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的理论自由度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之间事实上陷入到了一对难以相互润合的制肘，而这种制肘客观上逐渐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惑，如学风规范等系列命题。面对这些新困惑，我们绝不能单纯寄望于依赖道德批判去单向抽象破题，而是要深入这些新困惑内部理性挖掘其潜在机理，进而剖析出其背后真实难点，以客观理性态度来具体纠偏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发展中的诸项困难，从而摈弃毫无意义的道德审判心理，走出学术批判中的伦理性思维左右困局。本文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中的三大关键词:“学术”、“学界”和“学者”，与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 “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等论点展开商榷。
[关键词]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平庸；中心；商榷
拨乱反正后三十年，以西方19世纪以来学科制度化规范为模本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个分科领域都基本成型并逐渐走向成熟，在伴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的同时，中国学术自主性命题也逐渐以东西方学术平等对话的发言方式而在学人学术品格中得以形塑。相比三十年前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因社会高度政治化与极端同质化而陷入的集体凋敝，三十年后的今天，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无疑取得了瞩目成就，其繁荣不仅仅体现在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不断增长的巨额投入，不仅仅体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学人对哲学社会科学诸多问题的深入思考与成果出版，更重要的是体现在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不断提升的理论自由开放度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此二者事实上将直接决定中国未来哲学社会科学自主原创所能够达到的高度与深度，决定着以思想与文化为核心内涵的中国软势力在“民族-文化”分析范式为基的世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的强弱。然而，伴随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本运转轨道与体系机理的定型，中国人文学术研究中的理论自由开放能力与学术评价的学科专业化之间事实上陷入到了一种难以相互润合的制肘之中，而这种制肘客观上逐渐衍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中的诸多新困惑，本文就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风规范议题中的三大关键词:“学术”、“学界”和“学者”，与中国科学院李醒民教授提出的“学术断然拒绝平庸”、 “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等论点展开商榷。
一、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驳“学术断然拒绝平庸”论
