革者并非一无所有（象叶利钦等人原本就已经是高位者），而是要靠瓦解国家来更上一层楼。如果说在少数民族中出现分裂主义并不奇怪,但在作为主体民族的俄罗斯人中,象叶利钦等人，当分裂主义出现时，不是支持维护国家统一的努力，反而趁机推波助澜, 以更大的分裂行动，如另组“独联体”，架空和瓦解原有国家，来夺取政权，至于疆域损失，则在所不惜。这种行径，虽在客观上颠覆了旧体制，博得了变革之名，却在实质上与政治枭雄无异。
不要以为这类事情只是与某一国家有关，无独有偶，在中国，当年在主张变革的同盟会革命党人中，处于困境中的某些领袖试图通过向日本出让主权来换取支持，以实现革命目标，遭到黄兴等人的坚决反对。黄兴等人的“国家高于政治”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民族主义：纵然革命一时不成功，将来还有机会，而主权和国土丢失，就再难收回。以国家民族的长远利益来换取党派一时的政治利益，纵然是以革命名义，诚非君子所为。遗憾的是，这种理想的民族主义在现实的政治利益面前，在人类价值选择的短期化行为倾向面前，往往显得软弱无力。
三、分裂主义的机会之窗
当一个社会的统治者不思变革，力图维护旧的秩序，而变革力量试图颠覆旧体制时，这种新旧力量的博弈和社会统治的危机，通常会成为分裂主义的机会之窗。前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内部的分裂主义趁社会政治变革而走向独立，就是典型的例子。当年外蒙和西藏趁清朝末年的变局而谋求独立亦是如此。
为什么会出现熊掌和鱼不可兼得的情况？既实现政治进步，又维持国家统一？
当新旧力量博弈，社会统治出现危机时，原有统治者当然会力求保持原来拥有的一切，包括政权和国土。但局势的恶化可能使他们没有足够力量兼顾两个目标。而对变革者来说，在他们推翻原有统治者之前，他们通常也没有足够力量兼顾夺取政权和保全疆土两个目标。当出现分裂局面时，他们可能会有两种态度：一是虽有心维护国家统一，但有心无力；二是乐观其变，乐于见到原有统治者为此疲于奔命，消耗实力，然后好取而代之。另外一种可能的情况是，分裂主义原本成不了气候，但那些变革枭雄为了瓦解原有统治力量，会有意和主动地去制造国家分裂局面，以实现变革的目标。如前苏联瓦解的例子就是如此。
当新旧力量为争夺政权而相持不下，国土的分裂或丢失变得无足轻重时，或者那些颠覆者们有意制造分裂来乱中夺权时，这对那些在以往绝对没有机会实现独立的分裂主义势力来说，无疑是千载难逢之机。此时，尽管他们的力量可能仍然弱小，却有可能实现分离梦想。
今日在台湾和在流亡藏人中有一种期望，就是希望中国出现前苏联那样的政治变革，希望出现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式的人物。他们与其说是关心中国的政治民主化，不如说是希望出现实现独立的机会之窗，希望在这种政治变革中，新旧势力为政权而争夺时，双方都无法兼顾维护国家统一的目标，甚至出现有人主动制造分裂的局面。
有一种观点认为，当国家统一出现危机或国土面临沦丧时，相争的两派会为国家利益而暂息干戈，一致行动。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在历史上并不多见。在俄国上世纪的两次变局中，在中国清末的变局和后来历次革命中，那些被后世美化的变革领袖，甚至比那些守旧人物，更看重政权，而不是国土。
四、变革者与分裂者的结盟和精英们的价值评估取向
也许有人会说，不要拿那些陈年旧事来推断今日的变革者，时代不同了，勿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错，时代不同了，口号可能也不同了，但人性和价值选择的逻辑却是不变的。君不见，在今日之中国，新旧力量摊牌的时候尚未到来，却已经有了一种变革者与分裂者结盟的趋势？
一段时期以来，分裂者的形象在中国精英们的圈子中渐渐变得漂亮起来。为其辩护和附和其主张的声音也渐渐地多了起来。最初这种现象只是发生在境外异议人士的圈子中。在境外，鼓吹变革的政治异议者与分裂主义者的结盟和协调行动早已不是新闻。现在这种结盟和协调行动有向境内渗透之势，分裂者的形象在境内一些主张变革的的体制内外的精英中已日趋正面化。
在境内外一些变革倡导者的心目中，一方面是流亡藏人领袖达赖喇嘛被圣人化了，“分裂者”的形象，被“人权卫士”和“道德宗师”的形象所取代。许多人朝圣般对之趋之若鹜，以一见其面，一接其声音颜色为莫大荣幸。另一方面是台湾的形象，也悄然由“分裂者”一变而成了“民主榜样”。既是榜样，自然应当爱护和保护，而不容损害和诋毁。
为什么分裂者的形象会渐渐变得正面了？这首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中国作为现有秩序维护者的保守势力太强大，而变革者力量不足。既然现有秩序的维护者是变革者和分裂者的共同敌人，那么，对于弱势的变革者来说，与敌人的敌人结为盟友，也就是在情理之中了。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今日中国的许多变革倡导者，都对前苏联的变革裂国者，如叶利钦等，持正面评价，纵使有某些负面评价，也是功大于过，基本肯定，变革英雄的形象盖过了裂国枭雄的形象。不要小看了这种价值评估的倾向性，它实际上意味着这些精英们在未来的取舍：即变革为重，国土为轻。一旦中国未来面临政治变革与国家统一的两难困局，熊掌和鱼不可兼得时，他们将会倾向于选取前者，而放弃后者。
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分裂主义的主张甚至在一部分主张维护国家统一的精英那里也被合理化了：即他们之所以要分裂，是因为没有某种“名副其实”的权利。当他们有了这种权利，他们便会放弃行使这种权利（走向分裂）。这就好比说，一个人会在他获得了梦寐以求的东西时，放弃这种东西。或者，一个人正在追求他要放弃的东西。一些精英竟会相信如此自相矛盾和违反常识的说法，真是令人费解。
上述趋势的发展意味着什么，是不言自明的。当分裂者的形象在变革者中渐渐地正面化，当分裂主义的主张在精英们中被一厢情愿地合理化， 这意味着，在未来当变革力量与保守势力摊牌时，分裂主义者和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将会受到精英们的善意和友好的对待，他们会被变革者当成瓦解保守势力的同盟力量。就象在前苏联变局中所出现的情况一样。
要避免在未来出现政治进步和国家统一难以两全的局面，最佳的出路当然是当局者的及早主动变革。如果社会矛盾日益积累，政治变革不能通过体制而主动发生，而最后发展到变革力量与保守势力的剧烈冲突对抗，革命代替了改良，那么中国未来的政治变革以牺牲国家统一为代价，即重蹈前苏联政治变局的覆辙，将不是不可能的。
前有殷鉴，今有苗头，不可不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