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7年洞朗事件后，中印两国建立了领导人非正式会晤机制、推动了双方多领域一系列共识的达成。不过，和中国对印政策立足管控分歧的积极取向不同，印度对华政策呈现出明显的两面性：一方面，印度对华经济合作诉求持续增强；另一方面，印度中国机会主义、实用主义外交动作频频，在一系列涉及中国核心及重大利益问题上不断发出强硬信号或者采取对抗性动作。印方以越线蚕食为主要实施手段的“前进政策”导致2020年6月中印两军在加勒万河谷地区爆发流血冲突，酿成数十年来双方边界争端的首次人员死亡。

中方专家学者在关注中印关系2020年以来的态势趋向时，首先要对一个具体问题作出分析，即为何自2017年洞朗事件以来中国对印释放的善意没有获得预期回报。这个问题的判研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中国未来对印政策是转向强硬，还是增大合作力度。不仅如此，对政策失效原因的解释还将影响到学术界对中国外交战略的一个理论性问题的认识。崛起大国在面临来自多个方向的战略风险时，渴望稳定次要战略方向。因此，崛起国在次要方向往往表现出风险厌恶型的行为偏好。然而，通过对洞朗事件以来中印互动的考察发现，次要方向风险厌恶型策略的正向收益并无法仅因为预期目标合理而自动获取。风险厌恶型行动策略导致风险增大的可能性同样存在。如何避免事与愿违的情况出现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一、学术界对近年来中印关系发展和演变的研究

2020年边界冲突发生后，中国南亚学术界迅速掀起了对相关事态政策讨论和学理分析的热潮，研究主要集中在印度为何拒绝回应中国释放的合作性信号，转向寻求和中国在多领域对抗。中国学术界和政策研究界对此提出多种解释方式，主要从当前印度国内外形势变化视角出发，把印度对华政策的变化作为印度外交政策受某些外部因素影响而调整的因变量。

与此同时，学者们也试图从印度对华认知变化的自变量视角解释问题。较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随着中国的迅速崛起和影响力的增强，两国的实力差距引发的担忧促使莫迪政府在对华政策上更侧重对冲而不是合作。另一方面，印度外交具有其自身的连贯性和继承性。印度独立以来，大国权势和安全利益追求成为其对外战略的一条主线。其根本不仅在于印度一以贯之的现实主义传统，还在于其将大国梦想演绎为国际政治宿命，并据此指导对外政策。

印度相关学术界和政策界将注意力主要放在讨论中国行为的动机和诉求上，认为是中国在边境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导致双方对抗的加强，中国的态度可能不仅仅是出于对中印边境西段的担忧，而是为了创建出一个更宏大秩序并锚定印度“附属国”地位。因此，在边境稳定被打破的情况下，印度被迫加强边境在高原全年部署、大幅增加了国防开支，所以中国强硬态度的目的很可能是迫使印度把国内资源分配转向军费开支，从而脱离原本可在未来几十年内在经济上挫败中国的轨道。双方在冲突责任方面的认知对立并不能掩盖两国学术界和政策界在分析方式上存在的近似之处，双方都倾向于检讨对方政策调整给双边关系带来的影响，而不是从过程建构的角度去分析问题。

二、从洞朗到加勒万：中印边界争端的重复博弈分析

将2017年以来的中印边界争端理解为不完全信息可观察行动动态博弈过程，可以把中印博弈划分为如下三阶段。第一阶段，印度挑起洞朗事件，中方作出应对。最终经过长达60多天的对峙后，双方在现地脱离接触，恢复了稳定态势。在这一环节，双方都在观察对方的行动，用对方的行为推测对方的动机和支付期待，展开不完全信息下的博弈。问题关键在于，双方对洞朗对峙的损益计量，并未遵循共同的评价标准。

在博弈的第二阶段，中方认为既然中印双方成功避免了冲突升级，而且在冲突之初，印度总理莫迪表明了与中方举行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以解决问题的意愿，中方应该鼓励印度的对话意愿。基于此，中方采取强化合作策略，本意是争取印度在合作道路上更进一步，将避免冲突的消极合作意愿化为多领域对接的积极合作意愿。然而，印方并没有基于中方释放的合作信号而得出符合中国期待的解读。相反，深受考迪利耶《政事论》传统影响的印度人民党精英并不认同互利共赢的合作逻辑。印度进入2020年以后的对华策略也表明，印度对中方合作策略的回应是建立在印度强硬的对抗手段将能为印度换取更多收益，至少能迫使中方更加展现合作姿态的预期基础上的。同时也应看到，印度对中国合作性策略的对抗性应对也同洞朗事件后中方并未停止在实控线中方一侧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作有关。