李醒民教授曾撰文《学术断然拒绝平庸》[①],明确提出当前中国学术研究中的平庸化困境，提出学术应该断然拒绝平庸，笔者在一般理论层面上同意李醒民所提出的学术祛平庸化思想，但对于其断然拒绝平庸思路背后所可能导致的“平庸”合法性认同予以担心，在此意义上，笔者反而认为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一方面，以“平庸”之名扼杀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术批判与范式革命。哲学社会科学禀赋的自由性格要求中国学人不仅仅要“反思”命题，更重要的是“否思”命题和“重建”命题，“否思”和“重建”命题注定是以激进的批判学术为根基并在此基础上重新直面问题本身，这与中国几千年以来被历史形塑的人文学术风格明显迥异，传统中国“重史注经”的学术风格更凸显“塾师型”学者的人文学术性格，这是一群高度重视知识传承与学问顺接的学问家，其“训诂”与“注释”的为学特点与原初阶段的局部解释学有所类似，他们很难主动逃离经典文本，在主观预设绝对忠实于原教旨的基础上才客观注定要以“借贤招魂”方式实现自我并不刻意期望的意义改写，而这种传统直接作为一种深伏的民族文化基因投射到当代学人中的为学品格表症，则是格外强调学问的积累度，似乎直面任何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绝对诠释方式就是引经据典，通文遍及古今中外圣贤名家的相关论述却唯独没有当事学者自我，这些论述的结构性组合无一不是被当事学者从原本的结构框架中独断切割而成的“意义赝品”，这些“意义赝品”的“共在”与“互指”一同构成了当事学者在文本书写中自己甚至都不明晰的多元意义关联，有时候这些“意义赝品”所形塑的多元意义之间甚至是相互悖论的，悖论的结果就是文本意义的主观模糊化与客观彩绘化，而对任何哲学社会科学问题的绝对引经据典化在故意屏蔽自我的同时也完全阻碍了中国学术思想的意义再造与理论原创，然这些与传统学术风格互接的当代中国学术又进一步地制度化形塑了与此相互认同与激励的学术评价，由学界既得利益者所共同确认的这些具有形式合理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越来越窒息以“否思”为根本的激进批判学术的生存，“否思”型的激进批判学术从来都不会是学院派所共认的，甚至这些批判学术与学院派所牢固把持的学科范式与命题场域没有任何一丝交集，可是，由学院派所绝对把持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却完全控制了“否思”型的激进批判学术的评定，学术由此被合法性地沦为单一学院风格，这个风格正是单一积累型的老人学术风格，因为事实上，只会是越老的学者越能以绝对引经据典的他者言说方式体现出对某一哲学社会科学问题貌似渊博的深度解答，但这些所谓的深度解答或许并不如一个敢于直面问题本身且具有敏锐洞察力而并不刻意引经据典且采用主体性言说方式而诠释问题的青年学者说的深刻，可是这些或体制内或体制外的青年学者们所原创的与固有学科范式与命题场域无任何交集或与学院正统评价体例逻辑不一的新学术（或无学科、交叉学科问题、或哲学社会科学全新的命题空间与范式革命、或以“否思”为本的动摇既有学术权威的激进批判学术），在形式合法性的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面前，难免遭遇以“平庸”口实而恶意扼杀或阉割的尴尬命运。
另一方面，理解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平庸”的两大真相。在哲学社会科学的神圣殿堂中，一个具有底线学术责任和学术追求的学者，即使他做出来的学术被所谓的正统评价体系公认为平庸，但在他的眼中，也不是平庸的。这里的平庸可能事实上存有两个完全不同的真相：一是真平庸，说明该学者的功力和资质欠佳；而另一方面则是假平庸，相反，该学术可能成为真正的经典，而现有学科专业化学术评价正是其学术创造超越了的旧有范式的天然附属物，这些新的超越了旧有学科范式的新学术之所以会被以“平庸”之名所扼杀可能来自于六个方面：一是旧有学科无法合理评价的全新的非学科化知识或者交叉学科知识；二是旧有学科并没有挖掘或者不愿意挖掘的表面上微不足道或者极不起眼的经验对象；三是旧有学科根本上难以理解的完全批判性与革命性的研究原有经验对象的新视角；四是旧有学科完全没有涉及的且没有任何经验对象与之相对应的能为原有学科评价体系下的主体所认知的超验对象；是某些政治因素或人为因素所导致的学术集体扼杀，这多体现在对“元立场”所持有的争议上；六是旧有学科体系事实上会由开放走向封闭，在其注定衰变过程中一向以学术权威自居的各类学霸、学阀因集体自我挣扎而恶意封杀新学术。由此可观，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诸位学者，要敢于接受“平庸”的成果定性，因为，来自“平庸”的两个方面真相对于普通学者而论，都是可贵的，真平庸所揭示的功力与资质欠佳将激励当事学者要更加刻苦、敏锐、深刻地去思考和研究问题，终究一天能够走出真平庸，走向学术精彩，而假平庸，对于当事学者来讲则是庆幸的，因为真正好的学术不是能够“被平庸”的，它定会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逐渐泛起美妙风暴，而该学者也定会由此而成为真正经的起历史考验的大师人物，当然真正的学者也从不会刻意计较生前生后名，自然他们也更懂得藐视当世的之于他的各式舆论，从而真正走入更加开放的哲学社会科学自由之境，进而创造出更大的学术成果，以造福人类。
