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负有关键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除了投出否决票的外交举动外，还必须采取更为活跃的外交行动，将自己的外交原则立场“嵌入”到叙利亚问题的博弈过程中。“嵌入”既是为了体现中国的外交原则，也是为了在未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奠定基础，而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

叙利亚局势日益陷入困境，而中国在叙利亚问题上的立场以及基于立场表现出的外交行动也不断遭遇挑战。

挑战一存在于国际社会多数意见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之间。传统上，中国在阐释自己外交表态或者外交行动的立场时，一直以同国际社会大多数成员保持一致以及维护国际关系准则为基本理由。这在逻辑上意味着中国认为国际社会的多数观点和《联合国宪章》等国际关系原则是一致而无矛盾的。而显然，至少在叙利亚问题上，多数国家的意见——至少是公开表达的意见与《联合国宪章》是存在矛盾的。

挑战二存在于中国外交原则立场和国家具体利益之间。中国反对外国强制颠覆巴沙尔•阿萨德政权，中国在涉及一国内部事务时一贯反对任何形式的外国颠覆行动，这是中国的外交基本原则之一。而具体在叙利亚问题上，主张颠覆阿萨德政权的恰恰是与中国能源和贸易利益关系最密切的阿盟。否决他们的决议草案，固然体现了原则的一贯性，却将使中国在阿盟的利益受到威胁。和俄罗斯不同，中国在叙利亚的具体利益非常有限，与中国在沙特阿拉伯等海湾石油王国的利益根本无法相提并论。

理论上，应对第一种挑战并不特别困难，中国大可以采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或者仿效将近2000年前的罗马帝国第五任犹太总督本丢•彼拉多。金盆洗手，再发布一则声明“流着义人的血，……你们自己承担吧”。既维护自己原则的一贯性也无需站在多数意见的对立面。这实际上恰恰是不少西方和阿盟国家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弃权就好了，何必否决呢？

但中国却坚定地选择了否决，此举表面上看似乎使中国陷入第二重挑战，但实是明智之举。为什么这么说呢？

理想状态下，国家的对外行为应该符合（1）国际社会理想意义层面的基本行为原则、（2）本国的具体利益、（3）国际社会的强势意见——这种意见上的强势既可能是多数意志，也可能是基于强权意志。这三者之间无矛盾的情况下，外交活动是非常简单的事情，但是，倘若三者之间存在冲突，国家应该如何选择呢？在中国制定自己的叙利亚政策这个问题上，有关的参数应该如何排序呢？

中国应该公开明确自己的行为参数，向外界表明中国并非如同某些西方国家所断言的那样，是为了维护自己在叙利亚的特殊利益。中国的立场是基于（1）《联合国宪章》作为当前国际体系的基本文件无法为强制政权更迭的任何行动提供合法性；（2）中国反对某些联合国决议草案并不是因为这些草案是由特定国家或国家集团提出的，而是这些草案本身存在缺陷并需要完善。理由是历史教训早已表明，强制颠覆政权的后果从来都是更大范围更长时间的痛苦和灾难。

这一排序并不一定能够阻挡阿盟和西方决意绕开联合国直接以武力颠覆阿萨德政权，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应该满足于仅仅宣示自己的原则立场，从而在多年以后叙利亚像伊拉克和阿富汗一样成为不少人的伤心之地时，能够说上一句“早知如此”。

作为一个对于国际社会的安全与和平负有关键责任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除了投出否决票的外交举动外，还必须采取更为活跃的外交行动，将自己的外交原则立场“嵌入”到叙利亚问题的博弈过程中。

“嵌入”既是为了体现中国的外交原则，也是为了在未来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利益奠定基础，而这两者其实是不矛盾的。

在一个高度敏感且对中国特别重要的区域，倘若中国的形象是一个遥远的、只会照本宣科念几页《联合国宪章》的“无关人员”，则中国既无法为促进地区稳定作出任何贡献，最终也会导致在该地区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处于任人宰割的境地。不能维护原则的人最终也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小国可以对大多数事情待价而沽，而大国则必须维护自己的行为连贯性和逻辑一致性，因为信誉同样也是一个大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

而至于目前多数国家与中国意见相左，中国应该意识到，实际上大多数国家在联合国表达的与中国不同的意见并不意味着，国际社会已经形成共识要放弃《联合国宪章》，也不意味着这些国家将因此与中国拉开距离。即便对于最积极推动颠覆叙利亚政权的阿盟，情况也是如此。阿盟与中国的关系并非只受到叙利亚一个问题的左右，对于中国来说，加强与阿盟的关系最关键的肯定不是在阿拉伯事务上事无巨细都赞成阿盟的观点，而是耐心而持续地深化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特别是提高在阿盟的存在。

一个真正的朋友，是能够提出不同意见的朋友，而一个重要的朋友，是意见不只是说说而已的朋友。中国外交部副部长翟隽作为中国政府特使正在中东地区活动，传递的正是这样一些信息。

本文选自新华社《国际先驱导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