在博弈第三阶段，印度一方面根据博弈前两阶段结果认为中方在印度的对抗意愿面前将会选择采取更加合作的姿态，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正在凭借综合优势改变实控线现状。因此，印方改变了合作策略转而诉诸主动冲突，最终引发了自2020年4月一直持续至今的中印边界西段系列冲突。这一阶段，印度的支付期待是中国会像洞朗事件一样在对抗一段时间后选择对印度进行安抚。但让其意外的是，中国并没有重复洞朗事件的克制策略，相反展示出了强大的对抗意志。中方的策略转变可以解释为：中方观察到的印方行为既是对中方合作信号的抵触，也是试图复制洞朗事件中试图通过主动挑衅捞取利益的企图，如果不加以及时阻止，中方的善意将成为印度更大野心的起点。

三、中方合作性策略未能奏效的原因：支付结构视角

通过对从洞朗到加勒万河谷的中印三阶段博弈比较发现，中印两国之所以采取不同的博弈策略，是因为双方对博弈支付的预期，即对博弈成果的期待存在巨大差别。中方追求的是中印关系和中国西南战略方向的稳定状态，并不关心这种稳定状态对博弈双方的长期力量对比关系会产生何种影响。而印度则更加关心中印博弈任何一个阶段双方的支付结构对两国相对位次的影响，关注的是中印博弈的任何一个阶段结束后，印度相对于中国在下一阶段博弈态势是否更加有利，是否处在更加占据优势的相对位次上。

双方对支付结构的不同预期体现出双方对两国关系认知方面存在的近乎本质的差别。中方认为通过采取合作性策略可以安抚住印度，是基于对两国实力对比明显不对称的认知。而印度对中印关系的理解首先来自于对国际地位的自我认知，双边力量对比关系受到国际格局的影响和修正。莫迪第二任期开始后，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评估明显更加乐观。中国可以拒绝也可以接受印度的主张，但无论如何，中国不可能在坚持中国对印关系定位和定性的同时，仅依靠当前的合作策略换取印度对中国心态的赞同。

四  结论与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可以预言随着印度对自身国际地位认知的不断演变，中印合作的基础不会日益强化，而是将不断削弱。由于中印关系是中国次要方向上需要应对的问题，中国的策略调整受到成本约束、风险防控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在调整对印博弈策略时，需要避免陷入以主观期待替代客观环境、以希冀目标做为可能前景、以中国外交思维模式推测印方战略想定的思维误区。

首先，中国需要避免在解决边界问题与稳定中印关系之间关联作用方面可能存在的认知偏差。实际上，中印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国际层面的政策认识分歧不是由中印边界争端造成的，其本质来自于中印双方都认为自己是崛起大国、但处于不同的崛起阶段。尽管印度在几乎所有衡量综合实力的数据对比上都落后于中国，然而印度认为中国正处在被当前国际体系的霸主国家打压的困难时期，这给了印度发展壮大自己的机会，也使得印度在挑衅讹诈中国时，不太可能遭到中国的全力反击。以解决边界问题作为稳定中印关系主要手段的想法，恰恰陷入印度豰中。

其次，中国需要防止过度忧虑中印关系恶化将导致中国面临两线作战局面的风险。避免战略的主要方向和次要方向同时陷入争端、从而面临两线作战困境，的确是国家战略制定与实施的基本原则之一。但这并不能直接推导出在主要战略方向压力加大的时候，在次要方向上只能执行拉住、稳住的克制政策。需要看到，拉住对手和稳住对手是两个不同概念，需要不同的实施条件以及实施手段。拉住对方意味着向对方提供有吸引力的合作筹码，使得对方渴望获得这些筹码而与我方保持合作。稳住对方则除了上述策略外，也可以采取向对方发出警示信号，让对方感受到我方能够给对方造成重大损失的能力，从而不敢轻易挑衅。以当前中印关系论，中国不具备拉住印度的主客观条件，但稳住中印关系的选项是存在的。中方完全可以利用印度与周边国家的矛盾、对印度采取牵制性行动。

最后，中国要着力避免陷入对印工作以防止美印接近为要务的思维误区。需要看到，无论中美关系如何，也不管中印关系怎样，美印关系都会走近。这是由印度崛起的阶段、路径以及美国全球战略决定的，不以中国对美、对印政策为转移。中国只是美印关系的一个影响因素，并非决定性因素。即使中印关系恶化，除非出现大规模战争等极端情况，否则印度战略决策阶层很难下决心投入美国怀抱。而大规模战争对于中印两国来说，都不是现阶段理性的选项。概而言之，中国对印策略应避免自我设限，从实际出发考虑多种政策选项，充分发挥中方国力优势，追求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均衡状态，体现承诺和威慑的策略效果，防止印度以势胜力的图谋得逞。