法国学者布迪厄曾经如此评价社会学家，他说，“今日的社会学家正经历一种突变，他们的处境酷似当年的马奈或福楼拜，后者为了充分实现他们摸索创造出来的新的现实建构方式，不得不将这种方式运用于新的对象上，而这些对象在习惯上往往被排除在学院艺术领域之外，因为当时的学院艺术领域只关注那些被社会看作是有重要意义的人或事”。有此类似经历的学术大家岂只马奈与福楼拜，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从苏格拉底（其学说被评定为是毒害青年）、孔子（其学说平庸的无一诸侯国切实采纳过）始，有几位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大师没有如此经历过，他们有生之年多是时代“牛虻”，多是“否思”型的坚定批判者，他们从来只与真理为友且极富社会责任而坚守独立操守，从不刻意为个人名誉而掩盖学术良心，他们绝不会为迎合越来越封闭的学术评价体系所谓的“不平庸”而拒绝真正可能有学术创新的学术孤行，由此可见，学术绝不可断然拒绝“平庸”，因为绝没有一个学者其面世成果就天然甘愿学术平庸，而平庸之定多为他人所鉴，而他人所鉴本存双面真相，而不平庸本身反而且可能真平庸，因为在旧有学科专业化评价体系中没有一丝争议的学术成果，其难有真正意义上的学术革命发生，而多为“接着说”之类，当然不排除“接着说”有其自身的学术意义和价值，但毕竟是小女人走路，步子难迈大，相反，真正的“改着说”、“变着说”、“换着说”甚至“重新说”和“不再说而换另一范式问题重头开始说”才是更大的学术精彩，而此类精彩很可能旧有学科评价体系会认定为平庸之作，所以中国学人切不要太在意外在的学术评价体系，相反，要坚持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开放与自由性格，做好自己孤独的学术苦旅，由此才可能真正做出绝不平庸的学术成果来。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学风规范命题之首当是明确：学术不可断然拒绝“平庸”。
二、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 ：质疑学界“学术”中心论
为了一种灰色理论言说的方便性与生活记忆的单线性，普通公众总是单纯地相信这样的一套观念生产逻辑：即通过所谓的学界将常青的实践之树抽象化，并通过各种高度复杂的科学加工将之作碎片状切分，然后以思辨为中介将这些碎片切割后的生活实践残余作本质主义的结构重组，以此生产出各式各样被大脑过滤化后的各种比真实世界还要真实的虚拟真实性，这就是我们经常美其名曰的“学术”。这些被批量化统一生产出来的各种“学术”一方面确实让现世的普通公众在日常世界中获取生存的安全与生活的意义，但另一方面，我们被反复强调的学术统一模式本身又集体性地扼杀了对真实实践的彻底多向度还原。学界成为了一批靠“扼杀真实”和“独断事实”为业的学术话语制造群体，这个群体的存在从来逃离不了被权力的左右，任何企图对学界本身价值归宿的指引都只可能被导向新的权力钳制，无论这个权力是叫做政治权力、资本权力还是学术权力抑或话语权力。李醒民教授在《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②]一文中以“学术评价被期刊分级制度主导，制约了学术创新”为引子，通过论述“学术与行政、学术与学科、学术与政治、学术与教授、学术与期刊、学术与经济、学术与评价激励、学术与课题”等八个方面，进而得出“学界不是以学术为中心和主导了，而是以权力为中心和主导”了，因此“学界要以学术权威取代权力权威，建立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的学术体制”。无疑李醒民教授对当前国内学界弊端与学术规范建设的思考具有合理性，但是这种表层的合理性却正是陷入了一种“超真实”的更为隐蔽的权力奴役，这是一种典型的现代主义的线性思维逻辑。
为什么作此论断，原因在于对学界的认识需要作再分析，学界在现代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公共性如何凸显出来？学术中心论中的学术如何定义？思想、技术与学术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区隔状态之中？学术所隐含的学术体书写方式和言说格式是否扼杀了学界诸多创新流的生成？政治权力真的可以从学界退位？而由学术权威所填补的政治权力退位后的学界空间真的具有新的合法性？学术中心论的独断逻辑无疑只是对学界之疾作表层的缝合处理而没有深入窥视学界之疾背后的病理生成。
