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民权，促民生，治腐败，所有这些工作的推进，最终都把人们的目光引向一个公共话题，那就是“民主”。从网络言论来看，民主的诉求似乎越来越高涨。但是，仔细分析，如果我们把民主主要理解为普选，即每隔几年投票选举当政者的话，对于大多数中国普通百姓而言，也许那还算不上是真正想要的东西。目前百姓真正关心的问题其实并不一定是“你的当政必须由我投票选举”，也未必是“你当政之后一定要为我办好事”，甚至也不是“你当政是不是一定要廉洁奉公”，而是“你既然当政了，就不要随便侵害我的利益，比方，你不要随便来拆我的房子(强拆)，征我的地(强征)，毁我的林(不守协议)，阻我的财路(吃拿卡要)，断我的生机(清剿罚没)。如果非要那样，也要讲个道理，做出让我能够接受的补偿，或者给我一个真正有效的承诺，而不是要么对我的要求不理不睬，要么动不动就大打出手，抓我坐牢”。

社会生活当中，难免有矛盾和冲突。人类文明的标志就是，有了矛盾和冲突，不要大动干戈，动辄刀枪棍棒地武力解决，而是采用政治方式，找一个地方说事评理。司法机关作为主持正义的机构，本来被赋予这个角色和功能。但现实给人的印象是，司法不昌，司法不力，司法不公，其主要原因和表现可以归结为：(1)法院角色不清晰，经常配合政治和行政机关，履行诸如“综合治理”、“社会管理”、“维稳”之类的政治与行政职能，成为政治统治和社会管理的机器;(2)法院行为不独立，因在人权、财权、事权方面受到权力机关的控制，经常依政司法，而不是依法司法，结果造成有法不依或有法难依的难题，使法律成为摆设，司法变成游戏;(3)法官职业欠专业，对于法律精神的理解和解释具有随意性，判案尺度出入悬殊;(4)法官办案不清明，法官收受贿赂，法院接受“捐赠”，有选择地凭关系办人情案。这些问题有的具有普遍性，有的属于个别现象，但都严重地损害了司法的权威性，使人们不再把法院当作说事评理的地方。法治发展的历史表明，公正独立的司法越是脆弱，社会的暴力抗争就越是强盛。今天，持久不息的“上访”危机和群体事件应该给我们一个警醒了。

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人们之所以要求民主，主要是为了防止绝对权力，希望权力不被专属专有。因为绝对权力意味着“无限权威”，而“无限权威”正如托克维尔所言，“是一个坏而危险的东西”。之所以说它“坏而危险”，就是因为它可能侵害任何人的权利，导致社会不公。事实上，任何权力，不管是政治权力，还是经济权力，抑或文化权力，乃至舆论权力，只要被集中专有，就难免有形成绝对权力的风险。正是为了化解这种风险，通过分权来控权才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制度安排。从各国实践来看，分权的途径多种多样，其中，民主主要贯彻了主权与治权分开的原则，而审判独立不过是另一种分权形式，它通过治理权与审判权的分离，在官与民以及民与民之间树立一种“第三方”的权威，以保证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解决不被任何霸权(不管是权霸，还是资霸，不管是学霸，还是舆霸)所主导。

“依法治国”和“民主政治”是中国执政党所倡导的治国理念。在民主与法治的关系问题上，有人提出“法治优先民主”。这种观点只能在这样的条件下才能被公众所认可和接受：即，这里的“法治”包括官员依法施政，民众依法维权，法院审判独立。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强权力量(不管是权力部门，还是资本集团)“有法不依”地行事，任意进犯公民权利领地，那又怎么能让民众依法有序参与呢?如果“法治”仅仅被理解为法院作为“专政机关”或权力附属机构而配合当局来收拾不听话的“刁民”，那又怎么能不激发大众“民主优先”的强烈愿望呢?通过法治来控权与通过民主来护权，最终目的其实是一致的。法治不昌，民主高涨。建立一个有效的司法体系，树立法律的权威和公正司法的形象，使全社会养成凭借法律机制来解决问题的习惯，不仅有助于缓解民主的压力，而且可以将大众追求民主诉求的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保证民主的有序推进。如果对于保障和维护司法公正与独立的改革不积极不认真，那就真的要把民众赶上民主革命的道路上去了。

本文以“”为题发表于《同舟共进》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