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以和平的方式去实现政治变革。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是有前提的，它取决于统治者的政治伦理观念的进步。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有两个典型的例子：印度通过圣雄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获得独立，和南非曼德拉领导的类似运动结束了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这些成功的例子给其他国家的民权运动带来鼓舞，人们试图复制这一道路。记得多年以前，当东欧和前苏联发生大体上还算和平的政治体制转型时，一些人兴奋地谈论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说是“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已经过时了。而后来的结果却证明他们将问题看得过于简单了。
为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可以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却遭遇挫折呢？这其中的原因就与政治伦理的进化有关。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所以能成功，一个根本的前提，就是政治伦理的进步。
让我们看一看草原上的那些食草动物，百万年来它们一直对狮子采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却从来没有获得成功。道理何在？这涉及到动物间的伦理问题。当狮子永远将食草动物当作可以猎杀的对象时，食草动物们无论怎样非暴力不合作，永远都不会成功。
在人类社会中，道理是一样的。所谓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实际上就是人类社会中的“食草动物” 以类似斑马对付狮子的招数去对付人类社会中的“肉食者”。这种运动之所以能成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力量，而不过是因为“肉食者”的政治伦理观念的进化：他们已经不再忍心用肉体消灭的手段来对付那些“食草动物”，他们已经不再觉得他们对社会“草原”的统治比“食草动物”的生命更重要。当那些“食草动物”不断以他们的血肉之躯冲撞“肉食者”的道德底线时，“肉食者”面临要么举起屠刀，要么退却的道德选择。当“肉食者”的政治伦理观念尚停留在野蛮阶段时，所作出的选择就是前者，当他们的政治伦理观念已经进化到文明阶段时，他们会选择后者。所以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一些国家获得成功，而在另一些国家却遭遇挫折，就是与不同国家的“肉食者”的政治伦理观念的进化程度有关。
对于来自欧美的“肉食者”来说，其政治伦理观念的进化表现为：政治约法观念、人权观念和政治权力的合法性在于被统治者同意的观念深入人心。因而当他们面临要么以非伦理的暴力手段镇压反对者，要么退却时，他们选择了后者。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能够在欧洲人的一些前殖民地获得成功。
而在另一些国家中，由于政治伦理进化的滞后，其“肉食者”的政治伦理观念仍停留在 过去，他们仍将国家政权看作战利品，将政治权利的合法性看成是武力征服的结果，将暴力专政，即以暴力对付政治反对者看成政治公理，对于他们来说，其选择当然不难预计。
其实，作为物理常识是，枪杆子之于肉体生命的威力是永远不会变，永远不会过时的，会变的是持有者的人心，会过时的是他们心中旧的政治伦理观念。在其旧的政治伦理观念被新的政治伦理观念取代之前，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不可能成功的。这就是草原法则：当狮子的观念没有改变时，食草动物无论怎样非暴力不合作，始终不会改变被猎食的命运。
从本质上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以统治者被动地退却和放弃统治来实现和平转型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不是因为这种运动有颠覆物理学常识的神秘力量，不是因为统治者没有暴力镇压的力量，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能力从肉体上消灭反对者，而是因为他们内心道德的进化，因为他们受制于内在的道德约束。他们不是不能为，而是不再忍心为之。由于这种约束，当他们面临要么动刀枪，要么退却的两难选择时，他们选择了退却和放弃。这就是问题的实质。一些人看不到这一点，不看对象，试图拷贝它在异国的成功，结果可想而知。
今日人们在回顾那些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成功的历史事例时，往往将那些抗争者神圣化和超人化，将他们的努力看成是成功的唯一或主要原因，而忽视了统治者方面的因素。当然，我们可以说，没有来自那些抗争者的持续压力，统治者不会退却。但是，我们也应当看到，并非所有的类似抗争都导致了同样的结果。统治者政治伦理观念进化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抗争的结果是喜剧还是悲剧。
在一些体制反对者那里，有一种鲜血崇拜的迷信，他们迷信平民和抗争者的鲜血有神奇的魔力，可以感动天地，因而鼓动人们流血献身。他们没有看到，草原上的食草动物为它们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在狮子面前流血献身百万年，也没有改变什么。
也许有人会问：照你这么说，政治变革的成功与否都取决于统治者，不关平民百姓和反体制者什么事？当然不完全如此，问题在于你选择什么道路。政治变革有两条道路：一条是暴力革命的道路，这一道路的成功与否无疑取决于反体制者实力的大小。当你有推倒重来的力量，当然是你说了算。另一条是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道路，这一道路的成功与否当然取决于统治者是否退却。
这样说，并不是说可以坐等天上掉馅饼，并不是要否定平民百姓和反体制者的抗争在政治变革中的意义。这种抗争的意义在于对统治者施加一种持续的压力和向统治者传播新伦理、新观念。但是和平转型本身却终究是要通过统治者来实现的。
由于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是通过统治者的退却来实现的，因此，它就不会象暴力革命那样，因反体制力量的强大而可能速成，一战定乾坤。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过程要缓慢和费时得多。其成功所需的时间与统治者伦理观念和政治观念进化所需的时间是相同的。
由此可见，除非抗争者有以暴易暴的实力，愿意走暴力革命的道路，否则，如果他们只希望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治变革，那么有一点不难明白：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成功与否，不仅仅在于抗争者一方的努力。政治伦理的进化，新观念的传播，以及新伦理和新观念对统治者的影响，都是决定它能否成功的因素，而且是关键的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