传统意义上对学界的定义即是以学术为业的一批学人群体，这个群体本身是以制造学术而被身份认同和社会合法化的，因此学界的学术中心论本身是个伪命题，因为如果这个群体不是以学术为本，那么这个群体本身就缺乏其自然存在的法理逻辑与社会基础，不是以学术为中心的学界也就早已难称学界了。因此，讨论学界之疾，必须首先明确，学界本身是一个凝固的概念，但是学界之中的学人却是流动的，学界作为一个被定义为以学术制造为存在理据的群体界指，其前设逻辑自然隐含了学术本位，而学界中的学人却是流动性的，学人本身可以脱离学界而进入社会其他任何领域之中，当学人一旦脱离学术本身而选择进入政治、社会等其他任何权力之域，我们自然就不能苛刻其仍旧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而李醒民教授所批判的恰恰是这批已经脱离了学界而依然身披学人外衣的“伪学界”（他们希冀成为多栖明星而游刃于社会各类优质资源之间企图寻租，实现私人权力与公共权力的非法媾和），并希望这个“伪学界”能够以学术为中心与导向，这自然是荒谬的。笔者当然同意严格意义上学界学术本体（中心）论，但是如果抽象地谈论这样的一种本体（中心论），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个论断就如同教师是以教书育人为中心、医生是以治病救人为中心的话语一样，是一个典型的循环论证，一方面，以学术本位制造了学界概念和区隔了学界身份；另一方面，又以学界概念与学界身份反过来论证其应该学术中心，这明显毫无意义，是一个被虚拟建构的伪命题，这个伪命题可能唯一的意义仅仅在于对学界作道德主义的异化批判而已，但这对于学界之疾的祛除并不起治本功效。“学界的中心与导向”命题自然应该被逻辑置换为“学界做学术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与导向”的命题，这个命题的隐设前提有三个：一是学界是真正的学界，不是讨论伪学界；二、这已经内在包含学界的本体与中心自然是学术；三、学界做学术，如何中心？怎么导向？这是一个学术方法论的问题，而不再是单纯的学术本体论问题。
那么学界做学术在方法论上究竟应该以什么为中心与导向呢？笔者认为当前中国学术如果非要以“中心”或“导向”的本质主义话语命题来诠释问题的话，那么中国学术首先应该以“无中心”和“祛导向”为中心和导向，为什么呢？这就不得不回答笔者前文所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学界在现代社会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这个群体的公共性如何凸显出来？学术中心论中的学术如何定义？思想、技术与学术到底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区隔状态之中？学术所隐含的学术体书写方式和言说格式是否扼杀了学界诸多创新流的生成？政治权力真的可以从学界退位？而由学术权威所填补的政治权力退位后的学界空间真的具有新的合法性？当代开放社会当中，学界早已不是由单纯的书斋学者所组成的，它内在包纳了传统知识分子、战略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以及官僚知识分子等，这个群体的话语有启蒙式的、有个体式的、有建言式、有官方式的，其自身的存在姿态有御用型的、有独立型的、有资本型的等等，这个已被彻底分化的古老而又现代的社会群体其统一性似乎只能以宽泛“学术”的名义来进行，这个群体的总体特征逐步是从真正的在野独立性走向依附或半依附式的半在野有机型，政府智库、大学、传媒、研究所、企业给这种依附或半依附式的半在野有机型学界的生成提供了生存空间，也通过这些空间形塑了先天气质，因此当代学界的公共性与真理性只能通过交叉回应与互动对话来渐趋完成，因为这个时代中社会结构的强连带关系已经不可能也不允许生成真正的局外人来为普通公众解惑时代。学术逐渐被宽泛化，同时又被狭隘化，宽泛化是指话语主题与学科交叉，从身体到宇宙、从私人到公共、从真实到虚拟、从粒子到法政、从手工到符码，这些都成为了共同的学术之声，狭隘化是指话语格式与学科结构，从论文体到课堂、从学科壁垒到话语的单线性、从逻辑中心主义到文本独断、从公共讨论到政治意识形态，这些都被刻板化而成为学术的正统形态，由此学术逐渐开始排斥思想、更排斥技术，学术逐渐开始过分强调本质而无视现象，学术的合法载体被潜规则为书写而不是言说（重科研轻教学），学术的真正形式被定义为理论而不是体悟，学术的生产格式被固定化为绝对的论文体格式并加上绝对化的引注而不再是随笔、杂文、评论、诗歌、片段或者对话等其他多元化的思想流体，这些无疑在繁荣学术的同时事实上扼杀了学术新的生命增长点和创造力，而这些都是以所谓的中心或者导向的硬制度或者软规则来完成的，可见从学术本身来讲，李醒民教授所谓的学界“学术”中心论事实上会将学界客观化为一个缺乏灵性的难以面对社会当世困惑的封闭性“话语衙门”，而这个“话语衙门”本质上将注定会扼杀“问题”式诗性学人的成长，故朱学勤教授才不无真诚的道出自己不是“学术中人”，而是“问题中人”的隽永之言，由此可悟学界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 ，方可成就思想开创、智慧积淀之学界大业。
另外从政治权力与学界的关系来讲，单纯强调只有政治权力的退出本身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逻辑，企图以学术权威来填补这个空缺空间的想法更是欠妥，原因有三：一是在这个处于“人对物高度依赖阶段”的开放社会中，政治与资本的双向支撑共同构筑了当代稳定的社会结构，现在单纯强调政治权力的离场，而主观一相情愿地价值选择学术权威的填补，且不论其合理与否，从可能性上来讲，也是难为的，政治退场的地方多半不是学术的回归、更不是学术权威的自然填补，而是资本权力的无形无界无约束全面渗透；二是资本渗透后的注定逻辑是学界的高度资本化与利益集团化，背后的控制力量就是任何一个具有资本效应的需要社会话语代言人的有组织的资本集团，原子状的人民大众将在组织化和精密化的资本集团面前将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底层话语代言人，政治权力所可能代表的公共自然法则之正义实施将对此毫无办法；三、学术权威的填补本身是对学术自然生长的窒息与扼杀，上文已经分析过当代学界已经高度分化的特征与形态、分析过学术被宽泛化与被狭隘化二元并存状态，我们发现这些无一不是被所谓的学术权威以所谓的中心或者导向的硬制度或者软规则来定型的，任何年轻的新学人要进入到学术这个话语体系中，都注定事先要对自我的原创精神与个性思维作学界规定性的阉割，以表明自己与学界即定规则与范例模式的同质性，这就是学术权威的“功绩”，它注定将学术被切割为老人话语，将学界演变为金字塔式的高度等级化的历时性机会结构型，将学人催生成新的学术话语专制皇帝与权臣，这本身与学术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价值理性不符，更与真正的学术原创多为年轻时代所为的学术自然生产规律不符。由此可见，李醒民教授的学术药方开错了，学界这个群体的存在事实上从来逃离不了被权力的左右，任何企图对学界本身价值归宿的指引都只可能被导向新的权力钳制，无论这个权力是叫做政治权力还是学术权力、资本权力还是话语权力，真正的学界在做学术的时候，注定务须“无中心”和“祛导向”，如果非要一种中心和导向的话，那么也一定是以“无中心”和“祛导向”为中心和导向的。
三、如何治愈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痔疮”：学术小共同体的生成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来最生动的嬗迁图式可以用中国知识分子的演变过程来予以描述，从20世纪7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集体政治同质化到80年代普遍社会公共化到90年代渐趋学院精英化直至今日极端的学科专业化，中国知识分子三十余年来对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贡献无疑可以用两大特点来概括：一是学术兴起、思想淡出；二是眼界开阔、脚步拘束。前者彰显中国知识分子因强调研究问题的学术性而逐渐远离了公共社会，而后者则突出中国知识分子在问题研究中凸显全球化视阈并高度强调与国际接轨的同时却集体陷入到了绝对化的西方学科专业化分类羁束之中而难有丝毫本土研究在学术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方面的根本创新。中国知识分子渐趋成为西方19世纪以来似乎天然合法的学科场域区隔之网上被无意识紧紧锁牢的中国网结，网结之间因专业区分而具有的互不通约性在积极塑造了中国各式学科专家们的同时，也事实上共同形塑了学科区隔为基点的碎片状的中国学术生态。
在此基础上被逐渐建构和固化而成的以学科中心论为标准的中国学术评价体系也渐趋成熟。它一方面在审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合法性与否的同时，也合法性地约束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面向“中国问题”自主性学术理论生长点个性延伸与自由内爆的创生可能性，并天然衍生出两大可能性的学术评价体系：一是高度强调学术权威的“老人型学霸式保守化”的学术专业化评价体系；二是无法客观评估而只能单纯凸显学术计量而不重学术品格、学术思想与学术原创精神的“炒回锅肉”式学术评价体系。就如同被装入口袋中互不相融的大小马铃薯一样，中国知识分子也在这个从未被中国化过滤而积极否思的学科区隔场域中各自为政而苟且学术，他们难以形成事实上的中国学术合力以独立、独特的中国视角与中国方法去处理中国本土问题，食古不化且言必称西方似乎才具有理论合法性的中国学术注定只会是西方学生，然即便是最优秀的学生，也不过是被动的思想接受者，难有中国知识分子以平等之资对话于世界学术的可能性。古往今来的历史事实证明，哲学社会科学注定首先是“民族化”与“本土化”的，任何企图学习一套异域学术观点、学术认识方法就可以移栽套用到诠释本土问题的思维，无疑是马克思理论中“孤立、片面、静止的形而上学”所述。然这种治学方式与评价体系无疑成为了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在中国学术生态中生存的常态，这些各种因素被累计而成的学界囚篱与顽疾就如同“学术痔疮”一样困饶着中国知识分子、困绕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界、困绕着中国学术向世界更大的民族贡献率。
相比于纯粹的学术造假与学术抄袭等学术癌瘤而论，上述学界顽疾尚属中国知识分子的“学术痔疮”而已，然而正如痔疮一般，这些平时总被忽视的小毛病却严重降低了中国知识分子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中的学术生活质量，其保守的药物疗法注定难以真正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革命性的自主性升华且难以遏止这些“学术痔疮”本身的持续增长，而开放的手术疗法也难以保证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能从唯西方亦步亦趋的学术生态向自主性原生多元发展华丽转轨且确保“学术痔疮”不再复发，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又不能不对这些“学术痔疮”做相关处理，否则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三十年来本来脆弱的身躯注定会走向严重的“学术贫血”，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到了关键的转型抉择期。事实上，正是因为今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完全唯西方学术专业化分类与规范化程序马首是瞻，全面移植诞生于西方文明土壤上的西方学术分类制度与学术评判体系到拥有五千年自主哲学社会科学文明、文化传统的东方中国，但又没有与西方学术精神内蕴类似的东方逻各斯主义传统来与之匹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中苦苦挣扎的中国知识分子注定陷入到四种尴尬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陷阱之中：一是全面西方化而迷失中国主体；二是将中国完全不同的主体文明作绝对的西方论处理与解读；三是以西方所谓的专业分类法去肢解中国文明本体而形成碎片状比真实世界看上去更为真实的拟真化社会理论；四是以所谓的交叉学科之名行事实上的中国文明主体性彩绘，进而将中国文明宏大本体进一步拉入到更为碎片状和专业化的微观场域肢解中。在此基础上，学术成果的评定将更为困难，碎片状肢解中国文明与真实社会的中国学术创造将诞生更多的西方式主体体验型学者，这批学者在“老人型学霸式保守化”和“炒回锅肉式”的两大可能性学术评价体系面前，注定走向学术专制主义与学术无政府主义的两大极端，前者可能用“学术平庸”之名扼杀真正的学术创造，而后者则可能完全陷入绝对的学术功利主义与学术个人主义之中，学术从此不再关注真实的社会意义与厚重的社会责任，而仅仅成为知识分子以数量取胜以完成自我职称晋级的学术投机游戏、成为知识分子反复炒作的陈旧学术翻新、成为知识分子率性而发的任何自由言论，如同今日中国的微博信息发布一样。正如部分年轻学者所论：“就自主性、独立性、学理性、规范化而言，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现状显然是不令人满意的[③]”
中国知识分子顽固的“学术痔疮”不可避免地导向我们所可能想象到的众多学术顽疾：学术霸权、学术抄袭、学术造假、学术代写、学科封闭化、学人权贵化、学术行政化、学理资本化、学术研究课题化、学术评价单一化、学术生产周期化、学术创造工业化、学术更新人为化、学术消费商业化、学术问题拟真化、学术批评低俗化、学术鉴定亲缘化、学术认同属地化、学术传播娱乐化、学术兴趣媒体化、学术视角碎片化、学术思考浅表化、学术精神庸俗化、学术品格虚无化。中国知识分子身挑道义的社会责任、引领时代的思想锋芒、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学术情操无疑在进一步非否思的学术规范设计中渐行渐远，今日中国知识分子当何去何从？毫无疑问，实现今日中国知识分子深层人文精神重建[④]，进而自觉承担起对于中国公共社会的良心责任是一个方面，同时今日中国学术规范体制本身的率先自主性局部改革与中国知识分子面向中国问题自主独立回应勇于原创的学术态度更新同样重要，中国渐趋开放而自主的学术交流、学术研讨、学术网站、学术书刊无疑将推动中国知识分子闪光的独立言说。李醒民教授信仰 “科学共同体”在学术发展方面的一系列学术评价功能，然而在今日，知识分子的普遍有机化导向难以形成普遍性的学术共同体认同。这包括两个层次：一是知识分子的有机化意味着其阶层代言的自我依附性，因此不可能获得作为所有阶级整体性意义上的共同认同；二是学术共同体自身也被有机化了，学术共同体也不再是统一和固化的，它本身也是如同碎片状自我分散化的，因此企图以学术共同体形式来单一标的和遴选优质学术的方法，实质上也只能是良好期许。以专业学科为划分理据的学术共同体尚且如此碎片化，所诉求的“跨学科”认同自然更是难上加难了，更何况伴随着现代学科内部的专业化、精细化与区隔化，本学科内部尚且难以相互理解和评价，更何况要“跨学科”评价并取得相应的认同，这更犹如天方夜谭。而且即便真取得了跨学科认同，我们也不得不质疑其认同取得的真实合法性。以学科为中心的学术共同体实际上面临挑战，那么今日中国学界应该如何应对这种学术共同体面临的合法性危机呢？
笔者认为学界应进一步培育中国知识分子各种交叉共生的学术小共同体，这种学术小共同区别于传统学术共同体的特点在于其组成规模更微观、构成要件更灵活、学术对话更随意，并尽量以问题研究为本而避免以学科规范体系为本，鼓励学科场域的相互交接，鼓励哲学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分析范式从“学科-专业”体系向“问题—国家”体系的过渡，强化学术研究国际性与本土性的共生交叠，强化民族独特视角相互之间的平等对话与借鉴，破除学术评价与课题认定的传统平面式一维学科评价模式，强化哲学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之间非前设式开放研究，由此推动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学科评价体系展开祛学科式学术革命，或许这才是有效治愈“学术痔疮”的第一步，当然这些都通通需要从社会体制上平衡好学术自由性格与学术规范底线之间的连接点，从大环境上肃清中国知识分子“学术痔疮”可能产生的社会风气，而这才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积极自主展开“学术痔疮”主体治疗与学术革命的真正前提。
[原载《学术界》2012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涛，男，四川绵阳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博士，主要从事政治（法律）哲学与文化哲学、思想史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教育政治学与知识社会学研究，电子邮箱：cqnult@163.com；邬志辉，男，黑龙江鸡东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师范大学农村教育研究所所长，国家基础教育实验中心副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主要从事发展社会学、底层政治学与农村教育政策设计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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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李醒民.学术断然拒绝平庸[J].自然辩证法通讯,2010(4).
[②] 李醒民.学界要以学术为中心和导向[J].社会科学报,2011-4-21.
[③] 陈舒劼.启蒙: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与公共建构[J],江淮论坛2010(5): 179-185.
[④] 许总.经典阅读与人文精神重建[J],江淮论坛2011(4):59-16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